孙佳山：《西游记》——国民IP的当代命运
近日随着电影《悟空传》的热映，“西游”题材IP改编问题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街谈巷议。如果说，以小说《西游记》为中心的“西游”题材影视改编作品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具有《星球大战》系列式的意义，应该并不为过。自16世纪诞生伊始，《西游记》在中国社会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与另外三部作品共同支撑、映衬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
的确，其“人畜无害”的内容和风格差不多在任何时代都能被接受。也正是基于此，进入到20世纪之后，从小说到电影、从电视剧到游戏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改编作品、衍生品呈现出了加速度式的井喷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将其定位为我国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的最大国民IP，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在影视领域，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经典性的、里程碑式的“西游”题材改编作品出现。现存的“西游”题材的最早电影作品是1927年的《盘丝洞》。1941年的《铁扇公主》则是中国和亚洲第一部、世界第四部长片动画电影。1961年的《大闹天宫》更是一举奠定了那个阶段的中国动画电影在世界电影史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的《金猴降妖》，特别是《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更是在当时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收视效应。从世纪之交至今，又出现了《宝莲灯》《大话西游》系列，也包括2015年在社交媒体引爆话题效应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西游”题材影片在每个历史节点都能有效地牵动时代的脉搏。
也正因如此，每当有“西游”题材的影视作品面世之时，便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程度的争议以及非议。在不同年代、不同媒介环境下的不同“西游”题材作品，使得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着各自的西游故事，这也使相关题材影片一直不得不面临着只有这一级别的国民IP才有的众口难调的巨大压力。
2017年春节档上映的《西游·伏妖篇》，因为身处在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口碑不佳也几乎成了这个阶段相关题材改编影片都难以逃脱的命运。
所以，如何看待《西游·伏妖篇》——“西游”题材影片所携带的相关问题和征候，就不仅仅是在考察以“西游”题材为代表的国民IP在今天的命运，更意味着2016年中国电影在经过近十年看似狂飙突进式的暴涨周期之后几近停止增长、暴露出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残酷现状下，如何认识、反思中国电影下一阶段发展模式和路径。
一、“西游”题材的现代意义
明清年间的“ 四大名著” 在其诞生之后的三四百年时间里，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内嵌式地卷入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也在漫长的20世纪逐渐标示出了中国民间社会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四个不同面向，在今天差不多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象征和代表。
然而，为何单单《西游记》在“四大名著”中受到如此程度的偏爱和垂青？《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重播纪录，其播放次数甚至超过另外三部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影视剧的播放次数的总和。如果仅仅归因于其内容、风格上的“人畜无害”，以及影视视觉呈现意义上的技术原因，那显然是避重就轻，远没有真正触碰到20世纪文化脉络上的《西游记》问题。“西游”题材影片自面世之初，其实就深陷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焦虑结构中，而孙悟空形象的变迁则是其中的中心线索。
正是因为《西游记》的独特地位，以《西游伏妖篇》为代表的所有“西游”题材影片都首先要面临是否符合原著、尊重原著，再具体一些就是孙悟空像不像孙悟空这类的循环拷问。而一提起孙悟空，一般中国人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从《大闹天宫》到《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中的“美猴王”形象，并且将那个形象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孙悟空形象的原型和范本。确实，从《大闹天宫》到《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中的“美猴王”形象实在太过家喻户晓。
这也是从《大话西游》系列开始，相关“西游”题材改编影片开始饱受争议的最直接原因——假如孙悟空都不像“美王”了，那么《西游记》的“味道”是不是也就变了。
眼下对于《西游·伏妖篇》呈现出极端两极化评价的焦点，就集中在上述问题。在《西游·伏妖篇》的支持者看来，除了由韩国团队制作出的眼花缭乱的、具有当代文化工业水准的特效之外，一个着重被强调的理由就是《西游·伏妖篇》更符合《西游记》原著，并做到了援引《西游记》的原著来佐证。
这足以让很多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感到困惑：如此“暗黑”的、被冠以所谓“哥特”风格的西游故事，怎么能比有着经典“美猴王”形象的系列作品（《大闹天宫》以及1986年电视剧版《西游记》）更符合原著？这似乎太不符合“常识”。在这里，问题也就开始逐渐显现：我们今天所默认的《西游记》的“味道”，也就是孙悟空的“美猴王”形象究竟从何而来？其自身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化逻辑和沿革脉络？这都是我们今天讨论《西游·伏妖篇》的基本前提。
早已深入人心的“美猴王”形象诞生于1960年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1961年、1964年的《大闹天宫》，“美猴王”鹅黄上衣、豹皮短裙、红裤黑靴的经典造型自那时起开始，后世所有的“西游”题材影片，即便是到了今天个个大尺度、颠覆性改编的历史阶段而言，都不得不直面这具有“原典”意味的定型形象。众所周知，从1840年开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身份认同，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内在地构成了贯穿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一条主线。
1955年，特伟先生提出的“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也不过是以动画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艺界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回应。上世纪60年代的那些“西游”题材电影，就是在充分搜集传统美术、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不同艺术领域的素材，包括对京剧、绍剧等地方性戏剧、戏曲形式进行“打捞”和“提炼”，力图通过对这些具有足够“民族形式”的要素改编，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期构建出可以面向未来的文化认同资源。
尽管60年代那一系列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携带有当时年代“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政治气息；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再回过头看，客观地说，那个年代以“西游”题材改编为代表的“民族风格”的艺术探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闹天宫》的横空出世更是一举奠定了中国动画电影在世界动画电影史上“中国学派”的历史地位，其国际影响力也远超今日之想象。
日本动漫泰斗手冢治虫就一再声称自己受到了从《铁扇公主》到《大闹天宫》的中国“民族风格”探索的启迪，连战后日本精神世界的重新构建，都有着来自中国的“民族风格”实践的文化参照。在万籁鸣诞辰纪念之际，谷歌都在官网首页标识上挂出“美猴王”的头像以示缅怀。
二、“西游”题材的“影响的焦虑”
通过对上述“西游”题材影片的现代脉络的梳理，可以大致掌握《西游·伏妖篇》所必须对话的“潜文本”，这些“潜文本”对《西游·伏妖篇》有着直接对应式的“影响的焦虑”。如前文所述，经过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西游记》在20世纪中期完成了意义生成的现代转换。这一“过于”成功的现代性转换烙印性地奠定了今天对以孙悟空为代表的西游故事的“常识”认知，这种“常识”反而使我们忽略了《西游记》的“史前史”。
《西游记》的出现有着丰富的历史维度，既取材于《大唐西域记》这种官方典籍，也经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前身不断演化，并吸收了杂剧、话本、志怪、传奇等多层次的通俗文艺资源，在民间广为流传，各个地域的各式各样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失版本则多达13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艺术门类对“西游”题材的“打捞”“提炼”并不是面对一个固定的文本。
《西游记》事实上是一个半开放性的、复杂的、多样的文本集合。也正是由于其呈现出了杂剧、话本、志怪、传奇等多重通俗文艺形态，在人物形象设定上与我们熟悉的《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作品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原始形象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风格”实践所奠定的形象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尤其是孙悟空，尽管在原著意义上也有着出神入化的各项功夫技能，但在价值序列上则远远没有今天这种压倒性的地位。
可见，《西游·伏妖篇》的支持者所提出的更符合原著的说辞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在例证上是自洽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判断一部改编作品成败的标准，肯定不能停留在是否符合原著、尊重原著这种最为基本的初级层次，单纯符合作为文本集合的《西游记》，最多只能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本身不可能为中国动画电影获得“中国学派”的尊重。能否通过改编，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孔和情感图谱，有效地回应所在历史周期的文化主题，才是判断一部改编作品成败的关键。
与其说“西游”题材改编的“影响的焦虑”来自作为文本集合的《西游记》，还不如说这份“影响的焦虑”来自外部，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始至终都来自美国。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世界电影格局初具面貌的阶段，中国电影就必须至少在商业电影的逻辑上回应来自美国的挑战。1925年2月，美国电影《巴格达妙贼》（又名《月宫宝盒》）因为有了当时领先的技术制作水准和视觉效果，给那个年代的中国电影观众造成了远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好莱坞大片所带来的震惊体验。中国电影界为了在神怪片类型上予以正面回应，“西游”题材就成了最为现实的艺术资源抓手，现存的1927年的“西游”题材的最早作品《盘丝洞》就是这个脉络的产物。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西游热”，就是来自美国的“影响的焦虑”的直接结果。在“五四”之后的话语逻辑下，对“西游”题材的现代价值提升也从那时拉开了序幕。这也是从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到《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的经典“美猴王”形象的“史前史”。
而今，随着20世纪中后段的全球文化转型，对于“西游”题材的改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从制作到内容还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那么到了世纪之交，再重复以“美猴王”为代表的西游故事和类型，则显然也不能适应卫星电视已经充分普及、院线制改革已经启动的本土实际环境。
从这个角度而言，两部《大话西游》在中国内地的“意外”成功则顺理成章，看似非常“不正经”的周星驰版孙悟空在港台、东南亚地区没有掀起太大波澜的情况下，一下子“撞”上了中国内地70后、80后的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以《西游·伏妖篇》为代表的这一波“西游”题材改编影片所必须对话的最直接的“潜文本”，毋宁说就是这两部《大话西游》。无论是更为“暗黑”的故事基调，还是更为“哥特”风格的人物形象，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校”的结果。
无论上一代人是否愿意面对，更具“民族风格”以及“解放”意义的“美猴王”形象，在这个被命名为后工业消费主义的时代，已经讲不出具有普遍情感共振的西游故事。从两部《大话西游》到《西游·伏妖篇》，这一波“西游”题材改编影片正是要在上一个历史周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演进方向，而这一方向“恰巧”重访了西游故事的“史前史”，只是不知道它算不算是这个时代的宿命？
三、 “西游”题材的世纪轮回
说到宿命，《西游·伏妖篇》被放置在2017年的春节档并不是偶然。1927年的春节，也就是整整90年前，《盘丝洞》同样选择在大年初一上映。“西游”题材选择在春节档放映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被发明”的传统。所以，今天再回首“西游”题材的改编历史，就有着清晰可辨的世纪轮回，而且《西游·伏妖篇》也有着和《盘丝洞》非常相近的历史境遇。
正是《西游·伏妖篇》的前作《西游·降魔篇》在2013年春节档拿下了12.47亿元票房，《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相继出现在了2014年以及2016年的春节档，票房也都突破了10亿元——春节档已被视为稳赚不赔的档期，于是不仅有了2017年的《西游·伏妖篇》《大闹天竺》，就连2018年春节档也被《西游记之女儿国》提前两年就预定。如上文所提及，《西游记》原著版本章节众多，丰富的内容含量也为“西游”题材的改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中的“盘丝洞”“大闹天宫”“女儿国”等故事，也被后世改编影片所不断选用。
近年来，以《西游·伏妖篇》为代表的改编影片已多达三十部左右，并且已经出现多个自成体系的系列电影。除了周星驰已经明确提出在《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之后还有续集以外，刘镇伟在2016年也推出了号称“终结篇”的《大话西游3》。而预定了2018年春节档的《西游记之女儿国》则与郑保瑞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同属一个系列——在当下已经出现了“西游”题材改编影片的新一轮高潮。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古装、神怪、武侠片为主的一次大规模资本投资热潮中，由于《盘丝洞》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一度出现了将近三十部左右的“西游”题材改编影片，还有上百部类似题材神怪片。《盘丝洞》的出品方——上海影戏公司也曾计划将《西游记》制作成十集的系列电影，并推出了第二部《芭蕉扇》的相关信息。
然而，与今天中国电影的现实处境非常类似，在那一轮资本投资热潮中，一方面，当然有着《盘丝洞》等作品取得的光鲜成绩；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中国电影也和今天一样如履薄冰，例如，被视作与《盘丝洞》组成一个“西游”题材系列的《芭蕉扇》就中途流产。因为当时国内的院线大多集中在上海等少数大城市，还不具备区域性的集群效应；所以，和今天的中国电影产业非常类似，票房在高速增长之后“突然”放缓，而资本投资热潮所带来的相关高昂制作费用，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在这种局面下，电影市场的走向也就显而易见：不仅大部分中小规模的电影公司迅速破产，就连推出《盘丝洞》的上海影戏公司也因为当时的大制作《杨贵妃》的票房惨败而血本无归。在不出所料的一地鸡毛之后，“西游”题材改编影片的进一步探索也随之戛然而止。
以史为鉴, 中国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惨痛教训，应该足以映衬出今日新一轮“西游”题材改编影片高潮中的众生相。《西游·伏妖篇》尽管在本文写作之时便已经突破16亿元的票房，超过了前作《西游·降魔篇》的12.47亿元，打破了预售票房、IMAX票房等一系列纪录，也毫无悬念地预定了迄今为止“西游”题材影片的历史票房纪录；然而这种“刷数据”的节奏是何其似曾相识，2016年中国电影的票房神话正是在这种“刷数据”的高潮中“突然”破灭。
在号称30亿元的保底发行的名义下，《西游·伏妖篇》的出品方多达21家，其排片率一度接近40%，在线售票平台更是为之付出了2017年“票补”的至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西游·伏妖篇》的光鲜数据背后，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在支撑，这远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资本热潮更为极致、更为疯狂。
《西游·伏妖篇》的成功会不会是当年《盘丝洞》式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按照这个节奏，是否会促进中国电影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否会推出更多、更好的高品质“西游”题材改编影片？答案已经毋庸多言。
无论是《星球大战》系列，还是《哈利·波特》系列，国民IP的养成不仅需要完整的世界观设定、庞大的架构体系、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和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更需要完善的文化工业体系支撑和长远的制作规划精耕细作。从这个逻辑而言，一国的国民IP，不只是一国国民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坐标图，更直接考验着这个国家电影行业方方面面的平均素质和基本水平，是一个行业智慧的结晶，更是一国文化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西游”题材的改编创作可能还会进一步井喷，并将有好莱坞等中国电影之外的强势力量持续进场，也一定还会受到更多领域的关注和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议。在这场资本盛宴中，能不能将以“西游”题材为代表的中国故事创造成中国的国民IP式系列作品，会是在将来历史地回望、考量这个时代的核心指标。
结语：国民IP的当代历史挑战
张承志在他的《火焰山小考》中这样写道，“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中华民族遭遇什么样的劫难或者波折，孙悟空和《西游记》永远是中国的属物，它让中国人对空间、对风景的想象更加深沉了。
”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转型中，围绕着《西游记》的相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事实上已经根植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情感、认知结构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就连世界领先的我国暗物质探测卫星，都被命名为“悟空”，足见“西游”题材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位置。
从1927年的《盘丝洞》开始，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已经过了上百次的改编，《西游记》文本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性、多义性乃至自反性，使其甚至可以用颠覆自身的方式来适应不同时代的多样性需求。
因此，对《西游记》文本的每一次的重新书写与描绘，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话语场域内博弈和协商的结果，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都在以不同的“历史蒙太奇”的方式，被投射到银幕上的西游形象中。
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后现代转型，以《西游记》为代表的“四大名著”所构建的古典世界及其价值观，也将由现代的、后现代的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后工业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重塑和重写。
这虽然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式的发展历程，但无论如何，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到来。我们必须讲好我们这个年代的“西游”故事，因为在眼下，经过20世纪的广泛传播和辐射之后，《西游记》已经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跨区域、跨种族、跨代际的影响。
有消息称，2020年东京奥组委也在考虑将深受我国《西游记》影响的动漫作品《龙珠》中的孙悟空形象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吉祥物。这条消息无论是真是假、是否最终成型，在发展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通过“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播正面国家形象的当下语境，以《西游·伏妖篇》为代表的这一波“西游”题材改编高潮，能否承担起这样的时代文化责任？能否完成《盘丝洞》《铁扇公主》《大闹天宫》《西游记》（1986年电视剧版）《大话西游》等作品在各自时代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这或许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IP的《西游记》在当代所无法挣脱的最大历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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