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一个基层连长眼中的南昌起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这几天，以南昌起义为故事题材的主旋律《建军大业》正在热映。看着片中一众小鲜肉的表演，我想到了之前读到的一份当年参加了南昌起义老兵的回忆录。这个老兵叫李亚民，起义时也是一枚小鲜肉，任贺龙所率第二十军二师步兵四团三营六连连长。他的回忆录，为我们认识90年前那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暴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中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南昌起义。

一、下层官兵以为是“东征讨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治”。6月，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分三路出兵“东征讨蒋”。7月中旬，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做出“分共”决定，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并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此前后，中共自己也在秘密计划发动起义来挽救革命。譬如，6月17日、20日，中共中央两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在湖南实施暴动的可能性，甚至都已经商量好了具体的起义计划与分工，由周恩来指挥，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只好放弃。以上是南昌起义的背景。

南昌起义前夕，李亚民所在部队驻在湖北黄石港、石灰窑一带。一天晚饭后，贺龙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们要出发打仗了。”有人问，是去“打南京的反革命蒋介石？”贺龙对部下的提问不置可否，他只是笼统地说：“这次行动只说东征，而究竟到哪里，这是军事秘密。如果有人要问你们开到哪里去，就请他来找我贺龙！”实际上，对于发动起义这样的重大决策，当时不仅连以下官兵不知情，连贺龙本人也还不太清楚。

最早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是在1927年7月中旬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共产党领导的或接近共产党的部队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2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迅速南下，占领广东，取得通道，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行北伐。这项决定，当时连党员都还不是的贺龙不可能知道。会后，各路人马组织部队向南昌集中。贺龙部应该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得到消息，前往南昌的。

贺龙真正得知起义消息，是在7月28日，周恩来前往其军部，告知他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并征询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态度坚决的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

李亚民等人与部队一起从黄石港乘船东下，经南浔路于7月28日到达南昌的牛行车站。他所在的四团驻在沿江车站附近。他的部下议论纷纷，“东征”怎么跑到南昌来了。李亚民自己也“有些疑惑”。

31日晚，他所在营营长王炳南突然召集全营连长到江边，神情激动地说：“今晚有情况，各连结合队伍到江边警戒，不许吹号，要肃静。”接着又讲了几条注意事项：不许在木排上洗澡和睡觉；不许城内的军队夜晚过江；防止上游来敌人。队伍按命令在渡口部署完毕后，王炳南与四团团长贺文选来查看警戒线，这次明确告诉了几位连长：晚上要缴城里反革命军队三军、六军的枪（属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管辖），接着交代，队伍全部用白手巾系在左胳膊上，十二点行动，并再三强调，行动时不要乱打枪，进城后不许到老百姓家去。李亚民率部潜行到车站附近的巡防队院外竹篱下，等待城里统一信号。

“趴”，一声枪响从南昌城头传来。李亚民率部立即高呼“冲啊”朝天打了两枪，士兵们冲进院内，将还在睡梦里的敌人全部俘虏。天亮后，李亚民所在四团全部结合过江，进入南昌城内。大街两边商店都紧闭门户，没有行人，墙上贴满“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等标语。次日，营党代表来通报说，成立了劳农政府，贺龙是主席团成员、起义军的总指挥。全连欢腾，都认为打倒蒋介石，这回是成功了。

二、起义部队刚出南昌就分裂了

据李亚民回忆，8月5日，他们从南昌进贤门出发，按原定计划向广东进发，沿途写有“打到广东去！”、“杀回广州去！”等标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义部队竟然出现了分裂。这就涉及到起义部队的构成。

参加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构成如下：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还有受叶挺指挥的蔡廷锴的第十师。蔡部中，第三十团全团团长以下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其余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有不少共产党员。

蔡与叶挺私交甚好，故也参加了南昌起义，所部在起义中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解决南长城外老营房一带的敌军。在贺龙部教导团、第六团的配合下，他们对敌“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了战斗”。蔡廷锴本人并没有参加，他在起义后抵达南昌，担任起义成功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成员，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共三个军，蔡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第九军军长朱德，不过只是光杆司令，底下没有一支部队管辖。

起义军南下后，蔡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发，任务是“三天内占领抚州。”蔡廷锴抵达离南昌六十里的进贤县时，即已考虑与起义部队脱离关系。他认为，如果随叶、贺返粤，叶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信仰不同，不会合作到底。只有先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再作第二步打算。于是他决定实行“分共”，对其部队里的共产党员，他采用“礼送出境”的办法，给每个共产党员发薪饷，安排人护送离队。随后，他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决定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等处，等待时局变化。会后即发表了分共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共产党。

对此，聂荣臻后来回忆，如果起义前委能够早点做工作，起码能够把蔡部一部分共产党员较多的部队争取过来。起义胜利后，也没有及时进行整顿，反而让蔡部打前锋，这才导致出现了“进贤分共”的局面。因为蔡廷锴部的分裂，所以起义部队行进到临川进行了整顿，将部分非共产党员的营、团指挥员调离原岗位，改由党员干部担任，加大了对部队的掌控力度。

蔡廷锴分裂行为后果有多严重，刘伯承后来分析，如果保存第十师到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此语有点想当然之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夺取大城市，建立城市根据地，没有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从当时国内政治和军事大环境看，即使蔡部不分裂，南下本身也是困难重重，后来广州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不过无论如何，蔡廷锴部队的分裂，使本就不太强的南征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给南下的起义部队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正规军竟然打不过民团

蔡廷锴部脱离起义军后，其余起义军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南进途中，由于撤离时比较仓促，加上酷暑远征，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8月7日抵达临川时，总兵力由起义时的2万余人减少到约1.3万人。与此同时，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集钱大钧部在会昌附近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向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经过艰苦战斗，起义军以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击溃了钱、黄两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改变行军路线，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8日，在汤坑（今丰顺市）与陈济棠、薛岳等优势兵力遭遇，激战两天，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向揭阳撤退。

汤坑一战，起义部队被打乱。据彼时担任起义军政治部秘书主任的李一氓回忆，他们跟随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一起行动，与起义军主力失去联系。当时的部队组织比较松散，纪律也不严格。他向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反映时，刘伯承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他指挥不了什么人。各部队互不统属，行军速度很慢。

10月4日，他们行军到揭阳流沙，附近的一个山头上有人朝他们开枪，人数并不多。但当时没有指挥员出来指挥部队行动，没有部队担负掩护，也没有部队组织向山头反击，部队乱作一团，各不相顾，狼狈之状可以想见。等到了黄昏，李一氓的身边除了一个参谋团和几个潮州同志以外，更无别人。后来得知，袭击他们的是当地的地主武装民团，人数并不多，武器也不好，但起义军还是被他们打散了。

一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部队竟然被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都处劣势的地主民团打得毫无抵抗之力，这样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匪夷所思。但当时这支身陷重围、疲于奔命的起义部队的确已如惊弓之鸟，为躲避敌军，他们只在乡间小路或山里小道上穿行，有时一天只能喝上一顿稀饭，加上疟疾流行，药物缺乏，失败情绪笼罩部队。很多人认为，连叶挺、贺龙的主力都失败了，剩下这点人能成什么事？成班成排的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逃走，到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合时，南昌城走出去的起义部队只剩下约800人。

回忆是为了铭记过去，启示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一种强大与生俱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发展历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坎坷。起义虽然军事上失败了，却在军事组织与领导上给正在探索领导军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启示。

起义时，除叶挺外，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内都是政治工作人员，连师团级指挥员都没有，军事上主要靠几个有直接指挥权力的师长或团长，士兵党员更是极少，支部无法建立在连队，导致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够强，面临逆境时容易乱作一团。有了这些宝贵的教训，才有了后来的“三湾改编”和“支部建在连上”，才有了党指挥枪和听党指挥这个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支军队最终凤凰涅槃，发展成今天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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