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一个清华人与“自由”北大人对“创造力”的不同解读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侯峰】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该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题为《推动和捍卫自由》的演讲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张教授广征博引，引经据典，论证“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然而从站在科研一线、日夜拼搏的理工科人的角度看，科技创新的规律远不像张教授断言的“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线性、必然的逻辑关系那么简单，其罗列的数据，似乎也无法得到科学常识和世界科技发展史的佐证，值得商榷。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充满激情地说，“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张教授纵贯几千年，借古喻今，不仅表达对“中国体制”的不满，更是在鞭策即将走向社会的北大学子认识到“自由”的无比重要性，可谓用心良苦。张教授以“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作为演讲的结束语，明显是要人为地为北大年轻学子的心头刻上北大自由卫士的印记。
有些北大学人崇尚自由主义的学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也不失为一种风范。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捍卫自由更是理所当然。然而，一名经济学教授，仅凭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发明创造”出自认为亘古不变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并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试图强加给学生，更赤裸裸地“威逼”称“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本身似乎就已经背离自由主义的精神。
北大什么反应，笔者寡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北大官方、北大主流民意，北大理科界对张教授“创造力”逻辑反馈的文章。作为一个毕业许久的“清华人”，斗胆冒昧地从理工科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关系
2017年2月1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连续23年登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位置，台湾自由度排名第11名。2016年美国媒体曾这样报道：《全球人类自由指数 香港夺冠 中国几乎垫底》，在这个自由指数排名中香港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台湾保持第14位，中国大陆排名第144名，垫底。
如果“经济自由度”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自由”程度的指标，那么依据张维迎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两岸三地的“创造力”，至少是经济/商业的创造力，势必与这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有某种相关性。然而，事实证明，近几十年在经济上取得惊人成就的恰恰是中国大陆，深圳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香港台湾则乏善可陈。
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链条在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经济体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断裂。
1. 科学创造和“自由”有多大关系
也许有人会分辩：那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的排名，和张维迎说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深圳那些高科技企业，也不见得有多少“商业创造力”。那好，就让我们把商业创造力、企业家精神统统放到一边，回到大众心中更容易与“创造力”挂钩的科技发明上。
张教授认为，“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而且归罪于“中国体制”。那么中国香港、台湾的制度与内地/大陆不同，算不算“中国体制”？港台为何并没有如张教授所预期的，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为人类重大发明有所贡献？还是说，张教授认为港台有重大发明，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莫非张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不适用中国香港、台湾？
其实每当论及绝对自由，世人第一个想到的必是比港台更“自由”的索马里，那里无政府，奢谈计划经济，完全没有“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障碍，思想、言、行都可以自由的飞翔，按照张维迎教授的定律，索马里才应该是人类“创造力”的天堂？
2. 中国经济学人不学习现代科技发展规律的常识？
张维迎称“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搞明白万有引力定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值得称道。然而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真正想搞明白现代科学创新的机理，不深入科学实践坐几年科研冷板凳，很难理解什么是科学“创造力”。
日前一篇有关核能的一项技术创新的报道《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CAP1400研发成功》，比较具体地反映出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什么。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首先，要继承前人的技术积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美国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攀登得更高；
第二， 拥有相关的工业基础，产业链条，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全国2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两万多名科研人员、长达九年的共同努力”；
第三， 巨额资金投入，“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
第四， 中国特色，公有制政府强大的配置资源、整合集成能力，“在国家能源局牵头组织、国家核电牵头实施下，包括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东方电气、中核、中广核、中核建、三一重工、宝银、沈阳远大、江苏海狮等150余家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内知名高校；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30余家研究院所，近2万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均参与到CAP1400研发工作中”；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场需求。
正是由于国家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新中国建国以来拥有战略意义，不断延续的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公有制高效配置资源和政府强大集成能力，才有中国核电技术像中国高铁一样的跨越式发展，并开始向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知识产权的核工业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核能市场拥有话语权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赶超直接或间接导致美国西屋核能技术受到空前挑战，波及经营领域，终于在东芝并购数年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3. 世上任何一国战略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政府计划和举国之力
张维迎一贯反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恐怕不只是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的认知问题，而是某些经济学人对科学技术、对科学家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尊重，远远超出学术之争，俨然一种意识形态高于科学的傲慢心态在作怪。
建议那些认定重大发明都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配置资源扼杀人类创造力的人去跟钱学森、“八六三”计划建议者那样的战略科学专家共同从事科研活动一段时间，体验科学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体会到苏联太空计划把人类第一次送入太空，美国阿波罗计划使得人类嫦娥奔月的神话变为现实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两弹一星计划彻底扭转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所发挥出的不可替代作用。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依靠举国家之力的科学探索还衍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发明创造，像高温陶瓷、隔热材料、气垫鞋、尿不湿、反渗透法纯净水循环过滤技术、彩超、条形码、笔记本电脑、微波炉等，都是惠及民生的重大发明。
一个科技外行，只有虚心学习，了解现代科技发展的全过程，才不至局限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万有引力定律，或者听信苹果砸脑袋的故事，就认定发现了科学发明的普遍规律，认为所有重大发明都是靠自由的大脑灵光一现。
至于妖魔化“计划”两字，信口开河地称“人类所有重大发明没有一个是计划出来的”、“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的马甲”、“计划经济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落后是因为计划经济思维”等缺乏科学常识的所谓“主流经济学” 最时髦的观点。
通过阿波罗计划，美国建立和完善了庞大的航天工业和技术体系，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数据传输与通信、光学通信、高性能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遥科学、自动化加工、超高强度和耐高温材料、生物工程、医药与医学、深空测控、大推力运载火箭等。从阿波罗计划衍生出来的高新技术，在美国的军事和民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延伸、推广和二次开发，形成了一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发达国家大学里研究型教授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写研究计划书，用以申请政府或非政府的研究基金。而科研基金都有强烈的计划性政策导向，政府研究基金更加重视扶持远离市场、少有回报的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曾留学海外著名学府的文科教授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科研周期，多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吧。
4. 科学发明的门槛越来越高
人类认识自然有一个逐步积累，从渐进到爆炸式增长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发明处于感性阶段，任何一项发明都有很大的偶然性，进步非常缓慢。随着工业革命以后科学理论的出现，人类认识自然开始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有了本质的飞跃。然而越往后科学发明的门槛会越高，越来越依靠知识的积累、人才储备和科研的投入，而非所谓“自由”或“创新”等等口号所能企及。当今世界号称自由体制的国家多了去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强大的财力和政府扶持，几乎没有一个无论在高科技领域，或是基础科技领域有重大突破的。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在世界上都已经名列前茅。当欧洲、日本智能手机基本退出市场的时候，中国智能手机异军突起，已经形成中国、韩国、美国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明智的产业政策和雄厚财力的扶持。
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除了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首趟列车外，大多数时间是被别人剥夺了发展的权力。1840年以后工业化加速的100多年，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掠夺走中国大量的财富，仅战争赔款一项，列强就从中国抢去高达16亿两白银，导致中国从政府到百姓被劫掠得一贫如洗，根本没有余钱和精力大规模办教育，储备人才，工业化，更别提大量的科研投入了。
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出现井喷式成长，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废除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更离不开中国政府从扫盲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入手、完善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以及在最初苏联大规模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克服长期处在西方封锁、包围，恶劣地缘政治环境的外在困难，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教育和科研体系，以及包括核威慑能力的国防体系。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1840年以来被动挨打局面。
没有毛泽东时代普及基础教育、和那个时代培养的庞大的工程师、科学家队伍，没有基础工业的长期积淀，没有巨大的科研投入，思想再自由飞翔，其“创造力”充其量就是做梦娶媳妇那样肤浅的黄粱一梦。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人类进入知识爆炸阶段。如今仅中国一天的发明量，比工业革命前所有的累计发明数量还要多。
所谓“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这样的所谓统计数字被别有用心的拿来说事，充其量算是一种自我菲薄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并无实际意义。
理性反思：究竟是谁剥夺了中国的创造力，及其必需的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
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快车，当大清皇帝满足于物华天宝、太平盛世，迈着传统农业社会牛步的时候，西方科技革命已经用上蒸汽机，绝尘而去，的确值得中华民族从制度上、文化上和智慧程度等任何角度反思，为什么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没有从中国的地平线升起。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过度反思，总是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恨不能要“西方殖民中国300年”，中国才可能迈入文明社会，空谈没有所谓“自由”，中国将“无法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
历史事实是，二十世纪以前的大多数时间，中国乃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尽管后期西方技术上的突破，生产力开始大幅领先中国，但并非高不可攀。中国人只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凭借庞大的财力、物力、勤劳智慧的民族，完全有机会追上西方的步伐。
造成中国近代严重落后100年的致命因素，并非中华民族自身的原因。
1840年以前，中西方贸易中，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西方曾感叹，包括他们通过武力手段从全世界其它地方掠夺来的白银都流到了中国，这就是众所周知英国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起因。
即便清政府闭关锁国，凭借当年手中大量的贸易顺差积攒下的巨额财富，只要中国看明白西方的道道，加大教育、科研和工业的投入，追赶西方并非不可能。冷战后，在一个和平、相对公平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仅用时20年，就追赶上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战争，中国追赶西方的起点会早很多。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是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在朝鲜战场把战争挡在国门之外，从而再没有外力通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中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发展的两弹一星，中国拥有战略核威慑力量，彻底防止西方、日本使用战争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悲剧的重演。
民族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础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100多年里，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仅通过战争和讹诈手段从中国榨取、掠夺无数财富，仅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赔款”，就相当于清政府1900年代财政收入的十几倍，还不包括其它不平等条约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搜刮的大量利益，所有这些赔款和掠夺最终转嫁给全民负担。
中国政府与普通百姓被抢劫得一贫如洗，哪里还有钱办教育，发展经济，更何谈工业化、发明创造。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眼中只有迫切需要的食物，而非“自由”迸发出的“创造力”。
日本从中国掠夺去最多的战争财富，仅甲午战争赔款就高达两亿多两白银。日本用从中国抢来的不义之财实现了全民普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已经能够制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机和航母，而中国直到解放前，一辆汽车、坦克，一架飞机、一艘战舰都无法自主生产。日本很大程度靠得是掠夺来的财富而非所谓“自由”体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
从1895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日本通过战争的手段一而再地恶意打乱、摧毁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自由。
自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帝国主义用战争手段剥夺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世界上任何一个被殖民、被奴役的民族都不可能有创造力。中国当年虽然有自身的问题，但为何把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罪过转嫁给“中国体制”问题？
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亚洲，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确值得探讨和研究，而武断地认定，并企图借古讽今“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恐怕不仅是历史的认知和逻辑思维的问题。
到底是500年，还是100年
张维迎教授演讲中提到“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古早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或许是口误或逻辑上出了问题，这次张教授改成了“三百年”而不是前边所提到的“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前文提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西方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西方的硬通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为了平衡贸易，采用最无耻的手段，用武力胁迫中国人吸鸦片，进而引发鸦片战争，开启了帝国主义通过战争掠夺中国的先河。
问题来了，1840年，距今177年，西方为什么不远万里，劳民伤财一船一船地大量进口中国的产品，显然就是因为即使技术进步缓慢的中国，在某些领域仍然比西方先进许多。
也就是说过去500多年，张维迎口中日新月异、充满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西方，仍然，至少在陶瓷、丝绸、茶叶等生产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大清王朝。
说“过去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西方用了500 – 177 = 323年“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结果某些轻工业产品仍然没有追上500年没有一项重大发明的中国。那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西方人太笨？
反过来，如果不是西方用战争手段摧毁了中国的经济，中国追赶西方的技术需要177年吗？
西方用它的坚船利炮不但打乱了中国的缓慢发展进程，而且垄断了世界舆论和教科书的话语权，西方说中国500年没有任何发明，中国没有自由，没有创造力，那么中国人是应该奋发向上，以全面崛起的事实证明中华文明的智慧、创造力，还是鹦鹉学舌、邯郸学步“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等待“自由”的天空掉下创新型国家的馅饼？
虚幻的“自由”，不如脚踏实地地奋进！
张维迎讲：“再过50年、100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其实用不着再过50年、100年，过去的6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全产业快速崛起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840年、1895年、1900年、1931年、1937年被帝国主义打趴下，经济上无力翻身的那个国家。只要不戴有色眼镜，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新中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日前一篇《厉害了我的国！上半年，竟有这么多“中国成就”骄傲国人，震撼世界！》就涉及到从 “墨子号”卫星、光量子计算机、国产大飞机C919，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铁列车“复兴号”服役、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下水，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可燃冰开采，首艘国产航母，以及世界上最大跨径的公铁两用刚性梁柔性拱桥，港珠澳大桥等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2017年前半年，中国一个接一个的重大科技成果惊艳亮相世人眼前，再次展现中国科技井喷式的快速崛起。然而，这些成绩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压根什么都不是。
常有人说，中国只敢跟印度比。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从最初的蛤蟆镜都要进口，日本家电几乎垄断中国市场，到如今，差不多所有工业领域，中国相对于日本，都已经实现了赶超：太空站，探月，载人航天、北斗导航，运20、C919大飞机，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第五代通讯技术，网络设备制造，智能手机，无人机，超级计算机，高铁，工程机械，港口设备，造船，深海探测，可燃冰开发，量子计算机，量子通讯，微信、阿里电商，人工智能；更不要说核武器，战略核潜艇，洲际导弹，预警机，东风21、东风26航母杀手、关岛快递，歼20 隐形战机，直10武装直升机，055万吨导弹驱逐舰，航母等等。不经意间，中国已经全面超越日本。
在全部200多个科技门类中，中国有180多个超过日本。资金、人才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双引擎发动机，今天中国的科技投入研发支出已经是日本两倍，人才储备更是把日本远远甩在后边。
美国的科技水平曾经令我们高山仰止，如今在许多领域已经了发生质的变化，比如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同时部署和研发两款隐形战斗机，多款预警机，以及系列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高铁、高温气冷核反应堆、高超音速飞行器、民用无人机、超级巨轮、港口设备、核能、风能、太阳能、电动公交系统、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高清卫星成像、可燃冰、通讯设备、微信、电商、手机支付、专利申请量等许多领域甚至开始超越美国。
特别是由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倒逼”中国发展成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美国的工业门类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的冲击，变得越来越残缺不齐。你现在已经很难找出美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产业，反倒是轻而易举地找出中国有而美国没有的产业、产品。比如，高铁、常规动力潜艇、大型商用船舶制造、港口设备、量子通讯卫星、可燃冰开采、反航母弹道导弹，以及美国传统产业转移、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后所形成的许多实体经济产业的空白。
在研发经费占GDP比例方面，中国已与欧盟28国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科技人才总量2014年为152.4万人，已经超过美国的125.3万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工业积累、人才储备，加上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国家雄厚的科技投入，政府强大的配置资源、系统集成能力等优势，中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时间是现在进行时，绝不是所谓“自由”激发“创造力”之后的“50年、100年”。
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无论从高质量论文被引用次数全球排名前10%的论文数量，还是从世界各国被引用次数排名全球前1%的论文数量来看，中国现在排名均是世界第二。
技术应用层面，从2011年起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6年世界第一，反映出中国人民旺盛的创造热情和创新能力。2014年中国专利申请的许可量17.6万件，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发明专利的质量与美日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事实证明，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衷心希望北大的学子们，在发扬你们自由想象力的同时，脚踏实地地和全国人民一起，创造祖国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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