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民进党这么搞，是想让台湾二次沦为日本殖民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晓笛】

台湾名嘴邱毅不久前在网上发文称，蔡英文搞“台独”，是台湾并入日本的前奏，并呼吁蔡英文不要忽悠台湾年轻人当炮灰。

这个论断多少有些危言耸听，除了被台湾警察认定为诈骗集团的“台湾民政府”，多数台湾人都将回归日本视作十分荒唐的事情。对台湾人而言，历经他们所谓“400年殖民史”的伤痛后，最大的夙愿是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台独”是一回事，和日本“再统一”是另一回事。不做台湾人，而去做日本人，显然是对最高目标的倒退。笔者就曾在FB某论坛上，见证“本土台独主义者”和“亲日台独主义者”之间的言论交锋。

但不得不说，邱毅言论中所呈现的“恋殖”是一个事实。战后七十余年，台湾普通百姓虽然不会自贱到将自己和日本化为一体，但全社会中的“媚日”、“哈日”情结却深根于心中。

这些情结谈不上是某种价值取向，却也在影响着台湾人的生活方式。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台湾民众的捐款数额超过其他93个国家和地区之总和，居世界第一。在“去中国化”的敏感时刻，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或许不可避免的成为让人放心不下的群体性情感，“本土化”诉求和“日本恋殖”交织在一起，有时候的确很难辨析其中的微妙之处。

恋殖中的皇民

讲到台湾的“恋殖”，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台湾的“皇民”，他们属于恋殖中极端的一支。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柯文哲就曾被连胜文老爸攻击为皇民后裔。其实“大连舰队”用这样的方式攻击对手，多少找错了方向，也自然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因为柯文哲代表着台湾社会当下对日本喜爱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族群问题在台湾政治中的热度衰退。

但柯文哲的确是个“皇民”，他不仅有“青山文哲”这样一个“优雅”的日本名字，还以“殖民地进步论”而闻名遐迩。只是相对于李登辉，柯文哲在自己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更务实一些，会触到霉头的，他不做，因而能成为“双城论坛”的座上宾。

从立场、情感和成长背景来看，李登辉才是名副其实的“皇民”。他以当过日本兵为豪，可以将钓鱼岛拱手让给日本。在排除推动民主化这样一个光辉业绩的前提下，多数台湾民众会承认，当年的确选出了一个日本人来当台湾的“总统”，这个日本人在推动“台独”的同时，还带来了对宗主国的迷恋。而他的爱徒蔡英文执掌台湾后，在行动上基本完全复制了李登辉对日本的特殊情感，纵然她嘴上很少说话。

中学时练剑道的李登辉，其日本名字——岩里政男

然而，皇民族群声势虽大，比例却并不那么高。

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于战争的需要，原本和台湾亲疏有别的日本，在时任总督小林跻造的主持下，在台湾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养成了一批效忠天皇的“皇民”，但台湾主体的中华文化并没有被动摇。

以“国语运动”为例，根据《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的统计，只有大约总户数的1.69%，总人口2.06%的台湾人选择了改姓日本，成为当局倡导的“国语家庭”，而当时同为殖民地的朝鲜的户数比高达83%。在改姓的台湾人中，又以和日本关系紧密的名门望族为多，普通民众还是供奉着自己的祖宗牌位，若皇民化真有什么成效，很难解释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对国军接收的额手相庆。

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消除殖民体系在台湾的影响，比如遣返日本籍人士，组织创作大量抗日文宣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限缩了所谓的“皇民”的生存空间，在台湾电影《多桑》中，受日本教育的父亲和受党国教育的女儿之间的冲突，其实正反映了老一辈的日本情怀者在社会中的边缘化。

台湾电影《多桑》

恋殖是身份建构的产物

国民党虽然在台湾进行了“去殖民化”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彻底。相对韩国而言，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去殖民”工作没有那么激烈。特别在“冷战/内战”的格局下，意识形态的争锋胜过一切，某种程度来说，国民党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全面改造并未开展，这也为“恋殖”思想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当代台湾恋殖的出现主要来自台湾的民主化运动。

自蒋经国宣布解严后，在高压统治下累积的社会力量喷涌而出。在政治上，民主化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文化上，民主干将们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视作葛兰西口中的文化霸权，在方方面面开展了解构性工作，“去中国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有的“中国想象”，在两岸隔绝的背景下，其实建立在一种虚空之中，地基并不牢固。因此在民主化开启后，台湾原有的“中国”身份认同，在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很快被解构掉，社会顿时陷入一种认同迷茫的飘零感之中。台湾人迫切需要重塑某种身份，而对日本的想象成为一个方向。可以说，对日本殖民的追思，是台湾人身份重新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悲情城市》剧照

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影视作品中出现或多或少的日本情结。知名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中唯美情调、充沛光线，以及那份悲伤和失落的忧郁，几乎让人错认这是一部日本风情电影。就连日本影评人田村志津枝都认为《悲情城市》“所描写的日本是太美了，过分美化了。”在另一部电影《多桑》中，失势的父亲死后，骨灰被儿子带往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台湾人心中对日本的魂归。

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陆情怀”的全面退却。2014年，柯文哲在观影KANO（日据时代下的台湾棒球少年故事）后声泪俱下，让几乎同时期反映老兵怀乡的《军中乐园》的低落口碑相形见绌。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台湾在追求身份定位的过程中，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某种悲情情结。台湾从原来华人世界中的“灯塔”，变成了“被害妄想症”患者，四百年历史是台湾人苦难的叠加。这是封闭的孤岛结构必然会产生的不安全感，却也意外地成为了台湾和日本心灵相惜的接入点。

恋殖和“台独”

恋殖归根在于身份认同的缺位。同韩国相比，由于台湾在被日本占有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也没有独立的族群。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自我解放”后，更可能因为认同错乱，犯了“斯德哥尔摩症”。

尽管本质上来讲，恋殖和“台独”有很大的区别，但二者如影相随，甚至被混淆为一体。因为解决恋殖问题，首先要对自己进行身份塑造，在将“中国”视为“敌国”的背景下，这个身份塑造的路径只能选择“独立”。今天香港所发生的的恋殖，其机制也与台湾类似。

但台湾为什么会将“中国”抛弃，而另起炉灶呢？

这固然有国民党对“红色中国”恐怖渲染的后遗症，但更主要在于皇民化精英政客们的操弄。前文讲到，光复前皇民化群体在总人口中并不是多数，但却囊括了一大部分精英阶层。这些人及家人在多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的各级官员，参与选举，影响大政方针。“本土台独主义者”和“亲日台独主义者”虽然内涵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反中”上立场一致，再加上台湾的身份认同缺失，给皇民化的精英政客进行政治操弄留下了空间。

换句话说，恋殖情结的奴化，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斗争的塑造。一些政治精英以“台独”为幌子，和一些“本土”精英结盟，绑架了这股群体无意识的力量，引向了他们所希望的方向上去，即为未来台日之间的统合做好铺垫。在“黄绿合流”的过程中，拥有抗战史观的国民党却并没有及时作出反映，马英九任内甚至还以“台日特殊伙伴关系”向日本低头。这样退让的结果就是反课纲的高中生王品臻为日本鸣不平，《台湾吧》喊着价值中立的口号，贬低台湾先民的反抗，颂扬日本的建设。

今天的台湾，八田与一被斩首，急得赖清德跳脚。日本官员可以对台湾颐指气使，逼迫开放核灾食品。作为“黄绿合流”最大的政治集团，民进党在方方面面迎合了日本的需要，近乎二次沦为殖民地。这样的卖祖求荣，恐怕已经不是追求“台湾独立自主”所能一语解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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