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特朗普的文明冲突观与全球共同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7日文章（作者 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文明冲突或致西方分裂

在华沙演讲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宣称存在文明冲突。尴尬的是，他随即参加了20个主要经济体的首脑峰会。二十国集团（G20）代表了“全球共同体”的理想，而文明间的战争则恰恰相反。那么到底哪一种是对呢？

特朗普在华沙演讲的核心言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下去的意志。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价值观有信心，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们？我们是否对公民有足够的尊重，愿意保护我们的边界？当有人要颠覆和破坏我们的文明时，我们是否有意愿和勇气来维护它？”

如果要求西方团结起来应对文明间的战争，西方将分崩离析，就像伊拉克战争时那样。人们很容易认同特朗普所谓的“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令人担忧。但把它视为压倒一切的生存威胁就很荒谬了。恐怖主义只是令人讨厌的麻烦事，对他反应过度才是一大危险。这可能让西方与世界各地16亿穆斯林的关系恶化。

我们必须当心“文明冲突”这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因为这是不实之词，还因为我们必须合作。全球共同体的理想并非是不切实际的童话，它反映了今天的现实。科技和经济发展让人类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也让人类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存不会止步于国界。实际上，怎么可能止步于国界？边界是主观划定的。

全球共同体必不可少

人们用“人类世”来描绘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人类改变地球的时代。“人类世”这个概念的重点是，人类造成的危害，只有人类自己才能解决。这就是全球共同体并非空洞之言的一个原因。没有全球共同体，这些危害将失去控制。

再想想和平。在核时代，战争不敢想象，但这并不代表战争不可能发生。无法避免处理有核国家之间摩擦的必要性。

再想想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邪恶的阴谋。它是市场力量在技术飞速革新的时代的自然延伸。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国家难免会受到其他国家政策决定的影响。

这就是为何G20对金融监管的关注以及目前对保护主义的担忧都合乎情理。主权与闭关自守不同。正如2009年的G20峰会联合公报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相信繁荣不可分割”。此外，我们也应当关心他人的命运。发展是一项良心实业，但要解决移民问题，发展必不可少。

因此，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G20领导人峰会的决定势在必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七国集团（G7）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协调全球经济事务。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国家的崛起，日益凸显了这一点。此外，西方国家的人口在全球人口占比太小，没有立场宣称拥有管理全球事务的权利。

全球合作常常不完美且令人沮丧。全球合作也无法避免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也无法替代良好的国内政策和机构提供的坚实基础。事实上，这两者都必不可少。

然而，现如今人类食物如此紧密地相互交织、影响深远，它们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国家决策的副产品。在全球合作体系中，西方可能暂时依然是最响亮的声音，但这个前提是西方要团结起来。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希望其他西方国家迎接一场文明冲突，而且在这场冲突中，美国与当代欧洲观点最反动和最沙文主义的人站在一起，那么西方就不复存在了。如有必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欧洲人不应与美国人并肩，而要与更开明的人为伍。

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眼下这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而是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这是一场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特朗普大相径庭的观点为象征的冲突。对于这样的悲剧，我将之归咎于美国的“富豪民粹主义”。其背后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收入分配而言，现在的美国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是社会高度不平等的自然产物。如果是这样，特朗普或许并非是一时的异常现象。

我们当前所看到的美国的变化可能持续下去。若真是如此，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代。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理查德·哈斯说，“只有美国不够，但没有美国也不行”。他说的对。如果有一个“必要”的参与者缺席，那么混乱似乎避无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