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
【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中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连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在于一般时间，而是对此独特时势的把握。在此独特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视野中的独特位置。
后半部分以20世纪初思想论争为线索，研究这一独特时代意识在政治论争、历史研究和哲学-宗教论述中的呈现，分别论述时间轴线上的社会形态之辨、空间维度上的中华之辨、内在性维度上的交往与自我表达（语言的性质）之辨，以及超越性维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争。在帝国主义与文明论双重阴影下，中国思想对独特性的探寻抗拒和解构了伴随帝国主义时代而来的普遍历史，但其基本方向不是确认特殊性，而是重构普遍性。】
一、“20世纪”已经存在
“世纪”概念的流行是一个偶然的现代事件。对于一个时代的分析很少能够准确地与世纪的刻度完全吻合，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发明了诸如“长世纪”或“短世纪”这样的概念，以描述一个可以用细节、事件或逻辑加以界定的时期。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概念的运用几乎完全是事后追溯的结果。
在所有关于世纪的描述中，19世纪具有某种轴心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19世纪三部曲，描绘了1789—1914年的世界演变，其著名的区分是1789—1848年的革命年代、1848—1875年的资本年代和1875—1914年的帝国年代。这一年代叙事与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to 191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i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的时期划分大致相近。
这些著作目标相异，描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模式，英国革命所引导的经济模式，这一时代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所引发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由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治理模式的演变，以及由文学艺术的形式革命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心理面貌，使得19世纪在他们的叙述中占据独特的位置：19世纪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诞生。
19世纪英国伦敦街头
作为历史叙述轴心的19世纪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发明，不如说是由这一时期众多人物，例如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以及20世纪的人物如马克斯•韦伯、卡尔•波兰尼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代的“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所做的研究和描述奠定的。历史学家们发现：19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范畴一样，是一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如今人们时而在年代学意义上谈论“早期现代”，时而在超年代学的意义上界定“后现代”，但这些叙述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19世纪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所谓19世纪更像是从乾隆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顶峰逐渐衰落和蜕变的过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能够与欧洲（以及俄国）19世纪相比较的，与其说是清朝的相应时期，不如说是产生过乾嘉学术、《红楼梦》和徽班进京的乾嘉时代。这些成就与所谓“长19世纪”的开端部分相互重叠，但更像是前一个时代进程抵达顶峰并逐渐下降的过程，而不是为其后时期奠定前提的伟大开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干涉，中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个时代是在甲午战争的耻辱、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和最后一代变革的士大夫的流亡中落幕的。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寻找类似于欧洲19世纪的那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我们只能将目光投向同时作为19世纪之延伸和否定的20世纪。
19世纪90年代产生的变革思想毋宁是下一个时代的序曲。现代中国的蜕变——国家形式、政治组织、军事制度、教育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机构、工业和城市、新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国际关系等——主要是在短促的20世纪完成的，其变化的密度和广度前所未见。
战争、革命、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和社会运动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独特景观，渗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从妇女的天足运动到男人的剪辫风潮，从婚姻自主到家庭结构的改变，从教育体制的重组到“两种文化”的形成和新的研究体制的确立，从新型政治组织的出现到国家结构及其内外关系的变化，从城乡关系的变迁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交通、传播的革命到社会网络的重组……这是一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从而对这个时代的重估必然触动来自不同价值立场的争议；这是一个试图将自身区别于所有历史时代的时代，从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也是评价一切历史时代——不仅是过去的时代，而且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时代。
这一时代的创新，以及通过革命和改革而重新展开的与历史传统的联系，都是中国社会持续政治化的结果，从而围绕这个时代的制度、事件、人物，甚至许多细微末节，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无论是在中国号召“告别革命”，还是在欧洲宣称“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这些看似平淡或平易的语句蕴含着强烈的，常常是对立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的语境中，“告别革命”是“历史终结”命题较为显白，也更为直接的表达；在欧洲语境中，“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能量和挑衅意味。如果将这两个口号互换位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们都难以捕捉和理解其强烈的政治暗示。在后革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这一命题？
我们置身的是将革命彻底对象化之后的知识和思想的氛围，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即便带着同情，也越来越不可能沿用革命世界观的叙述了。
在1989—1992年的世界性巨变之后，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解释恰恰以连续性而非革命时代所宣称的决裂或断裂为主要议程，并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研究成果。在这一连续性视野下，不但与历史决裂或反传统的姿态可以被解释为儒家传统的现代呈现，而且为革命的辩护也被置于连续性的视野之下。如果20世纪或革命的进程是在历史断裂的意识和与历史决裂的姿态下展开的，那么，探讨这个断裂和决裂的含义就是重建20世纪历史理解的前提。在后革命的氛围中，简单地重申20世纪的各种自我宣称是无效的，对于革命和断裂的解释必须处理连续与断裂、重复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性和独特性的讨论受到两个方向的挑战。
首先，在历史研究领域，重新挖掘这一时代与漫长的中国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渐成趋势。没有人否认现代中国的诞生与这一时期激进革命与变革的关系，也没有人拒绝承认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力量”（主要是西方）冲击的关系，但在后革命的语境中，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被界定为传统的复活。
用孔飞力（Philip Kuhn）的话说：“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革命以与历史决裂的方式展现自身，对革命的探寻却不可能离开革命与历史之间的纠缠。如果革命在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呈现出“历史的重复”，那么，如何估价这些重复？
其次，如同马克思的学说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傅里叶、圣西门的学说），受益于资产阶级时代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时代的诸种自我宣称与革命所直接反对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性预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继承性和重叠。
就时间观而言，从生物进化论衍生而来的各种历史叙述，尤其是通过黑格尔-马克思传统而来的目的论的进步观，在20世纪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自己的时代与既往一切时代区分开来这一宣称本身承续了欧洲现代性的表述，或者说，与欧洲现代性的表述存在着重叠或重复。如何解释革命的理念与革命对象的理念之间的深刻的连续性或者重复性？
黑格尔
上述两个方面，从纵向与横向的不同方向将对20世纪的解释与这一时代的自我宣称或自我理解区分开来，其结果是曾经如此鲜明的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和创造性逐渐模糊。“革命”这一曾经吸引了几代人的命题，以及与之伴随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最终失去了其政治的和文化的魅力。但是，即便在否定20世纪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对现代中国革命持极端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得不在这一时代所提供的全新语汇，甚至语言方式的引导下解释历史。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曾经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区分为两个类型，即所谓“词汇的变化”与“语言的变化”。他断言：在1840年之前，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变迁，如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均属“词汇的变化”，而近代中西遭遇与冲突造成的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即“语言的变化”。
列文森的两种变化论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遥相呼应，都将变化视为伴随西方冲击而至的新格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变化”是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日本等非西方地区；东亚历史中以欧洲概念命名的事件和现象与其说是一个从欧洲中心扩展至边缘地区的单线过程，不如说是植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球性现象的独特显现。由于在全球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中心地区与边缘区域各自承受变化的激烈程度完全不同，主动与被动的态势也存在极大差异。但即便如此，如果词汇的变化意味着渐变的进程，那么语言的变化则是革命性的，后者是在一个新主体的诞生及其对新语言的运用中完成的，从而不可能仅仅在外部压力的框架下来加以解释。
主体的诞生是对于由外部强势所导致的变化的确认，但这一确认同时也是对于这一强势及其逻辑的抵抗和偏移，对于新的时势的推动和创造。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裂变、冲突、整合、再分化、再冲突、再调和、再整合、再裂变的持久进程，所谓主体（民族、阶级、政党、集体、个人等）也正是在对于这一持续的裂变、冲突、调和、整合和再裂变的经验过程中形成、转化和再形成的。对变化的意识就是这个持续形成和渐变中的矛盾主体对独特的历史时刻、对这一时刻的前所未有的性质、规模和局势的指认。如果主体的形成和渐变过程正是促成时势和自身同时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一对于独特时刻的认知本身也必然包含这个矛盾斗争中的主体的持续的自我阐释。
对于独特时势的把握与一定的世界观相互联系，那么，如何阐释革命与历史的关系，或者在革命性的变革中辨识革命、断裂与传统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也势必成为理解一个时代及其性质不可或缺的视角。
20世纪的革命和变革不仅摧毁了旧制度，同时也必须以旧制度及其依托的文明框架为出发的前提。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在关于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无论是早期革命还是晚近革命都出现在轴心文明框架内的社会，这一框架包含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或者是如中国的例子主要是此岸世界观取向”。他所说的早期的革命就是指主要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而晚近的革命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
按照他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现代性的内部差异起初是通过19世纪的早期革命而发生在欧洲与北美之间，只是在20世纪，伴随中国革命、印度独立和其他的变革，一种多元现代性的面貌才得以全面呈现。早期革命与晚期革命之间的区别“表明了政治生态与经济条件，以及在这些社会所发生的特定革命的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与文明导向、统治者实施的控制模式等之间相互交织的重要性。
事实上，正是这些愿景的基本要素、特定的文化前提和它们的制度意涵与统治者所实施的特殊控制机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产生了许多潜在的革命趋势，但是，革命只有在来自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扩张的世界秩序框架内的外部力量之强大影响下才会发生”。一般地诉诸文明框架去叙述革命的脉络很容易落入一种文化宿命的轨道，但20世纪的革命不但有其制度的条件，而且也有其世界观的因素，从而历史传统和文明问题应该是我们思考革命的基本前提之一。革命同时发生在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内部，它既改变了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尺度。恰由于此，在同样的全球语境中爆发的革命明显地蕴含着不同的变迁轨迹。
现在，我们将要回到前面提及的问题：如何估价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如何界定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二、“世纪”概念、帝国主义与普遍历史的诞生
“世纪”这一源自欧洲基督纪年的概念就是在列文森描绘的词汇与语言紧锣密鼓的变化中登场的。
对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世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在其运用之初，并未立即取代旧的纪年和日历系统。世纪的概念与皇帝纪年、民国纪年、干支纪年以及回回历、藏历、彝历、傣历等系统并行不悖，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共时系统。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论19世纪的巨著中提及“即使在欧洲，历法的统一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格里历从1582年开始被天主教国家采用，不久后传到西班牙海外帝国，并在1600年即被引进苏格兰。但是，直到整整170年之后，它才被英格兰以及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接受。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正式采用格里历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1918年和1927年”。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日本在明治六年即1873年开始引进格里历，但这一为现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并未改变天皇纪年和1869年开始颁行的皇纪。
在中国，公历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两次建国运动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逐渐确立的，后者在确立公历为唯一官方历法的同时，未再模拟王朝和民国的纪年模式创设仅仅属于自身的纪年系统。190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辨识来认知20世纪，而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对于公历的确认显然包含了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新主体的认知。
如果将这一认识方式与1907—1908年前后鲁迅在章太炎与尼采、基尔凯廓尔等思想影响下，展开的针对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20世纪批判”加以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纪概念的内在张力、多样性和历史变迁。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世纪”的意识无法仅仅在时间的框架内给予说明。
在今天所称的20世纪里，世纪概念不但逐渐取代各种传统的纪年方式并贯穿于所有史学分期，而且也成为重塑中国人时间观的通俗语汇。这是一种新的时势观确立其支配性的结果。伴随着20世纪这一概念的诞生，也相应产生了19世纪以及18世纪、17世纪、16世纪等序列概念。
实际上，正如欧洲的“19世纪”定义了其他世纪一样，在中国“19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概念全部是“20世纪”意识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纪”的意识，才会创造出自己的前史。这个前史在此之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别人的历史上。在1900年之前，中国人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过“世纪”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把“世纪”作为我们时代的自我意识。“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
这是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这也是空间与时间得以相互置换的条件：空间关系经常被纳入时间关系中叙述（最经典的表述即传统／现代），时间关系也不断地被重新空间化（最经典的表述即东方／西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刚刚诞生的、包含着内部非均衡性的共时性关系的产物。中国历史由此被置于近代地理学框架下的总体史的视野内，从属于一种全球性的，从而也包含了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叙述。
在这一时刻，或者在这一局势中，不但传统知识和策略失去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且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代从异域（主要是西方）获得的那些知识和策略也逐渐地失去了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义。
中国问题与世界及其各局部的关系是相互制动的。20世纪的中国思想从中西对比的主导框架逐渐展开出诸如“中间地带”“三个世界”或其他的局部范畴，并通过反帝爱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自由民主运动等相互支持又相互冲突的议程展开朝向未来的现实运动。在1900年前后，世纪意识上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时又与其拉开了距离。它所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局势，后者是由一种刚刚被理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为其前提与主要标志的。
由于“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晚清时期逐渐成型的中西古今关系都被重新界定了。如果仅仅着眼于语汇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续性，便难以把握这一时代的政治特征。“20世纪”既是一个时间性叙述，又是一个时势性判断，两者在相互纠缠中同时登场。
1899年11月17日，应孙中山之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定经檀香山前往美国访问，目的是“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后因康有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来处理保皇会事务。
1900年1月30日，梁启超夜不能寐，写作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诗将康有为倡导的“公羊三世”说与欧洲文明史观相结合，将人类文明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其中以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四大“古文明祖国”为主体的“河流时代第一纪”作为“据乱世”的时代，以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为主体的“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作为“升平世”的时代，而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记的“大洋文明时代”则是最新的发展。
有趣的是，梁启超用乱世、小康描述前两个文明阶段，却并没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称颂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时代，是“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礴太平洋”的时代，与大同或太平世相距甚远。
如果20世纪标志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梁启超断言：这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不同于此前帝国时代列强并争的新时代。他在夏威夷开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索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新型殖民主义正是从1898年侵占夏威夷，1899年占领菲律宾群岛、关岛、威克岛和波多黎各开始的，其殖民地从1898年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至32.4万平方公里。梁启超慨叹道：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馀口无馀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
所谓“民族帝国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它以民族作为扩张的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帝制国家。在这一时代，“尔来环球九万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馀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噫嚱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海电兮既设，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道卒业，巴拿马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20世纪是“大洋文明时代”的延伸，其特征是伴随电讯、海洋军事和交通（铁路和运河）的发展，权力的中心从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过渡，美国逐渐占据新的历史位置。梁启超正是由此获得启发，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之后，发表了名震一时的《少年中国说》。
1901年，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干涉，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新世纪的晨钟中辨识这一时代的特征。他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时代的判断。梁启超放眼世界，断言中国（以及俄国）正处于为19世纪狂飙飞沙所驱突的时刻，如初离海岸之一叶扁舟，“停顿时代”戛然而止，正处于向彼岸前进的“过渡时代”。
这是告别专制时代向新政体转进的“政治上之过渡时代”，是从鄙弃词章考据之学转向未来新学界之“学问上之过渡时代”，是从厌弃三纲五常、虚文缛节并希望代之以新道德的“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从时间观的角度说，将中国的历史区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已经不同于公羊三世说的叙述框架，更像是一种从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中直接衍生而来的历史判断。
晚清公羊三世说试图将欧洲时间观的挑战纳入儒学世界观的内部，但在新的危机中，这一努力显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伴随对于帝国主义的思考同时到来的。
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国主義》，试图对帝国主义时代做出新的解释。《新民丛报》于次年9月1日刊登广告词曰：“帝国主义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国、屋人之社，以扩张其势力、开拓其版图之谓也。今日世界号称强国者，盖无不守此主义，而其膨胀之力已浸浸乎越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于我国而未有艾。我国人将欢迎之而利用之，抑为所推倒、所摧灭也。今本书字之曰怪物，则其议论之新奇精警，虽未开卷而可想见。本书特采译之，以为我国人之鉴观而猛省焉。”几乎与幸德秋水发表其帝国主义论著的同时，中国思想领域也开始了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
1901年，早前一年创刊于横滨的《开智录》发表了署名自强的文章《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梁启超对“二十世纪”这一历史时刻的判断：“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五的附录一《群报拮华通论》中转载。
幸德秋水的论述与梁启超、自强的文章相互呼应，但视角和侧重点并不相同。这是东亚地区最敏感的心灵对于世界进程的新的认知，也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第一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
他们的分析与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名研究几乎同时，早于其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一年发表。我们理应将他们的讨论置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拉法格的《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1903年）、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考茨基的《帝国主义》（1914年）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以及奥托•鲍威尔、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后围绕卢森堡著作发表的重要论文等帝国主义研究序列之中。
幸德秋水是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像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将社会主义视为克服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但不同于列宁等人强调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和寄生性，即经济的特征，幸德秋水更关注军事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密切联系。他的和平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在日本开始建立其在东亚的殖民地并与西方重新谈判不平等条约的时刻，幸德提供了一种非西方中心论的帝国主义论述。
幸德秋水
幸德尤其强调政治因素，恰恰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日本国民的角度进行写作的，而在日本这些因素对政府决定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战后许多日本思想史学者根据列宁等人的理论检讨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研究，认为他未能揭示帝国主义作为经济现象的特征。然而，正如梯尔耐（Robert Thomas Tierney）所说，幸德秋水的这一看法并非其理论弱点，而是其理论特点：19世纪晚期的日本尚未像欧洲工业国家那样抵达“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因此，日本革命者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与幸德秋水不同，自强（冯斯栾）将世界大势置于帝国竞争的格局中，忧心帝国主义时代导致19世纪帝国均势瓦解，置中国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新型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险，但他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与更加重视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幸德秋水相互呼应。
自强对两种帝国主义做了区分：一种以恢复帝制或帝政为特征的波拿巴帝国主义为代表，另一种以“北亚美利加所行之帝国主义”（或称膨胀主义）为起点，两者之间存在性质差异，前者以政体形式（帝制）为标志，后者以对外扩张（共和制，超越了帝制与共和的政体差异）为症候。
推动新型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力包括：物理学的发达促成了生产形态的变化，经济条件的改善导致人种膨胀，将“强弱之不齐”所导致的国内竞争态势推向全世界，最后，由于国内斗争相对平缓，新型帝国主义国家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外掠夺。在欧洲各帝国内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冲突之后（作者称之为“列强革命后恢复之余”），通过政治妥协，形成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混合政体，即从一种封建贵族的军事体系向严译《社会通诠》所谓“军国民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
俄、法经典帝国主义（及对欧洲霸权亦步亦趋的日本）与在19世纪晚期发生转变的新型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和德国——存在连续性，但不能在认识上加以混同：前者是以19世纪以世袭君主制为特征的帝国逻辑的延伸，而后者才是20世纪帝国主义的标志。
这一观点与稍后梁启超的分析略相类似，但梁启超的分析从政治形态的差异，逐渐转向了经济分析，更加接近于霍布森及此后列宁所做的论断：“俄国之帝国主义，与英、德、美、日之帝国主义，微有不同，即英、德诸国之帝国主义纯为‘近世的’，而俄则仍近‘中世的’也。俄之侵略，其主动在君主、贵族而不在国民，乃主权者野心之结果，非民族膨胀之结果也。”正如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对“民族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一样，梁启超区分了帝国的帝国主义与民族的帝国主义，提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后产生的新型政体和国家形态与帝国主义这一现象的新关系。
在访问美国之后，梁启超基于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一文，对于帝国主义与经济组织的变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其结论是经济组织的复杂化导致了生产过剩及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这一论述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从政治和军事形态转向了经济组织：
“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产过度之敝，使资本家得安然享相当之利益。十年以来，其组织日巧密，其督理日适宜，遂使美国的业产增数倍活力”，由此产生了生产过剩。“岁积其所殖之利，如岗如陵，已如无复用之之余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叹也。故全美市场赢率日落一日。曩者，英人有事于南非，募军事公债五千万。美人争馈若鹜，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满而思溢之表征也。故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故可知矣。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势力为最雄伟而莫之能御，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
梁启超对于托拉斯起源的论述存在不少误解和不清晰之处，比如将托拉斯看成是救自由竞争和生产过度之弊，而不是视为自由竞争的结果、垄断市场的形式和进一步导致生产过度的动因，但他将帝国主义视为托拉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却包含了洞见。美国独立运动本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而来，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之下，这一共和国却于1898年为吞并古巴、夏威夷、菲律宾而发起美西战争，1900年又加盟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公然抛弃其独立时的 “共和不侵略主义”之承诺，从而开启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
当梁启超在美国的新殖民地夏威夷眺望大洋另一侧的国度时，其心情可想而知；而在终于抵达北美大陆之后，他发现：生产组织的精密化和生产过剩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生产过剩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扩张，而托拉斯则形成了较之专制政体更为严密的对于人（劳动者）的控制体系。
如果帝国主义是一种超越政体形式的全球现象，那么，在新型的危机中，仅仅依靠政治变迁来拯救中国和世界就变得十分渺茫，由此，新世纪的思考必须是一种综合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改革的运动：或者重建帝国以形成抗衡性均势（梁启超所谓“大民族主义”，即一种类似于维也纳体系的帝国式民族主义），或者探索超越或克服资本主义垄断和扩张形态的社会道路，后者正是晚清思想探索欧洲社会革命、分析包括托拉斯在内的生产组织形态和市场扩张的政治／社会后果的动力。
为什么自强、梁启超等将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也列为新型帝国主义呢？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限制王权，但并未罢黜国王，建立共和体制，而是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在欧洲历史中，英国也被视为最早的、包裹在王权框架内的民族国家。自强、梁启超将英国作为区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制诞生的标志之一，包含了对新的历史因素的思考：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斯瓦尔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为争夺南非土地和资源发生战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殖民主义形态发生转折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英帝国逐渐衰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界标。
这一转折在欧洲内部伴随着地缘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普法战争之后，德国一跃而进入列强行列，至1900年，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英国，不但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工商学术后来居上，一边在欧洲帝国间纵横裨阖，另一边锐意于殖民扩张，进入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新时代。因此，自强将德国与美国、英国并列为20世纪三大新帝国主义的典范。
这一对于“世纪”的解释与欧洲维也纳条约体系的逐渐解体，1894—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及其后的“三国还辽”等序列事件存在着密切关系。
甲午战争的关键动力产生于日本明治维新，尤其是19世纪80—90年代的工业经济扩张与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甲午战争后，日本独占了朝鲜市场，吞并台湾、澎湖，逼迫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等商埠。清朝作为战争赔偿支付日本的2亿两白银为其工业化和军事化提供了重要资金。从1895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数倍扩张，军事工业、矿业、铸造业、航运业和纺织业惊人成长。1900年的八国联军干涉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还辽”不同：“三国还辽”是在维也纳体系面临新的势力崛起时帝国间平衡和妥协的产物，而八国联军干涉已经包含了更新的内容，其中美国的介入及其以“利益均沾”为目标的“中国保全论”最具有象征性。
在幸德秋水、梁启超做出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之后，如今称之为东亚或东北亚的地区卷入了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同一进程：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签订；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并在战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1904—1905年俄国革命震撼亚洲，同一时期中国革命浪潮汹涌；1906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1910年 “大逆事件”发生，幸德秋水于次年被处死；1911年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14—1918年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在战争硝烟中爆发；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接踵而至，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全球性变迁之中的重要环节……
1895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三国还辽”-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等序列事件，与美西战争、布尔战争等事件相互连动，标志着以1815年维也纳条约为标志的19世纪欧洲秩序在扩张中的式微，一个将中国、日本和其他世界悉数卷入其中的世界性的新型帝国主义时代正在降临。中国共和革命颠覆皇权，明确地向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致敬，但在新型帝国主义诞生（共和国或立宪政体与帝国结合）的背景下，其当下的含义却是超越19世纪维也纳帝国体系及其世袭君主模式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开创一种朝向未来的、从而也注定是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形态。
新的共和国及其立宪政体同时包含对旧的共和国及其立宪政体（美国、法国）的模仿（政治结构、人民主权等）与否定（共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双重内容——如果说前一方面是19世纪的延续，后一方面则标志着在与前者的纠缠与搏斗中新世纪之诞生。
对20世纪的意识和判断凝聚了一代人对于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经验和理论总结。我们在梁启超等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不难看到其时代判断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视野。但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情境中，谈论20世纪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别，并不只是在纵向的时间轴线上展开的叙述，更是在横向的、整个世界关系的总体变化中产生的判断。
因此，对于新世纪的判断包含着，也提供着一种新的时空框架、一种不同于（又纠缠着）公羊三世说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时势观。这一新的时势观为不同以往的政治判断提供新的认识前提：革命与改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论正是在这一新的认识前提和框架下孕育和爆发的。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后，至少有两本杂志以“二十世纪”命名。 1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浓等人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难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号召梨园子弟为创造“一般社会之国民”而奋斗。柳亚子在《发刊词》中赞许汪笑侬等为“梨园革命军”，要求不但演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反清剧目，而且法国革命、美国独立以及意大利、波兰、印度、希腊的独立运动也应该成为编演内容。这份刊物刊行两期后即为清政府封禁，但足以说明一种以20世纪为标志的世界意识已经遍及文化与政治各领域。
1905年6月3日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起成员多为留学日本的华兴会成员，如田桐、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这本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宗旨的刊物，对英、俄、日、德、法等国家的殖民方式展开了分析，尤其对日俄在中国的冲突做出回应，终因抨击日本侵华政策而被迫停刊，同年更名为《民报》，成为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出版物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报》正是“世纪”意识的延伸或产物。在这份倡导革命的刊物上，我们读到了一系列基于对新世纪的判断而产生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和战略筹划，其中心命题是综合了多重内涵，尤其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新型革命。
“世纪”意识传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的感觉，一种将不同空间及其历史脉络纳入同时代性的普遍视野的认知方式。在这种普遍性的视野中，中西古今的关系既不能用中体西用等二元范畴加以描述，也无法以欧洲版的普遍主义给予规范。
世纪的概念标志着一种普遍历史观的诞生，以及对这一普遍历史内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的思考。“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纪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纪乃精神的文明之时代，全是自由与公义之世界也……此不过梦拟之想耳。实际二十世纪之自由与公义之腐败，必过于十九世纪之末。”“今亚、非二洲，正当非（指菲律宾——笔者注）、杜（指德兰斯瓦尔——笔者注）事后，将来Independence （自由，又译独立）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因此，伴随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20世纪势必是以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为主要形态的、区别于欧洲革命模式的革命世纪。
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中，笔名卫种的作者（也是编者）声言刊物的宗旨就是要阐明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处的独特位置，进而探讨适合于中国处境的“主义”。他说：
世界有名之主义，为今日列强所趋势者，则政治家之帝国主义其最著也，与吾人之主义同耶？否耶？在十九世纪初，平等博爱之说，大昌于世，学者无不唱和，则宗教家之社会主义是也。自帝国主义既出，而风会一变，此主义乃昔盛而今衰，与吾人之主义同耶？否耶？又欧洲大陆，今日虽悉宪法，脱专制之毒，而国民之权利与自由，皆从国法上所认定；乃各国人士，尚以为政府时有专横，必欲尽拔其根株然后快，遂倡无政府主义。然此主义既出，而学者每斥为邪说，为各国所不容，与吾人之主义又同耶？否耶？
作者提出辨别20世纪之支那所处的位置，以选择中国的独特道路。他以爱国主义作为20世纪之支那所必举的旗帜，恰好与幸德秋水对于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形成对比，但这一“主义”的区别源自中国与日本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并非截然对立。
在同年《国民报》上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社论中，作者论英美自由之沦丧，强调中国取法于19世纪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的意义在于：“为地球万国之表率矣，亦我同胞之国民，二十世纪中分内所有事也。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因此，即便是对19世纪命题的借鉴与回归，也已经包含了全新的意义。当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变化的独特性，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旧方式讨论自身面临的挑战了。
20世纪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纪”诞生了。
三、作为世纪前史的他者历史
20世纪的特征之一是互为前史的时代。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一种将其他地域纳入自身历史叙述的方式逐渐成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东方、希腊、罗马、日尔曼作为欧洲主体诞生的不同阶段加以叙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欧洲和日耳曼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述；在他之前，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等四个阶段，实际上也是以欧洲的商业和城市文明为中心将各种并存着的文化和生产形态完整地纳入历史时间的轨道。
在黑格尔的以政治形态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描述与斯密以生产形态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描述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共通点，即将19世纪欧洲视为脱离其早先的（也是其他地区仍然居于其中的）社会形态的产物。在这一普遍历史的叙述中，亚洲作为历史的“开端”或“起点”被纳入了欧洲历史的内部。用雅斯贝斯的话说：“脱离亚洲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不是欧洲对亚洲的特殊姿态。这发生在亚洲内部本身。它是人类的道路和真实历史的道路。”
在20世纪，这一将非西方地区纳入欧洲普遍历史的叙述方式（即文明等级论的历史论述）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却同时成为日本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寻求变革的理由。当中国的思想者持续不断地将西方和其他地区的历史作为中国的变革与革命的思考前提时，挪用、修订和抵抗这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寻求新的替代物势必成为这一时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工业社会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对前工业社会的描述之上，农业社会的变革方案以工业社会作为前史，前者的殖民史观与后者的进步史观相互对抗又互为表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用 “比较的幽灵”一语作为其著作的标题。1963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演讲，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起希特勒，将其称为民族主义者，让在场的安德森和西方外交官惊诧不已。他因此想起了菲律宾国父何塞•黎萨（José Rizal）的民族主义小说《不许犯我》开头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混血主人翁在旅居欧洲多年后于1880年回到马尼拉，当他观望车窗外的植物园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倒置的望远镜的末端。他无法如其所是地观赏园景，因为现实的场景只有通过与他脑中的欧洲花园的意象的比较才能被体会。这是一种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凝视。黎萨将这一双重幻影的动因归结为“el demonio de les comparaciones”， 即比较的幽灵。
如果将20世纪的大量政治论述与中国历史中的那些著名政论相互比较，这一时代政治思想中无处不在的比较的幽灵如此醒目，以致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多重视线中同时观看他者和自我的方式：观看别人也观看自己；观看别人如何观看自己；从别人的视线中观看自己如何观看别人，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看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在相互发生关联，并因为这种关联而发生全局性变化的过程中展开的。
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在一个相对自足的社会及其周边条件下发生的孤立事件，恰恰相反，这些挑战和应对方式具有无法从先前条件及其传统中推演出来的品质。这是比黎萨小说提及的更为复杂和多重的比较之幽灵。这一比较的方式并非诞生于人们所说的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幻觉，而是诞生于这一时代由生产、消费、军事、文化等物质和精神的多重进程所推动的全球关系。这一视角的转换意味着新的政治思考具有某种“反历史”的性质，即突破历史叙述的传统边界，将关于其他世界的叙述纳入有关自身社会的政治思考内部。20世纪中国的前史正是在这一将外部纳入内部的过程中诞生的。
老庄思想和佛教哲学都包含了多重观察和视角变化的精致解释，观看的多重性在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此前的时代里，政治思想和政治辩论主要围绕土地关系的变迁、封建／郡县（地方／中央）的消涨和律法、税制及官制系统的转换、政统与道统的张力等问题展开，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也相对成熟的观察历史、论述政治的方式。
汉代晁错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削藩疏》，贾谊的《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唐代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断刑论》《非国语》，宋代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答司马谏议疏》，苏洵的《六国论》，朱熹的《开阡陌辨》，直至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无不以三代、秦汉及前朝事迹和圣人言行为参照，即便调查研究，勾稽本末，洞幽烛远，直刺要害，在论述上亦不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这些政治论述中，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在纵向的时间脉络中形成参照。这也就是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历史周期律”39的论述方式——历史周期律与其说是对历史进程的客观呈现，不如说是人们理解时代变迁的认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是认识方式和政治分析上的“历史周期律”失效的时期，人们对时代变化和不同历史角色的解释，不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这一时代世界进程的所有方面的分析和评价，而且也持续不断地对世界历史中的所有文明进行历史解释。
这一全球视野产生了一种“理论方式”，即通过对其他世界及其事件的论述对“中国现实”进行介入，又从其他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中重构自我认识。80年代末以来，重新解释法国启蒙与苏格兰启蒙、重新分析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都是为了探寻中国变革所应遵循的道路，这一方式正是在20世纪诞生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当然不是说全球性比较的视野直到此时才出现。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过17世纪以降，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版本的“世界历史”问题。
在经济史领域，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态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但真正形成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尚需等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初期，一批有关帝国主义的著述在相互争论中相继面试。霍布森、卢森堡的立场各不相同，但都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着眼，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来解释帝国主义现象；希法亭则从流通领域着眼，分析工业资本的集中、银行领域的变化和金融资本的形成，探索垄断性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列宁就是在对前述理论的综合批判中，从生产的集中、垄断资本的形成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支配作用，研究了19世纪70年代以降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
就中国而言，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将中国置于一种新的世界关系中理解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如果说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显露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比较要素，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展现了一种从纵横交错的世界关系中论述中国前途的方式；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活跃人物着眼于中西比较探讨中国的变革之路，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从中国历史转向世界关系，试图在新的框架内建立全球性的论述，并将中国问题纳入这一全球性论述内部。
但是，针对19世纪70年代以降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的论述要等到新世纪降临的时刻才清晰地浮现，新的认识无疑综合了先前的各种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无论是对时代症候的诊断，还是对变革方略的阐释，均显示出不同以往的特征。
全球性比较与“世纪”的意识相互伴生，笼罩了1900年前后的中国思想世界。“世纪”的诞生伴随着不同类型的旧时空观的式微（包括“公羊三世说”的逐渐退出舞台），以及在新的时空观中重构自我理解方式的文化运动。思想的变迁不可能截然两分，但在这一时刻，世界观的某种断裂依然清晰可辨。围绕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土耳其革命，以及美国问题、德国问题、日本问题等，不同政治派别为阐明自己的主张而展开辩论，其中心的主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共和宪政还是君主立宪，是人民主权还是国家有机体，是维持土地私有还是重构土地关系，是维持旧帝国还是重启民族炉灶，以及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专制等问题。
比较的幽灵四处出击，这里只能略举数例。我们先从对20世纪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俄国问题开始。
1881年5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遇刺身亡，行刺者5人被捕并判处死刑，开启了一系列以暴力恐怖手段攻击沙皇及其专制政体的行动。这些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以追溯至1861—1864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人在彼得堡创立的“土地与意志”组织，1876年由普列汉诺夫、米哈伊洛夫、 迪乌特切夫等重建的同名组织，1879年创建的革命恐怖组织“自由或死亡”等，以及同年由前述两个组织合并而来的“人民意志”组织。他们也正是此后社会民主党人革命运动的前奏。这些组织的核心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重新分配土地、宗教自由、民族自决等。19世纪90年代，革命力量逐渐整合，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
清俄关系是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帝国间关系，但两国内部政治的变迁对于对方的影响十分细微，我们能够找到的相关历史文献主要集中在边界、贸易、逃人、战争、条约等方面。
甲午战争后，俄国为其在中国的利益策动并主导了“三国还辽”，并因此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大量利益。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俄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留日学生秦毓鎏、叶澜、钮永建等人在东京锦辉馆发起成立准军事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易名学生军，同年5月11日因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干涉被迫解散，易名军国民教育会。
在20世纪降临之前，中国改革者和革命者很少关注俄国的国内事件，但日俄战争爆发时，像长期与俄国争夺利益的北欧国家一样，许多中国人欢迎俄国的战败、支持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他们终于注意到俄国社会内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并试图将俄国革命运动的火焰引入清末革命的浪潮。1903—1905年前后，中国的革命党人与立宪主义者围绕俄国革命问题展开辩论，前者赞扬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动和革命勇气，以“多数政治”和公民自由对抗专制政体，后者警告革命可能对民族也对王朝带来严重破坏，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和地方自治实践，避免可能的政治溃灭。
自此以降，两国内部不同力量之间从思想上的互动，到理论上、政党组织上、国家层面和国际合作领域的互动配合，构成了两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并对20世纪的全球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俄国问题变成了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内部问题。
针对俄国战败、革命烽火遍及中俄两国境内的复杂情境，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长文《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从多重维度分析俄国革命的起因及其影响。
他首先列举了四个促成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条件：一是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和贵族与农民之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二是东正教的国教地位、国教对异教徒的排斥，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不平等；三是多民族帝国内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造成了种族不平等；四是上述阶级的、宗教的、种族的不平等导致弱小阶级、宗教和民族无法参与政治机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些基础条件又与其他契机相互结合，产生了革命的火花。这些契机包括：在1815年参与远征拿破仑联军之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不期而然地传播至俄国；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位后施行严酷专制为革命埋下了火种。梁启超还叙述了革命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组织和早期革命运动的作用，以及日俄战争的失败所提供的革命契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文章开头描述了彼得堡工人罢工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并未对1905年革命的崭新因素即工人阶级集体力量的展示给予足够重视和分析。
与另一位从自己国家的命运出发密切地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德国观察家韦伯一样，梁启超特别关注俄国地方议会和自治运动的作用和失败。
俄国地方自治会主要在俄国欧洲的部分及乌克兰，分省、县两级。县级从地主、城市居民和村社中选举产生，再由此产生省级议会，多由贵族支配。地方自治会支持立宪改革和1904—1905年革命，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但是，俄国地方议会受到行政权的极大制约，议会通过的议案“在俄国则地方官虽不阻止，然犹必再呈于内务大臣，得其画诺乃能施行，而其争议最终之裁判所则枢密院也。以此一端，而议会势力之基础全然无著矣”，而且议会议事之报告，必须经过地方官许可方能公布，议会因此无法获得舆论支持，脱离群众，名实不符。
这一点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所担心的。他们既希望清廷能够推进立宪改革，又担心直接设立国会、进行全国性选举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进而设想先在省、府、州、县、乡、村各级设立议会，培养公民自治，规避传统乡治为少数绅士盘踞争倾的局面。这是一种由上至下推进由下至上的政治模式的尝试。
康有为在这一时期正在筹划地方自治以推动君主立宪改革，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中，他系统地解释了地方自治在各国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提出了以“乡治”为基础的多层次公民自治设计。这一构想通过梁启超等人的推广而对其后清末新政改革产生过影响。康有为的思考追溯中国古代的自治实践，同时又是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在康有为看来，俄国的立宪政治受阻于地方行政权和中央枢密院的干预和控制，而法国立宪政治的失败却正好相反，根源于不顾国情差异，直接移植美国的普选政治。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已经将其所著《法国变政考》上呈光绪皇帝（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所辑《进呈〈法国革命记〉序》，应为后来补作）。1904—1905年，俄国革命骤起，许多介入地方自治运动的精英卷入其中，中国的革命浪潮亦逐渐高涨。康有为撰写《法国革命史论》，探索中国变革的恰当道路。他批评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 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不懂得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其结果是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等“至公至平之理”，“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最终导致了恐怖之世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起因于封建之繁多、僧侣之专横、捐税之沉重、人民之悲苦。康有为详细描述了法国贵族的规模（10万人），并以四川省下辖百县、每县就有一千封建小国作比。法国普选时，全国25岁以上人口约五六百万，而选举人近四百四十万；凡乡市之吏，参政议政者，多不能读法令。从议会制度的设置来看，本应有上下两院，田间少年与贵位老成中和相剂，但法国革命以主权在民为由，只有众议院而无上院，导致“贤士大夫不逃则戮”。
康有为对法国历史的描述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之封建、税法及僧侣阶层的状况均不同于法国，“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我之享自由，盖在汉时。凡法政之苛暴，大约在我中国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间有之，而有书传以来，侯国已大灭，神权不甚迷，已无有如法之十万淫暴侯者矣”。他因此警告说：“夫当革命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毙，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命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则何不观法之往事乎。”
对于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和尊君态度，革命党人心知肚明，但他们也同样需要从对于法国革命的解释开始。1907年，寄生（汪东）在《民报》发表《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于康有为所举各条一一反驳，但并非从事实上全面否定，更多是从事理上加以辩驳。例如，康有为批评法国革命后仅设下议院，而未设上议院，汪东表示赞成，但继续申辩说：“所谓政治革命者，亦以革专制云尔。今君权专制去，而民权专制来，本已悖乎初愿，此非效法美国之罪，而效法之未尽善者之罪也。”针对革命可能遭致列强干预的观点，汪东提出中国的位置与美国同，远离欧洲，不似法国置身欧洲列国之势，革命并不会引发列国瓜分的后果。
《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辩论聚焦于革命与立宪，但伴随对于帝国主义时代认知的深化，有关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考渐渐成为晚清民族主义浪潮中具有独特内涵的范畴。
几乎与幸德秋水、自强、梁启超等人从爱国主义、军事主义和国家形态的角度思考帝国主义现象的同时，从经济竞争的角度观察帝国主义现象也渐成趋势。1902年，《新民丛报》第11期和第14期连载了雨尘子的长文《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开宗明义重新界定19世纪与20世纪，认为前者为“欧人内部竞争之时代”，后者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这也正是此后梁启超区分内竞的民族主义与外竞的民族主义的依据，即两种民族主义的区分不仅是类型上的区分，而且也是时代的区分。内部竞争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竞争，集中于民族主义与政治主权，而外部竞争以争夺无主权的和有主权的土地为中心，“皆经济上之竞争也”，聚焦于经济竞争与保障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主权。
19世纪的政治革命通过立宪改革明确和强化了所有权，也促成了竞争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化。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三要素中，资本的规模和流通状态至关重要，前者涉及生产能力，后者涉及消费能力，两者均以能否获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为前提。
“英之于南非，美之于菲律宾，犯天下之不韪而不辞，弃历史传来之主义而不顾，掷莫大之军费而不吝，果何所图哉？是岂沙土勃雷、张伯伦、麦坚尼诸氏轻功好武之结果欤？是不然。全英、全美国民之爱财产之心膨胀也。”正由于此，20世纪的英、美、德、日已经不是19世纪以政治野心、军事野心为动力的列强，而是“以少数之资本家求资本之繁殖”为动力的经济体。
“今日所谓大英王国、北美合众国、大德联邦、大日本帝国，皆一公司也……所以异者，唯其目的，非以谋国中一公司一业务之利益，谋全国各公司之公共利益也。”雨尘子反对用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或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帝国主义。在他看来，欧洲列强的军备和海洋扩张与工商业关系密切，帝国主义现象必须从经济的角度给予解释。
“今日之世，兵赖商，商亦赖兵，而成此经济竞争之形势。”所谓文明与野蛮、天职与义务、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等欧洲文明论的修辞都是对于“帝国主义”之原因的纹饰。由此，他将19世纪民族主义与20世纪帝国主义做了性质上的区分：“夫民族主义者，前世纪政治之竞争，其大半皆由此；帝国主义，即民族膨胀之结果也。然民族合一膨胀，则全属经济上之问题。帝国主义，因经济之竞争而行于列国也。”
19世纪与20世纪的变迁伴随着经济竞争的中心从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的转变，或者说，从美洲、印度向中国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即庚子之乱。
“于是乎自甲午大败以来，列国竞争之中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及庚子之乱，而列国之手段又一变，前之瓜分主义，势力范围主义，一转而为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主义矣。”“瓜分云者，势力范围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略，列国互角之手段；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列国共同之手段也。盖慑于义和团之乱，知吾族之有抵抗力而避之也。呜呼，至是而吾国遂亡于列强共同之经济侵略之手矣！庸讵知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为祸乃更烈也！”
庚子事变后，列强没有要求中国割让土地，而是索取赔偿和修订通商条约，其奥妙即在让中国成为列强经济上之领土，“彼盖深知世界贸易之中心点，将移于太平洋，而集注乎中国，幸此之乱，先定百年大计，使永为世界第一安全市场，则将世世子孙，食其利而不尽”。“二十世纪之政治，非政治之政治，而经济之政治也。观帝国主义所由来，列国军备所由盛，则今日舍经济外，更无所谓政治也。”
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他的政治思考也由君主立宪向国家有机体学说转变。这一转变的契机正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型帝国主义及其运行机制的贴近观察。在前已提及的发表于同年的《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的开篇，他发出惊人预言说：不出百年，世界将仅存数大国；不出五十年，世界将仅剩数十家大公司；政治上的一切机关和武备，均为“保障经济生产之附庸”。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国主義》相互呼应，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作为20世纪之特征的帝国主义，但在思想上最接近的论述或许是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发表于1903年4月的法文作品《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书。
保尔•拉法格
早在1896年，拉法格在《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中批判帕累托理论，论述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进而分析了垄断组织对国家机器的操纵。在1903年论美国托拉斯的著作中，拉法格以详细的数据，研究了托拉斯造成的资本和生产规模的空前集中，说明金融资本如何跨越国家边界，对世界市场进行控制和争夺。
他以美国为例，说明金融资本的控制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美国社会的宗教、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在托拉斯的时代，金融资本也操纵国家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国的门罗主义和对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和渗透，均与这一新型的经济组织的出现及其利益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早期的殖民主义注重于对殖民地居民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掠夺，而由生产集中产生的生产过剩却致力于对世界市场的占有。
梁启超从自由与干涉的对立观察当代的变化，他的错漏甚多的观察中也包含了若干与拉法格的论述相互印证的发现。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资本和生产集中的结果之一是德国卡特尔的出现，而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垄断组织与集权获得长足的发展。梁启超发现：
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働贫民之所执持，其性质本绝相反也。故其实行之方法，一皆以干涉为究竟。故现代所谓最新之学说，骎骎乎几悉还十六七世纪之旧，而纯为十九世纪之反动。嘻！社会进行之线路，谁能画之？谁能测之？岂有他哉！亦缘夫时之适不适而已。喻斯理也，乃可以观察托辣斯矣。
20世纪是对18、19世纪的反动，同时又是对16、17世纪的回归。所谓18、19世纪，即由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所代表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潮流，在政治上则体现为大革命所带动的以个人自由、财产权和新型国家的政治潮流。所谓16、17世纪，则是由欧洲重商主义，尤其是法国柯尔贝尔和英国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潮流，如开源节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家扶植工业发展、增加税收；商业上重视国家干预，在对外贸易上实施关税保护制度，等等。
在梁启超看来，20世纪是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后果，也是其反面：伴随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成为新的潮流，前者以托拉斯为标志，后者以社会主义为新的方向。“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而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辣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曷云托辣斯为反动之过渡也？托辣斯者，实‘自由合意的干涉’也。”
在这里，梁启超从自由合意的干涉角度混淆了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难以解释他在文章中所列的1882—1900年间美国通过的各项反托拉斯法案的真正意义。他甚至以辩护的口气说明托拉斯可能调和劳资矛盾，希望将托拉斯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提供给中国人参考。但这些误解并没有妨碍他得出如下结论：“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夫政治界之必趋於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於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
即便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对托拉斯的论述也包含着矛盾。一方面，他引用数据证明托拉斯成立后劳动者的薪资有所增长，但另一方面，他又如同拉法格一样，看到了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势必激化劳资矛盾。
社会主义运动以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目标，而托拉斯“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力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做短兵相接之势”。梁启超比较社会民主党人的经济主张，发现他们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许多重叠，均将托拉斯视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事实上，类似主张已经出现在中国革命者的早期宣传中。例如，朱执信在《民报》第2期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以马克思学说和法国政治经济学为参照，提出综合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构想。除了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之外，他特别分析了马克思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主张：废止土地私有，一切地租充公；征收累进税；否定继承权；没收依据外国及反叛者财产，由国民银行及独占事业及信用于国家；交通机关为国有；增加工业器械，强制施行平等劳动，结合工农业，缩小工农业差别；设立义务教育制度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及其资本国有化的主张“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但在当时之中国却没有实现的条件。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外资输入问题》的长篇研究报告，分析“近今列强之帝国主义，皆生计问题趋之使不得不然也”，而资本过剩“实列强侵略中国之总根源”。综合言之，“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与亡亦系此焉……即前者惟有国内托辣斯，今乃进而为国际托辣斯”。
针对美国及其他欧洲列强对内实行干涉主义、对外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势，梁启超逐渐转向伯伦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由于晚清思想研究聚焦于反满革命还是立宪改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常常忽略了促成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契机是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条件尚不成熟的分析。
国家主义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致力于帝国主义时代带来的困境和挑战；康、梁在国家问题上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为改良还是革命的对立选择，但这一对立选择需要置于双方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的不同判断中进行分析。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选择实际上是从对帝国主义的双重特性，即经济特性与军事特性的评估中衍生而来的。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作者已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