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一个红色经济间谍毁灭了国民党政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峰】
前几天正在知乎上刷屏，有个问题跳进了笔者的首页，“冀朝鼎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能瞒过宋子文，却对国民党造成巨大冲击？”冀朝鼎先生笔者从前略有耳闻，不过要承认，是因为他的弟弟冀朝铸先生有“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美称，几乎参与了上世纪50-70年代所有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由此了解到冀先生兄弟都是才华横溢的一代英杰，冀朝鼎先生早逝前已经有了“新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的声誉。
可进入问题后，什么鬼？居然有人在声称，冀朝鼎要为抗战和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金融混乱、超级通胀等等经济灾难负责？！随即又查了一下，笔者吃惊地发现，使用“冀朝鼎”为关键词，竟然可以找到铺天盖地“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中共卧底推动发行金元券”之类的消息。大多言之凿凿地声称，国民党统治晚期，包括发行金元券在内的一系列疯狂劫掠人民财富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都是冀朝鼎在背后操纵的。甚至有人进一步“神秘透露”，冀朝鼎的这些行动，是与潜伏在美国政府高层的苏联间谍默契配合，才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冀朝鼎
笔者原本对金元券币制改革的大致始末就有所了解，至少可以肯定，在设计、推动发行金元券的主要人物里，从来没有冀朝鼎的身影。搜索到的传言、查阅到的资料越多，笔者越清楚的感到，这是一个有明确来源、经过精心剪辑编排的谣言，目的明显是要将国民党统治晚期最失民心的一些政策，嫁祸到“中共秘密地下组织”头上。这个谣言已经流毒甚广，甚至一些主流媒体网站上，也信以为真的加以转载。这让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以严肃的历史考证态度，正本清源的把问题了解清楚，分析明白。
生平、功业与黑锅
冀朝鼎，1903年生人，青年时参加五四运动，1927加入中共，后赴美国留学，抗战期间通过著名银行家陈光甫，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财金系统。在抗战晚期和内战时期，在国府中央银行内担任要职，建国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贸促会副主席等职，1963年因病逝世。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给予了冀朝鼎一生以极高的评价。不料，现在居然这一点也被有人拿来作文章，当做冀朝鼎“潜伏时破坏国府经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证据。
冀朝鼎对中共有重要贡献吗？
显然有，当然有。
不过，并不是什么潜伏在国府内部，搞阴谋献毒计，破坏国统区的经济。他的主要贡献，建国前应该是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政府金融和财政状况的内部真实统计数据，从而让中共能够更加准确及时的判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潜力。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做了许多类似掩护同志、提供经费的工作，在胜利前夕又参与劝说国民党高官（主要对象是傅作义）起义。
而在建国后，冀朝鼎虽然名义职务不算很高，但却是新中国对外开展经贸交流、探索外交突破，尽力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和孤立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新中国早期对外经贸和民间交流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主持与11国签定了外贸协定，并开创了与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进行民间贸易的途径。在研究新中国早期对外经贸交流时，冀朝鼎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角色。这些都是他1963年突然病逝后，哀荣备至的重要原因。
那么，“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教唆国府“与民争利”，推动发行金圆券，等等一大批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晚期的重要财政金融政策，是不是真是他出的主意呢？
笔者考证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全都是没有依据的谣言！没有一项真能和冀朝鼎扯上确实可信的关系。
笔者搜集统计了一下，截止目前，传闻中“冀朝鼎的阴谋毒计”主要有以下几桩：
进策“黄金购户存户六折还本，美金储蓄券不予兑现”，对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众背信弃义，进行了赤裸裸的劫掠。
抗战胜利后不久，提出以1法币兑换200“中储券”的比率收兑伪币，相当于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经济大抢劫。
怂恿宋子文抛售黄金，同时却又勾结美国政府内潜伏的苏联大间谍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停运美国黄金来华，搞得法币贬值信用暴跌。
参与币制改革设计，推动发行金圆券“与民争利”，搞垮了国府最后一点信誉。
智商、派系、出身，反质疑的三板斧
实际上，只要加以具体考证，并不难发现冀朝鼎在以上事件中都没有什么参与，甚至他在其中的存在感都几乎找不到。根本没有可信的资料能证明，他是制订和决定这些政策的核心人物。唯一的史料来源——极可能也是这些谣言的最初源起——只有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他的大肆指控。但陈立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说明理由只有“冀朝鼎英文不错，可能投其（宋子文）所好。……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
这算什么理由？！算什么证明？！
冀朝鼎1941年回国后，先是担任中英美三国共同设立的平准（汇率）基金秘书长，1944年平准基金解散后，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虽然都是国府金融系统内的要职，本人才干和操守也先后受到陈光甫、孔祥熙、宋子文等国府高层人士的器重和信任，但他的职务，以及实际的职权，都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府财政及金融决策的核心，充其量只是孔、宋的顾问、参谋之一。
孔祥熙和宋子文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必须承认个人才智都是人中翘楚，他们还是1934年“废两改元”和1935-1936年法币改革的主要领导者。亲身经历和操作过多次复杂的金融风潮流和货币改革的他们，说连基本的金融常识都不懂，被冀朝鼎用一些花言巧语就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在污辱他们，以及整个国府财政金融系统所有人的智商了。哪怕冀朝鼎真的是那些政策的提议者（这里仅是假设如此），真正要对政策负责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以至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决策层。
此外，那些“黑锅”爆发的时间是1945-1948年间，而冀朝鼎在国府内部，属于身上打着烙印的“孔祥熙的人”。1944年取代孔祥熙掌握国府财金大权的宋子文，虽然和孔祥熙是关系很近的亲戚，但二人之间一直有“喻亮情结”，加上蒋介石一直利用二人的矛盾玩平衡术。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宋派和孔派的关系从来不睦。冀朝鼎作为公认的“孔派”，尽管宋子文相信他的操守、欣赏他的才干，仍然把他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也有一定程度上安抚孔派的意思），但绝不可能把冀引为自己真正的心腹，更不可能对他言听计从，倚为萧何张良。
陈立夫把黑锅扣到冀朝鼎头上，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别无其它选择。冀朝鼎已是如今所知，国府财金系统里地位最高的中共潜伏人员了。黑锅不扣冀的头上，扣给别的共产党人就更说不通了。
这个推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就在同一本回忆录里（实际上，就在大骂冀朝鼎的下一小节），陈立夫大力推崇孔祥熙，认为“假如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笔者们还不至来到台湾。”（《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P343）但如前已述，冀朝鼎和宋子文并没有特别亲近的联系，反倒是孔祥熙的亲信，对孔祥熙的影响力远超过对宋子文的。这点陈立夫是很清楚的，但他的态度明显透露出对此并不感到担忧。这与他大厮渲染冀朝鼎危害（国府）的严重性，似乎很不一致。
孔祥熙
初辨“黄金购户存户六折还本，美金储蓄券不予兑现”
所谓“黄金购户存户”，是抗战后期为了回笼黄金和法币，国府搞的一种特殊存款：
“黄金存款，以黄金存入，其存款不得少于十足纯金1市两，……到期后本息均以黄金付还。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也是以十足纯金1市两为单位，一律以法币缴存……到期时，本金以黄金付还，其利息按照存入时的法币数额计算，以法币支付。（《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P423-424）……1944年9月13日国府公布《黄金存款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办法公告》，开办黄金存款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截止1945年5月22日，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一项，共收存黄金162.4万多两，收回法币390亿元以上。”（杨荫溥《民国财政史》P142）
——杨雨清 《美援为何无效》 P163
而所谓“美金储蓄券”，全称是“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
“1942年3月31日，行政院公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办法》，11月13日公布修正办法。……由财政部指拨美金一亿元为基金存入中央银行，以备结付储蓄券本息时支用。美金储蓄券按照法币100元折合美元5元的比率，由储户以法币折购。……储蓄券到期时，储户可以向原发售行局支取本息，需要法币的，按照支付时中央银行牌价折付法币，需要美金的则支付美金……截止1943年8月2日，该项储蓄券宣布发行结束，发行总额达9159万美元。”
——杨雨清 《美援为何无效》 P186-187
所谓“六折还本”，是指1945年7月30日，国府财政部公布《黄金购户存户献金办法》。强行规定凡在该办法以公布前已购入黄金及存入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购户存户，在兑取黄金时，均应依照该项办法捐献所存黄金数额的40%。美金储蓄券的遭遇也近相同，抗战胜利后到期的储蓄券被强制宣布，将只以法币按官价折付，几乎等于分文不值。
这些违背发行时郑重承诺的行动，当然是赤裸裸的抢劫爱国民众的财富。问题是冀朝鼎要对此负责的证据在哪？
没有，根本找不到。所有攻击冀朝鼎的人，始终都对这个真正关键的疑问顾左右而言它。
冀朝鼎与此事发生交集唯一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以中央银行高级官员的身份，参与如何处理黄金购户存户的讨论会议。但如果他真是提议者，当年国府财政部、中央银行、四联总处的原始档案都随国民党一并迁台，冀朝鼎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后，没有任何为他做尊者讳的道理。翻检档案就能找出他出谋画策留下的痕迹。但包括陈立夫在内，却没有能提出任何证据，于是这个疑点就更大了。
苏联间谍、美国部长，国际大阴谋闪光登场
关于抗战末和刚结束时期，“黄金存款购户存户”的还款事件，现在经过某些人的故事加工，还要牵扯到另一个人，一个外国人，就是上文提到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二战时期，怀特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于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就变成了：“冀朝鼎怂恿宋子文抛售黄金，同时又勾结美国政府内潜伏的苏联大间谍哈里•怀特，停运美国黄金来华，搞得法币贬值，信用暴跌。”
怀特1934年进入美国财政部工作，1938年任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部长，1941年任助理财政部长，1945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IMF执行董事。1947年从IMF辞职，1948年8月去世。怀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怀特计划”，最后在会议上，“怀特计划”击败了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成为战后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重建的基础指导文件。
对的，哈里•怀特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WB，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其附属金融机构）之父，也是1948年关贸总协定和（未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基本框架和原则的实际设计人。或者说，他就是二战后重建全球金融和经贸秩序架构的主设计师，美国登上世界金融霸主宝座的首席操盘手。
但这样一位“资本主义的救星”和“美国英雄”，却被美国一本九十年代依据国家安全局解密资料出版的书籍《维诺那计划》指控，认为他其实是一名苏联间谍。并且《维诺那计划》认为怀特有两件与中国有关的“罪行”，其中一项就是安排运作冀朝鼎加入，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官。
虽然这指控听上去很劲爆，不过它和我们现在的话题关系不大，所以虽然笔者也对冀朝鼎与怀特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分析，但就不在此画蛇添足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另外查看。
真正让有些人强行把冀朝鼎、“黄金存款折价事件”、怀特挂上钩连在一起的，是怀特被指控的第二项与中国有关的事务——在抗战后期，他以助理财政部长的身份和职权，多次阻碍了美国依据一项借款妥协，向中国本土运送大量黄金的行动。美国保守派认为他那样做的目的和结果，是为了破坏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稳定。
而在中文网络上有人进一步发挥联想，把冀朝鼎也牵连进来，编排了一个“冀朝鼎-怀特勾结，一个鼓动国府抛售存底黄金（抑制通胀），一个扣押美国黄金，不给国府补充，导致国府黄金存底告磬，才不得不六折还金”的故事。“完美”的把黑锅从国府转移到了“共谍们”头上。
其实“怀特扣金”的实际原因是很复杂的，笔者也做了一点考证，不过还是继续不画蛇添足，还是继续一样的另文注解。只就上面那个编排的似乎非常圆满的故事提供一点后续。
1945年7月30日，国府以库存黄金不足为由，下令黄金存款六折还本。此时国府大约欠黄金161万旧两，约合1764000盎司，按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的每盎司黄金35美元计算，约合6174万美元。
而1945年6月至10月，美国向中国运送了价值2.454亿美元的黄金，全部被国府接收。
是不是美国黄金来得太晚，六折还本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不及弥补储户了呢？那总应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2月27日，四联总处（即当时四大发钞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第299次理事会以各地金价不一为借口，决定按官价以法币支付到期的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本息。——杨雨清 《美援为何无效》 P163
夫复何言！
“伪‘中储券’兑换比率过低”之迷辩
抗战时期，汪伪政府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中储券”。由于日伪的强行镇压，中储券在沦陷区渐渐取代法币，成为主要的通用货币。抗战胜利后伪币自然必须退出流通，这就需要以一个比较适当的价格，将人民手中的“中储券”收兑为法币。
但国府制订的法币收兑中储券的汇率，是完全不符合实际购买力差距的1：200（一般认为，以原实际购买力论，中储券的价格被瞬间缩水了至少70%以上，有的研究认为甚至可能缩水了8-10倍），沦陷区人民刚刚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就被这波币制改革极大的洗劫了财富，而国府的各路接收大员们却趁机倒卖法币、抢购物资，一下子就发了大财。所谓“五子登科”，即为当时最形象的描绘。
陈立夫又把这个比强盗还狠的兑换比率骂到了冀朝鼎头上。但实际上，还是根本找不到他和此事有联系的迹象和史料。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先生的考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文史哲》2012年1期）。此事不但冀朝鼎，连他的大上司，当时已经接管国府财金系统的宋子文，大约都不是主要责任人。盖因制订收兑率的时候，宋子文尚在国外，与国内交流只是抓总，顾不上所有细节。但在8月19日给国内的电报，提出接管沦陷区金融的意见里，包括“（二）关于市场伪币，应暂准照常流通，但不规定与法币折合率，听其自然”的主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 1945年8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 58-18）
宋子文
8月22日，宋子文又给财政部发电称：“……惟暂准流通之伪钞，其面额、期限与折合率，应俟各区特派员将各该区实际状况报到后，由部汇总，通盘筹议核定，同时公布实施，以免纷歧。”（《宋子文致俞鸿钧电》 1945年8月22日，宋子文档案 58-18）
从中可以看出，宋子文在未归国前，对于中储券的兑换率并无具体意见，冀朝鼎自然更不可能已经给他灌成了（200：1）的迷汤。宋子文在国外期间，国内只能通过电报和他保持联系交流，这些电话都是存档的，但至今也没有发现冀朝鼎当时曾给宋子文发过什么“密电”。
而等到9月22日宋子文归国，离9月26日财政部发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已经很近了，具体汇兑率的决定是宋子文主导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冀朝鼎了——作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基本上不可能插手伪币兑换率问题。
那伪中储券与法币具体兑换率的决定到底是谁制订的？
根据现在的史料，200：1这个兑换率最早出现，是南京商会给出的，但当时法币只有极少量进入沦陷区，所以影响很小。
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不过已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了1：200的比率。
伪中储银行总裁周佛海在最后被捕前，在中储券兑换一事上涉及很深，他在日记中认为提出这个兑换率的是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参议“邵某、顾某”（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周佛海狱中日记》 P91-92），其中邵某系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少将秘书，奉命以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事务，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参与接受的邵毓麟。
但邵毓麟不承认是他提出这个兑换率，并有一份档案证明他确实在财政部公布方案前，就明确提出二百比一的兑换率过低。根据他的回忆，真正的提议者是时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财政部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的陈行。
猜测虽然还没有定论，但冀朝鼎的不白之冤却是已经可以洗清了。
一位小姑娘用成堆的法币买东西
再辨黄金风潮案
从1946年3月8日（一说4日）开始，到1947年2月15日公告停止，宋子文指示中央银行，通过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代理，出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回笼法币，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举措在开始几个月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银行投入了巨量黄金却无济于事（一说近一年间损失了约350万两），物价1946年3月到12月，9个月上涨了123%。而到1947年2月，竟涨了86%。国统区从此陷入不间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如果说“黄金购户六折还本，美金储蓄券不予兑现，和伪中储券兑换率定价过低，这些坏主意都是冀朝鼎出的”，这些说法还有陈立夫回忆录的一面之词。把宋子文抛售黄金的政策也归于冀朝鼎怂恿，就干脆是直接无中生有了。
实际上现有的文史资料，都认为给宋子文出这个主意的是美国顾问扬格（此人曾向国府暗示，美国可能会向中国再提供二十亿美元的大贷款，大大壮了国府的心气）。这也符合逻辑，毕竟扬格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可以通往美国政府。冀朝鼎给宋子文保证？他一个宋子文自己下属的下属有什么资格，让宋子文在这么重要的决策上相信他的保证？
实际在1945年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储备还空前丰厚；握有约9亿美元外汇存底，另有约600万两黄金，还接收了大约价值10亿美元的敌伪资产。而对日伪伪币的低价兑换，除了是对沦陷区人民的一次大劫掠，客观上也有着强烈的通缩作用（原有法币实际购买力大升值，沦陷区人民资产价值和购买力同时剧降）。
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涨了344%；到1944年12月是755，涨了331%；而1945年12月达到2167，涨了287%。虽然通胀率仍然很高，但实际还比43、44年略有所下降了。
那么，国统区不久后通胀失控，迅速走向金融信誉彻底破产，工商业全面萎缩、倒闭，整个经济濒临崩溃的黑锅，到底又应该由谁背呢？
推动发行金圆券的到底是谁？
1948年，上海市民抢购黄金
在冀朝鼎被扣上的黑锅中，声称他参与了推动发行金圆券，又一次深深洗劫了全国人民的财富，同时也搞垮了国府最后一点信誉。这一点是最多见到处传扬，但又最容易被识破的。
盖因发行金圆券的前后经过，史料上记载是非常明白的。史学界早就对此达成了基本共识。稍微还要保持一点“理性客观”形象的人，都没法把冀朝鼎扯进金圆券币制改革里。
例如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张秀莉《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都明确指出，推动金圆券币制改革，发起与主导人是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俞鸿钧也牵头策划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但被否决。（李立侠 《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王云五为了保密，不假手他人，亲自草拟了一份名为《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1948年7月7日，他将这份方案送给时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研究，翁赞同并附议，次日共呈蒋介石。蒋又指定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共同参加审计，在少量修改后确定了最后方案。
1948年8月19日下午三点，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经济和民生总崩溃由此开始。
敢问诸位，即使有一千个一万个共谍冀朝鼎潜伏在国府内部，又能比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王云五们干得更“共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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