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七七事变80周年| 在台湾，有这样一群抗日志士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晓笛】

【今年是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在中国大陆开启全面抗战的时候，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已经斗争了四十多年，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了争取本岛人民权益，与日本殖民者抗争。值此七七事变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重温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抗争之路。】

知识精英崛起与文化协会的成立

谈及日据时代的台湾反日运动，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作为台湾思想启蒙的关键组织“文化协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本营。1920年代后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背后都多少有文化协会的影子，其酝酿与诞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甲午之后，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就从未间断。在日本占有台湾的头二十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的反日运动以武装抗争为主要形式。但自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被残酷镇压后，台湾社会元气大伤，台湾有识之士也开始思索下一个阶段的抗争运动的方式。

蒋渭水先生

恰在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自决、妇女运动等思潮在日本百花齐放。受此影响，日本社会自由民主气息浓厚，政治上也较为开放，对殖民地态度也较为开明。

此时在日本负笈的台湾留学生首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们积极探讨台湾的现状和出路，并相继在日本成立了一批进步组织和社团，如东京台湾青年会、新民会等，这两者拉开了台湾学生在日反抗活动组织化的序幕。此外，1920年7月，在蔡惠如的襄助下，台湾人的第一份刊物《台湾青年》发行，读者涵盖在日留学生和部分在台湾学生，其所刊载的内容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新思潮同样影响到了台湾本岛，并很快形成了一批新潮流下的知识精英群体，如二林事件的重要发起人李应章，在读书期间便接触了不少日本左派的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地的知识精英成长背景多和李应章相似，虽然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在接触新思想上并不落于人后，如蒋渭水、简吉。除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年轻人，台湾士绅之中，也有不少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如蔡惠如、林献堂等，他们不仅热心公共事务，也在经济上支持各种组织和社团。

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组成较大团体构想的呼之欲出。成立文化协会的构想，最早来自《台湾青年》创刊成员林仲澍。这个想法来自他本人的经历，1920年的《台湾青年》创刊号的“祝辞”中，有“大正民主旗手”之誉的吉野作造，提出台湾人要成为文化独立的民族，形成独立的人格，并对他们日后的计划表示欢迎。林仲澍将此放在了心上。不幸的是，林仲澍25岁便英年早逝，成立文化协会的实践则交棒到了他的好友蒋渭水的手中。

1920年11月，台湾第一个飞行家谢文达返台进行访乡飞行，蒋渭水等人以欢迎会名义，成功汇集了全台各校学生于总督府台北医学校，使各校学生产生思想交流与联结。1921年4月，毕业于医学校的李应章和吴海水、何礼栋等人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林熊征劝募资金时，因此认识了蒋渭水、蔡培火，蒋渭水认为“不作便罢，若要做，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于是决定组成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第一位飞行家谢文达

为了取得官方的信任，1921年7月，蒋渭水和朋友拜访了当时的总督府警务局局长川崎卓吉，向其作了不会涉及政治活动的保证。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静修女中正式成立，会员一百零三人，成立宗旨定为“图谋台湾文化之发达”。

初期文化协会活动的形式是举办读报、讲习等局限在知识分子层的活动，影响范围局限，这种情况到文化演讲会出现才发生转变。从1923年开始，文化演讲会深入群众，在全岛范围内进行文化启蒙运动，受到了地方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文化演讲会内容包罗万象，也夹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因为文化协会的启蒙与鼓舞，民众克服了恐惧，对当时的底层群众理解社会现状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全台性的综合性知识阶层组织，文化协会囊括当时台湾的主要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了新阶段各种抗日社会运动的母体。就连日本人也觉得，“文化运动”只是文协的表面，其真正的用意是反抗日本当局的民族自决运动。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治警事件”和“二林事件”被誉为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的两个纪念碑。前者对应的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而文化协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议会设置运动。

1919年朝鲜高宗李熙逝世，同年3月1日朝鲜民众以高宗的葬礼为契机，宣读《己未独立宣言》，爆发朝鲜独立运动，有200万以上的民众参与了示威和武装起义。这场席卷半岛的运动很快被日本殖民者血腥镇压，血的代价也给台湾知识分子带来启示。早先围绕废除日台区别待遇的“六三法”的争议，台湾知识分子徘徊于独立和同化的双项选择中，独立会面临流血，同化则会丧失自我。

1920年，长期钻研殖民地政治的台湾知识分子林呈禄，在发表的《六三问题的归着点》一文中提出了第三种道路——强化殖民地参政权力，由殖民地选出议会，通过预算权和立法权抗衡总督的行政权，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不脱离日本的情况下实现台湾的自治。在林献堂等名流的资金支持下，一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1921年到1922年，台湾知识分子发起了两场请愿运动，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国会表达意愿，但日本两院均以“不采纳”的回应。虽然请愿运动失败，但却引起了日本总督府的高度重视，在劝说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放弃运动未果的情况下，总督府采用胁迫、造谣分化等手段，向主要成员施加压力，造成一些成员的动摇，如因“八骏马事件”而被迫在第三次请愿运动中放弃领衔的林献堂。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委员会林献堂、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陈逢源等抵达东京火车站，受到东京台湾留学生热烈欢迎

为了回应总督府的压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结社的必要性。在筹备第三次请愿运动时，蒋渭水和蔡培火开始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否决了报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盟会由台北转战东京，并在东京经批准后正式成立。此举令台湾总督府大为光火，并很快在全岛发动了逮捕知识分子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治警事件）。蒋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禄、石焕长、林幼春和陈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个月不等。

从1921年开始，在此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计展开15次，是日据时期规模最大，跨度时间最长的社会运动。运动采取温和的“请愿”和“游说”等方式，并以进入体制内为目标，实现台湾人地位的提升，具有近代政治运动模式的特征。这场运动不仅普及了宪政和法制的观念，也显示了台湾人民从殖民者手中争取自身权力的决心。然而1923年的“治警事件”造成了政治恐怖，在全岛引发恐慌，一度导致了第四回和第五回请愿运动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议会设置运动的挫折，也使温和改良的抗日方式受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质疑，为同一时期的类似二林事件这样的阶级斗争方式留出了实践空间。

二林事件

甘蔗是台湾重要的经济作物。日本在占有台湾之前，日本的砂糖消费依赖进口，其主要的进口对象就是台湾，时间可上溯至秀吉家康时代。1898年台湾进入儿玉源太郎任和后藤新平时代，日本殖民者开始着力经营台湾，糖业则是发展的重点。1901年新渡户稻造出任台湾殖产局局长，根据他的建议，殖民当局颁布《糖业奖励规则》，从资金补助、确保原料和市场保护三个原则支持资方发展糖业。

此后台湾糖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全盛时期，全台有19%的耕地种植甘蔗，15%的人口为蔗农，产糖业占工业生产的48%，砂糖输出占台湾总输出的43%，台湾的糖业生产模式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称为日本治下的“糖业帝国主义”。

日据时期制糖厂分布图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其经济势必服从于母国的经济分工体系，经济结构单一，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台湾人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具体到岛内为了充分榨取台湾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日本颁布了许多利于资方的条款，比如《糖业奖励规则》中的“采收区域制”，将台湾划分为各糖厂的专属区域，蔗农不能跨界贩卖甘蔗，只能接受属地糖厂的采收价格。而甘蔗过磅和采收价格都是由厂方来定，蔗农无权过问，因此缺斤短两的事情时有发生。传说当时有蔗农不相信台车的称重，三个保正（里长）跳上台车过磅，结果才增加八十公斤。日据时期，台湾蔗农中流传三句俚语：“第一戆，吃菸歕（吹）风；第二戆，吃槟榔吐红；第三戆，插甘蔗给会社磅。”其中的第三戆就是指此而言，也因此日后就有了一句形容商人偷斤短两的话“三个保正八十斤”。

“二林事件”的爆发和当地知识分子李应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应章也是文化协会的成员，他于1897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二林县。在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祖母说起日本人的残暴，父亲也常常遭受日本警察的凌辱和刁难，年少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植下了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求学期间，由于接触大量左翼书籍，思想上倾向马克思主义。毕业后，李应章加入了文化协会，并成为了二林地区的干事。他回乡开办诊所，在行医期间时常目睹蔗农被盘剥，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开始组织农民运动。

当时的二林地区的六千户人家中，有四千多户从事采收工作。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采收区域，但其采收价格比临近的明治制糖会社溪湖工场、新高制糖会社会彰化工场要低很多，且收购价格由厂方在收购后决定，蔗农承受着极大的剥削。

1923年，李应章就和二林地区文化协会的同志们，开始研究蔗农被剥削的问题，他们计算蔗作成本、肥料价格、蔗价比较、蔗糖会社的利润等等，以作为与厂方交涉的证据。此外，他还亲自举办讲座，编写甘蔗歌，动员基层种蔗群众，激发同仇敌忾的情绪，唤醒了他们为自身权益抗争的勇气。

台湾蔗农在耕作

为更好地与厂方交涉，1925年元月，李应章召集农民在二林仁和宫前召开蔗农大会，决议组建农民组合。同年4月，林献堂等文化协会成员来到二林演讲，极大地鼓动了当地的农民热情。两个月之后，二林农民组合成立，参与农民计404人，李应章为理事长。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组合，也是现在台湾农会的前身。9月27日，农民组合议决对制糖会社提出五项要求：

1.甘蔗收购前公布收购价格

2.肥料任由蔗农购买

3.会社与蔗农协定甘蔗收购价格

4.甘蔗过磅应会同蔗农代表

5.会社应公布肥料分析表

但是蔗农的请求并未得到厂方的认真关注。1925年10月22日，在蔗农和厂方仍在交涉期间，厂方在警察的保护下开始强行采收甘蔗，遭到蔗农的强烈反对，并爆发了冲突。两名巡查的佩剑被蔗农抢夺，总计有5名巡查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事件发生时，李应章出诊未在现场。事件发生后，蔗农群情激奋，要求包围警察局，进行武装起义，被李应章等组合干部劝阻。但李应章的克制并没有换来殖民者的好心，23日清晨，警方发动“大检举”，李应章、刘崧甫等二林协会成员，以及蔗农共93人被逮捕。李应章被判八个月徒刑，入狱期间，家中大火，父亲病逝，为农民运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林事件拉开台湾无产阶级运动的序幕。以二林事件为开端，受到鼓舞的农、共阶层觉醒，开始主动要求自己的权益，各式各样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二林事件也对日后台湾左翼重要人物简吉带来了影响，原本是教师的他，在事件发生后，辞掉了工作投身到凤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中，成立了“凤山农民组合”。在成功帮助凤山地区佃农赢得抗争后，简吉开始了巡回演讲，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陆续成立一批农民组合，并进一步发展为全岛性质的“台湾农民组合”。

二林事件的战友简吉与李应章（简吉与日据台湾农民运动特展官网）

无奈的坚守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和“二林事件”这两个日据时代具有指标性的社会运动，在实践中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分歧，也揭示了文化协会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库的脆弱性。自“二林事件”之后，文化协会关于抗争方式的分歧越来越尖锐。

1927年1月，在长期的内讧之中，以连温卿和王敏川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取得文化协会的领导权。新文协形成后，以工农群众运动为发展方向，政治运动的参与热情也更加高涨。支援台湾农民组合的抗争，并发展工人运动。1927年3月，连温卿协助成立“台北机械工会”，开启了一波台湾工人运动。此后，随着共产国际支持的减少、殖民当局的打压和台湾民众党的竞争，新文协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并最终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另一方面，在左右之争败下阵来的温和派从文化协会中出走，最终组成台湾民众党，继续进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随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态度收紧，在台湾民众党解散被迫解散后，由于没有组织上的支持，议会设置运动也在1934年终止。

文化协会的分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台湾知识分子阶层的不成熟有一定关联。一方面，台湾近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阶层，成长在日本占有台湾之后，虽然在年少时经历了台湾的武装抗日运动时期，但普遍在青春年少时接受近现代教育，在新思潮的滋润下完成了价值塑造。当他们开始直接领导台湾的抗日运动时，整体的反抗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他们有心改变台湾的处境，但没有非暴力斗争的经验，也没有组织维护、团结同志的经验，这让他们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屡遭挫折。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一腔热血，而选择来到中国大陆，如“二林事件”的领导李应章，刑满释放后来到大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并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承受着殖民当局的打压和围剿，成长和历练的空间有限，且在文化协会活动期间长期受到台湾总督府分化策略的影响。在《台湾文化协会对策》中，就详细记录了总督府警务局分化文化协会的手段，如促使林献堂离台，间接支持温和派，加深派系嫌隙，激化派系矛盾等。

随着大正时代的结束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台湾原本的社会运动抗争方式也被迫转向了以“乡土文化”为核心文学抗争的形式，以对抗日趋激烈的皇民化。这是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坚守，也是他们的无奈，但至少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让当前的一些台湾精英们感到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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