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为何科尔宾是新时代的新领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心日益流失。2015年9月，左派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英国工党党首；2017年6月，工党在全国性大选中超出预期，赢了262个席位、占到了总议席数的40%还多。一些观察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英国已经失势，而科尔宾正是这个新时代的领袖人物。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特赐稿观察者网，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马力翻译**。**

“二战”结束后，英国经历了两次政治转折。第一次是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当选首相。当时人们认为，战后刚刚恢复和平的英国应该与30年代爆发大规模失业潮时的混乱国家完全不同，应该展现出全新的气象，而经过战争的洗礼，英国社会也异常团结。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以克莱门特·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政府开启了全民就业、福利国家（以全民医疗保险NHS的普及为代表）和煤矿、铁路等基础产业国有化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改革型的政府，其政策以大破大立为特征，英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里从未有过类似体验。因为改革措施获得了民众大力支持，此后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它反映了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解决社会矛盾、处理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观察者网注）共识一直维持到上世纪70年代末。在此期间，无论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大体上一直都在改革形成的框架下制定施政纲领。

在整个70年代，以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为标志，英国内部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对抗情绪逐渐累积。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选英国首相，她组织的第一届政府终结了社会民主主义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撒切尔主义（指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英国保守党内出现的一股占统治地位的“新右派”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了英国民众在社会地位和其他领域的不平等——观察者网注）的信奉者重新定义了何为“政治辩论”，此前那种程序化的简短辩论形式被彻底打破了。他们发起了具有鲜明民粹色彩的运动，宣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法令制度和市场万能，抨击集体主义、工会主义、犯罪行为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英国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英国左翼人士曾否定了撒切尔主义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只是保守党传统主张的极端化版本。其实，那些左翼人士并未认识到撒切尔主义观点的新特点，因此也就未能注意到这些观点造成的潜在威胁。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以及随后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昭示着新自由主义（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只应对经济起调节以及确定市场活动框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新自由主义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观察者网注）时代的正式开启。30年来乃至今天，在英国以及整个西方，新自由主义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英国，无论保守党执政还是工党执政，政府都依循新自由主义制定各项内外政策。“新工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担任英国工党党首期间，该党的新称谓——观察者网注）与传统工党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它对新自由主义的接纳。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的执政主张并无新意，不过是撒切尔主义的翻版而已。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的颓势愈加明显。与受到撒切尔主义打击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颓势并非源自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实际上，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心，而这一金融危机又是缺乏诚信的金融活动以及大范围疏于监管的金融行业内在的脆弱性所导致的。

虽然新自由主义对金融活动过于放纵，但危机的起因并不在刚刚接纳新自由主义的“新工党”身上，而是与上世纪80年代大西洋两岸对银行业监管不力有关。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摇摇晃晃，随着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相对，指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经过调整之后计算得出的实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工资收入——观察者网注）停滞不前，经济复苏成为泡影；同时随着银行业违规行为遭到曝光，深深的幻灭感开始在社会各阶层中扩散。2015年到2016年期间，反对当权派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美国和欧洲大陆。

除了极特殊情况（希腊也许是这些特殊情况中最典型的一例），左派并非是这一局面的受益者。正相反，左派与主流的右派一样，也受到大众批评，而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与右派因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受到的批评相同，左派也受到了指责——因为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已经不同程度上接纳了新自由主义。来自美国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和来自英国工党的托尼·布莱尔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旗手（至少从表面来看的确如此），他们非常支持“超全球化”（hyper-globalisation），而正是“超全球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英美左派政党大体上已经与右派政党难以区分。

对工党内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新工党”派提出挑战的是杰里米·科尔宾，他在2015年举行的工党党首选举中出人意料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然而无论大部分左派还是媒体，都有声音认为这不过是极左思想的一次小回潮，他们认为“科尔宾之流”不过是“一小撮托洛茨基派（在马克思主义系谱上，托洛茨基主义属于左翼，反对斯大林独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自利主义，主张国际革命战略，反对斯大林将革命人为地划分相互独立的阶段、主张不断革命论，反对官僚集团发明的跨阶级合作战略、主张始终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反对官僚专权，主张工人阶级民主和共产党党内民主——观察者网注）分子”。人们通常会在面对新现象时套用过去的老经验。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确比旧的、熟悉的事物更难理解，这需要人们进行严肃深入的思考，而且必须有寻求答案的热情和开放的心态。在陷入判断误区这一点上，左派并不孤单，其实右派也陷入了同样的误区，他们认为2017年工党宣言不过是该党1983年宣言的翻版——他们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科尔宾是一位资深极左派，这一点自然让人们以为他不过是昔日极左失败者的翻版——这个人身上没有丝毫新鲜元素。然而通过竞选活动，科尔宾不仅破除了人们对他的判断误区，他还向大众证明，自己是个与时俱进的人物，自己比其他任何竞争者都更加理解当下这个时代。

危机、大转折……这些现象从表面定义来看都是新生事物的孵化器，这也是它们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以压倒性胜利将科尔宾推到工党党首的位置的那几千个年轻人与2017年大选中支持科尔宾的数百万年轻人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而且应该注意到，现在是年轻人，而非中年或老年人站在时代的潮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年轻人是新生事物的接受者并深受其影响，他们本身甚至也是某些变革的推动者。而相比之下，那些年纪稍长的人30年来深深浸淫于旧式思维，无论观念还是行为都处处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其实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惯性早已内化为他们价值观的一部分。

而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新生事物，或者说如何观察、解读政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角度。选举政治是高度程序化的，而且很容易造成社会群体分裂。我此前曾指出，战后英国政治有两个重大转折：一个是1945年工党开启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另一个就是1979年保守党开启新自由主义时代。

一般来说，保守党议员或活动家无疑将英国战后历史理解为一段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的历史，工党议员或活动家的见解也并无太大区别。然而，这是仅根据党派标签对政治获得的表面认识，它忽略了可能制造危机、塑造时代并促进新政治范式形成的深层历史动力。

大多数政治记者和专栏作家其实并无能力将上述两者区分开来，他们并不清楚何为政党对国家的日常管理，何为不带党派标签的深层历史变革。一般情况下，能否区分两者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是平淡的。可是当重大政治变局发生时，对两者差异的清醒认识将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那些政治记者，尤其是工党议员们能够理解那种“可能制造危机、塑造时代并促进新政治范式形成的深层历史动力”，他们就不可能在判断科尔宾时犯下错误，以为科尔宾不过是极左思想小回潮中不值一提的人物。的确，一些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情正在发生。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过去所有的观念将不再成立，我们已经迎来新的时代，而面对这个新时代，我们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资借鉴。

那些“新工党”的东施效颦者一向非常喜欢的高档西装将不再是成功和具有远大抱负的象征，反而会成为自己与社会草根群体相疏离甚至相对抗的标志，而这些昔日曾受到忽视与冷落的草根人士当前却正在稳步走向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也许你还记得，科尔宾曾因自己的着装风格遭人嘲笑；而如今科尔宾与昔日变化不大的着装风格却传递出一种真诚和亲切，在今年6月的大选中，他并未因穿着受到任何批评。然而，着装风格还只是切入问题众多角度中的一个。

曾经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终结，这一历史趋势也在改变英国这个国家的走向。这也解释了为何右派人士在批判科尔宾是一个左派极端主义者时，他们不但未能在社会上收获预期反响，甚至还产生了相反效果，原因就在于英国民众心中的科尔宾与那些批判者口中的科尔宾是完全不同的。科尔宾讲话风格通俗易懂，他所谈论的问题正是英国老百姓所关注的，他所采取的态度也正是社会大众所认同的。

工党议员们之所以如此反对科尔宾，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的思维与行事逻辑仍然体现着深深的新自由主义印记，他们很不情愿告别新自由主义时代。他们头脑中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思维方式，对政治的理解也已经完全固化。工党议员们指责科尔宾脱离时代，而事实上，他们才是难以摆脱上一个时代思想桎梏的古董。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意味着“新工党”的解体。相比之下，科尔宾的思想与现实世界是完全同步的，而那些批评科尔宾脱离时代的工党议员们才是真正的脱离时代，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

科尔宾在大选中的获胜提醒我们，过去多年里使各种政治评论得以成立的基础性假设应该被放在聚光灯下重新受到仔细检视。工党内部的混乱以及该党人士对科尔宾的嘲弄让很多人（包括某些左派）意识到，工党的处境已经如临深渊，未来英国政局很可能长期被保守党把持。而随着科尔宾获得政治话语权，保守党的主张也将不可避免受到重新评判。当工党抛弃“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遗产并开始构建新话语时，新自由主义终结给保守党带来的冲击将是更加严峻的。

卡梅伦、奥斯本二人领导集体的政策仍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之上的，考虑到紧缩政策的推行就更是如此。而现在看起来，为了顾及新的民意，政府将不得不放弃紧缩政策。自特蕾莎·梅就任首相以来，她多次提到回归“一国保守主义”（One Nation Toryism，英国保守主义的一种务实的政治形式；“一国保守主义”是保守党党内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主流政治主张，它重视社会凝聚力，并对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组织”给予支持，前者如福利国家制度、后者如BBC等——观察者网注）、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等主张，但目前这些主张仍然停留在口头，从未真正落实于行动——因为她已经自身难保了。

同时，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却在退缩。他们出于党派原因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其实从国家角度来说，全民公投是没有必要的。公投结果揭晓后，卡梅伦内阁被迫辞职，而那些脱欧派获得了实际领导权。今年大选之后，保守党开始尽力避免“硬脱欧”最终成为现实。简而言之，保守党彻底失去了控制政治议程的能力，他们已经陷入疲于应付问题的被动状态。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守党人非常害怕科尔宾从下一场大选中脱颖而出，而他的政治主张又是与新自由主义完全相背离的。

科尔宾崛起为工党党首，他理解新话语的必要性以及社会对新政治范式的需求，不仅如此，他本人对这些新鲜事物也是极有热情的。除此之外，在英国公众眼中，工党角色转变的关键就在于2017年工党宣言，甚至可以说，这份宣言是该党自1945年以来最为重要也是最优秀的一份。30多年来，工党主导性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私有化、涓滴经济学（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察者网注）、国有企业的浪费与低效、无可置疑的超全球化现象以及银行家和金融家等新贵身上。

而2017年工党宣言则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视野：更加公平的社会、对不平等现象的遏制、更有分配效率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集中化、更充足的公共服务拨款、铁路和自来水公司国有化以及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等等。这份宣言的标题直接体现了上述内容的核心意涵——《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新自由主义终结之后的时代》。虽然上述内容还不能完全覆盖“为了大多数”这个宏大主题，但这的确是迈向问题解决的第一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工党就一直处于守势，右派思想处于压倒性的支配地位。而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左派将有机会提出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不过，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英国当下的经济状况是自1945年以来最糟糕的。我们从脱欧公投中已经看到，在这个国家，保守主义、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非常有市场，人们甚至对昔日的大英帝国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怀旧情绪。英国不仅对欧盟成员国身份表达了拒绝，这个国家其实与整个西方世界一样，也拒绝正视正在我们面前渐渐成形的新世界。在这个渐露雏形的新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是历史的主角，而中国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全球领袖。

对于身处凄风苦雨30年之久的英国人来说，对自己的祖国感到乐观绝对是一种很陌生的体验，而当下很多英国人如此欢欣鼓舞却并非毫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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