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这一观念，在欧美知识界，很多人是当神话来说的，其性质，类似于中国人说《山海经》。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这类话语的关键，是要有人信，只要有人信，就一定有人说。

任何神话，都是制造者和接受者的合作，缺一不可。人类具有自我神化的天性，历史上大小神话层出不穷，但长时间屹立不倒的神话，一定是成功俘获了人心、被信众死死抱住不放、顽固地当作自己信仰中心和精神支柱的那一类。

从制造者方面来讲，“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型，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其实无可厚非，换谁都一样。不要说全球霸权，哪怕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高权力，也都有与之配套的政治神话作为支撑。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很多哲学家都说过了，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一般来说，只要本国有过一段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时期，无论是美英法，还是德意日，其知识界都会经历一次集体升华，进入到新境界，从此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经过一段时间，共识自动形成：“西方”这个概念作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政治神话需要，应是一个集体创作，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就像是一个商品系列的总品牌，专门为消费者整体的心理接受和思维定式而打造出来，并服务于全系列的各个商品。

于是，需求推动，共谋合成，西方神话就此应运而生。

再看接受者。就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中国人是“西方”这个品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没有过自己的帝国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对于霸权与神话的关系不甚了了。

有客观原因，中国的知识界早先忙于考虑如何救亡图存，后来考虑如何奋起直追，再后来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从大清国衰落之后就基本上没再接触过如何扩张和争霸这类问题，“国际政治神话学”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结果导致很多人轻易就把神话当真理，把伪神当真神，尤其是知识界，“唯西主义”长期以来是绝对主流。

拥有庞大、优质、坚定的海外信众，西方神话自然会长盛不衰、屹立不倒。即使制造者已开始放弃这个品牌，开始谈论“西方的没落”、“西方的衰亡”、“西方的崩溃”了，但由于其神话基础在东方和南方的广大亲西方群体中依然牢固如初，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神话也还将完整如初，鲜活如初。

这就是关于西方神话问题的当前现状。实际上，神话制造的高潮时期早已过去，除了西方大众媒体还在拿神话当游戏在那里自娱自乐，很多严肃的知识分子正在当真地研究“西方衰落”问题和“后西方”时代了。而与此恰成对照，反倒是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严重落后于时代，出于某种目的甚至某种利益考虑，死守西方神话，死忠西方伪神。

这就意味着，西方神话将如何破灭，现在不再取决于西方知识界，而取决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将如何觉醒，如何放弃旧的观念，重建新的认知。

鉴于此，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理解框架，即“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三个方面，以推动这一认知过程。

一、“外造”的西方

西方作为一个文明，被认为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势文明，不仅区别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而且被认为优越于所有“他者”文明。

这个认识，显然与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全面胜利有关。战后欧美的知识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在乐观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大量的协同努力，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强化了西方文明是优越文明的认知，使得人们淡忘了“西方”这个观念真正的来龙去脉。

被忽略的事实是：“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的这个东西，其出现以及其定义，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反而是通过与“东方”、“南方”、“其他”这些“他者”地区的“他者”文化的观念对立中被人为创造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只要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非常显著地“他者”，“西方”的观念就会出现，其定义也随之清晰。“他者”的特征越鲜明、越真实，“西方”这个观念也越鲜明、越真实。

反之，一旦没有了显著的“他者”，或者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西方”这个观念也会趋于暗淡，而内部的对立冲突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历史并未远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战时，美英苏同盟国集团与德意日轴心国集团进行了殊死搏斗，战争被定义为“自由”战胜“法西斯”，势不两立，绝无互相认同。那时的“西方”，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被人们送进了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盟国”的事业和“盟军”的胜利，都在期待“自由”和“解放”的到来。

登陆诺曼底

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形势突变，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历史一夜之间恢复了原貌，“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被重新提起，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又共同集合在了“西方”的旗帜之下，后来甚至还包括了日本这个地理上的远东国家。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才是当下真正的“他者”，“盟国”关系结束了，“铁幕”将其一分为二了。现在的“我们”又回归为历史上的“基督教国家”，“西方”必须通过与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的“他者”对立而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外造”，一个新的“西方”——以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美英加澳新）为主、包括了臣服者部分欧洲和日本的一个国家集团统称——通过与非常真实的“他者”的对立，而获得了自身的真实性和内在同质性。

由于二战结束后被西方所确定的“他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铁幕”以东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另一个是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即“第三世界”。所以，这个被双重“他者”所决定的西方也被创造成了一个双面结构——一面是“自由”或“正义”的化身，面对“专制”或“邪恶”的敌人与之战斗；一面是“先进”或“文明”的化身，领导“落后”或“野蛮”的世界走向光明。

铁幕（图/Final Review Project）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早在战前，一些试图阻止这场“欧洲内战”的知识分子就努力致力于创造出关于欧洲“自我意识”的想象，试图为其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标准给出某种定义。在那个时期，关于“西方”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欧洲人的先祖到底是谁？这类问题，还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问：“我们自己，我们欧洲人，如果我们不是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愿把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大森林里的野人视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么我们又是谁呢？”（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

这个设问，即反映了西方缺乏内部同质性而必须依靠外部“他者”来“外造”自我意识的困境。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蓬勃生长，而“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却还在各种理不断剪还乱的观念纠缠当中，前者压过了后者，结果就是英法一方以“保卫文明”的名义投入到了针对“野蛮人”德奥同盟的战争中。

再往前追溯，还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在帮助“西方”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外造”作用。

近代之前，西欧是一个处在文明边缘地带的地区，南欧的地中海城邦国家与北欧森林里的蛮族部落，从文明上根本就是对立的，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认同，“西方”的观念完全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穆斯林世界这个“他者”的出现，“西方”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世纪才能出现。

英国学者马克西米·罗迪逊说：“远在其成为一种问题之前，穆斯林就被当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了”。“伊斯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绘制的，而是来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渐演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敌人的特征和形象，从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军东征上。”（《欧洲的东方神话》）

这个看法可以得到很多支持。实际上，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西欧基督教国家进攻东方，而不是穆斯林世界进攻西方。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其时的西欧对于东方世界毫无吸引力。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写道：“在西欧的所有敌人当中，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华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封建社会》）另一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也认为：“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能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欧洲经济史》）

“外造”不同于“内生”，由于“西方”这个观念自身没有什么历史文化根基，难以自然产生并自成一体，所以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而创造出来，而且随着“他者”的变换不断改变自身的定义和内涵。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殖民地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先后扮演了“西方”的“他者”对立面，协助了“西方”神话的缔造。而在“他者”形象并不显著的时期，“西方”的观念就会自行破碎，甚至根本不存在。

二、“新造”的西方

确切说，任何文明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个性质，就像是人格心理学所揭示的，“自我”的很多特性都只能在对照当中形成。例如中华文明也是在几千年的“华夷之辨”中造就并凸显了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入世界文明舞台，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时代。就是那一批以夺回圣城的名义涌向东方的基督徒掠夺者，构成了“西方”的雏形。

在此之前，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还处在没完没了的激烈冲突当中，誓不两立，为了圣灵是来自圣父还是圣子之类的教义诠释，互相威胁用地狱之火烧死对方。在这个野蛮愚昧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宣称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应该团结一致，估计也会被活活烧死。

但由于穆斯林这个异教徒“他者”的出现，形势陡变。拜占庭皇帝的特使于1095年来到皮亚琴察面见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阁下倾基督教所有力量协助我们抵抗异教，以保圣教的安危。”教皇立即表示了同意，并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开始不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首领的支持，哄骗和劝说他们参加对东方的远征。

回顾地看，这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统一。如果说，这就是“西方”的核心部分，直到1946年丘吉尔也仍然要用基督教文明来重新唤回“西方”的定义，那么850年前对于“基督教所有力量”的这一次召唤，也就相当于是“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正是欧洲野蛮人与伟大的东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诞生。”1995年伦敦出版的《发明欧洲》一书中这样写道。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几万人的大军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发。历史学家彼得·佛兰科潘认为：“为了地位、财富和尊严，被现实利益所引诱的欧洲诸国，即将在遥远的疆土上展开他们的首场争斗。…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从逐渐将自己拖向中心到最终成为中心，这就是近一千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而真实的西方，主要就出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此前历史里的“西方”，都不是真实的。

中华文明的“华夷之辨”至迟从周公制礼乐就已成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种久远深厚的内在同质性和一致性，在“西方”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这个新兴文明实际上无法与其他悠久文明相提并论。

“新造”的文明，一定是“外造”的，因为它所借助的“他者”文明，是比它更悠久、更高级的文明，可以提供足够的特性供其形成借鉴或对立。若进一步类比，就相当于中华文明外围的次生文明，如朝鲜、日本、越南、西夏等。这些边缘文明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跟随中华而形成，也可以通过否定和对立踩着中华而蜕变，就像19世纪中期以后的日本的所作所为那样。

三、“伪造”的西方

认识到“西方”观念的“外造”和“新造”性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希腊伪史”、“罗马伪史”、“文艺复兴伪史”之类的观点会层出不穷，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地否定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而且在学术上也不能成立。

简单说，当近代欧美学者试图将古耶路撒冷、古希腊和古罗马都说成是“西方”的前世，将摩西和耶稣、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都说成是“西方”的先祖时，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自己家的祠堂里来了。

耶路撒冷（图/以色列时报）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为“西方”的早期代表，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还是希腊城邦，都是典型的东方文化，而完全不属于“西方”。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的第一次统一为“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后各一千年的两千年时间里，从东地中海一直往东的整个亚洲大陆，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大的文明中心，都和“西方”毫无关系，因为它还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文明中心而出现。

所以说，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古黎凡特和古希腊，可以被归类为地中海文明，或理解为是古波斯文明的外缘，但却不能被解释成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也不应该有“希腊-罗马世界”Greco-Roman World这个合称，更不应该有“泛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这个分期，这些“世界史”概念，实际上都只服务于为后来“新造”的西方伪造出一个光辉的“古典时代”这个政治目的。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不专属于某一类型，由于它们出现得很晚，且覆盖范围不大，更有可能它们都是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苏美尔、古波斯等文明的附属部分，而不太可能成为主导文明和优势文明。但是如前所述，由于近现代的“西方”是一个既与“邪恶巨人”作斗争又率领“黑暗世界”向前进的双面结构，就像是米开朗琪罗所雕塑的那个既面对歌利亚巨人又引领尘世子民的大卫形象；所以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们也照葫芦画瓢，将这个双面结构引入了“西方”前世历史的编造。

正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在这个“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被人为地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光明的”希腊城邦和“伟大的”罗马共和国，第二部分是东方那个“邪恶的”波斯帝国，第三部分是南方“黑暗的”的迦太基、埃及和非洲大陆。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这样来伪造早期基督教：“假如在腓尼基人当中，‘精神’仍然受到‘自然’方面的限制，那么，相反地，在犹太人当中，‘精神’却完全净化了，成为‘思想’的纯粹的产物······现在，‘光明’这个观念更进而成为‘耶和华’——纯洁的统一。”实际上，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内的“古典时代”，无不是按照这种“山海经笔法”被创造出来的。由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学家，尤其是日耳曼史学家，是在完全不受任何挑战、并垄断了所有历史材料的情况下编写“世界历史”的，因此，他们的伪造活动基本上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

除了“古典时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概念也无非都是某种预设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的产物。由于“西方”在诞生之后的几百年里仍然野蛮黑暗，没有多少文明之光，直到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成为暴发户，所以“中世纪”或“黑暗时代”的分期一直延续到了“西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意大利北部城邦共和国自成一体的文化纳入自身文明范围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概念的由来。

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比萨这些城邦共和国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去读，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与东方的贸易，它们与整个地中海的文化联系，它们自罗马时代之后的连续发展，却看不到它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凯尔特和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人有任何文明上的同一性。将它们的独特文化解释为“中世纪黑暗”的结束和整个“西方”的文化大复兴之开始，也是近似于“山海经笔法”的胡编。

总之，近代欧美史学家对“西方”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十分明显，不能当真。但要认识到，这种伪造，主要不是体现在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的篡改上，而是体现在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的预设上，体现在“所有历史都是‘西方’现代史”这个潜在的荒谬逻辑上。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接受柏拉图的著作是历史事实，可以接受希腊早期的科学成就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些史实与现代“西方”的优越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条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专属于“西方”的、不属于其他文明的伟大光明正确之路。

四、等待中国的知识界

外造-新造-伪造，这个关于“西方”的理解框架，对于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应该不是什么新发现。事情做都做了，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揭穿。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却还远远没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

不接受的情况分很多种，对于那些即使明白这是个神话也决不改变对“西方”的认知和信仰的人，需要单独分为一类。本文的讨论，只针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

一个颇有市场的流行观点是：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无论是不是真实的，也无论是不是“西方”的，反正不是中国的，反正这些文明成就，尤其是科学成就是被现代的西方所吸收、所继承、所发展了，反正你中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落后就要虚心学习，不必管到底是谁的。

这个观点不算是大错误，但它不顾真假西方和真假历史的区别这个态度却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个态度恰恰构成了西方神话基础的一部分，也恰恰是“西方”在伪造自身历史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向西方先进的地方学习，原则上没有错，但西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自身的文明神化，将自身的历史神化，目的之一正是让学生们永远不能超越它，永远追随它，最好永远屈服于它的伟大。而不分真假西方、不分真假历史的做法，看起来是我们的谦虚好学，但同时恰恰也迎合了西方永远当老师的潜在目的。

老师和霸主是一体两面，因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揭露西方的知识之伪，就相对于是解构西方的权力；而盲从西方的知识建构，就相当于是在强化西方的权力。

努力学习是为了超越西方，不辨真假却是在强化西方，所以这种流行观点具有自相矛盾之处。

另一种流行观点则是：将西方“古典时代”的所有历史叙述都说成假的，说成是近世伪造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还是古罗马的法律和政治，乃至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统统视为是伪史不予承认。

这种观点，尽管其破除西方神话、解构西方话语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是偏离了研究方向，搞错了问题本质。如前所述，近现代的欧美学者的所作所为，就是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了自己家新建的祠堂里。所以，可以否定它这个新建的祠堂，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先祖历史；也应该批判它的窃取行为，因为别人家的东西不属于它；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它的祠堂连同里面窃取的东西无论真假统统砸烂。

平心而论，西方知识界几百年来的神话缔造方面成绩斐然，其中包括了很多精巧的设计，精确的衔接，令人叹为观止，并且有不少值得其他文明参考借鉴的地方。因此现在要彻底解构这个神话，也需要精细一些的操作，不能野蛮拆迁。

但无论如何，这个工作有待中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希望本文能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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