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的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毓海】

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的书？

韩毓海教授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对此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科学。

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剑桥大学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

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可直译为“鲜花盛开的地方”）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艺术家与裱糊匠却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

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而这也正是现代文化与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现代文化的实质，无非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便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出的历史事实。

英国宪章运动

然而，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如此相悖，以至在某些人看来，正是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正是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与“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资产阶级文化不过是基督教文化的变种，它认为“身体”、手和脚是肮脏的，纯洁干净的只有“心灵”和“脑袋”。而让·保罗·萨特在《肮脏的手》中则这样讽刺说：

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个手肘贴着身体，戴着手套。而我的手是肮脏的。我把它们伸到血污和大粪里去，所以它们一直脏到了臂肘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你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

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代表着脑与手的结合，真正显示着现代文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力量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而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阳光下的雕塑——马克思、恩格斯

尤为震撼的是：当马克思说到“动手”的时候，他所说的“动手”并不仅是指劳动，还有“革命”和“人民专政”：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合集》）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摘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毫无关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中，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书，既不会使你感到舒服，更不会使你升官发财，当然，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无关。

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而古往今来，很多人是他的信徒，于是，他们读养生、健身、旅游、性爱、游戏、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却调侃说，实验已经证明，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为了追求快乐，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而不是读书。某位号称“无知者无畏”的作家曾经说过，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没准儿会更加快乐——而他很可能是对的。

我想，人们读书，一定是希望解决一些使自己感到苦恼的问题。因此，如果书籍不能给我们带来震惊、带来惊奇般的收获，如果书籍不能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挑战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的“常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一般的读者也许知道马克思出身于快乐、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半荷兰血统，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姨夫利奥·菲利普联手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

而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一定会追问：作为一个如此快乐的富二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为了世界无产阶级而痛心疾首的伟大导师呢？

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边沁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边沁还说：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但“快乐的猪”与高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 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世界一流学科”谋一份教职，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每当想起马克思的事业，每当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猪的快乐”与“人的幸福”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学课本上的叶挺的《囚歌》，想起那些革命者对于幸福的理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只是不知道，像马克思17岁时的那篇作文一样，叶挺的诗篇，是否还幸存在今天的小学课本里。

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为他人而工作。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有很多，但我以为这两条是最基本的。

我们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

本文节选自《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得主韩毓海力作

回归马克思本源，重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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