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关于难民问题的这三种声音，声势还不小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升】
有关“中国该不该接收难民”的争论还在持续，其实不是从今年的国际难民日，而是从欧洲难民危机以来，这个话题就一直在往中国的头上飘，大家还记得今年大年初一联合国官微是怎么给咱们拜年的吗？
翻看这几天的新闻，总能听到各种针锋相对的声音，笔者和周围的朋友，包括一些欧洲朋友也有一些争论，这里不妨总结几个典型的观点，一一做个回应：
第一种：首先，我们不同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强国力的大国，这个托词不能成为中国拒绝难民承担国际义务的借口，反而会被人耻笑。而且，我们不同意“谁污染谁治理”，很多接收难民的国家都不发达，也没有参与制造难民，比如叙利亚的一些邻国，比如黎巴嫩，但他们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比欧洲做得还早，难道中国连他们都不如吗？
这种声音来自于外国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冷酷”和带有“种族歧视”的“难民恐惧症”表示不满。
接收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那么重要，几十年前中国还很穷的时候，也大规模接收过难民，关键是难民的成分问题，也就是难民和接收国社会的兼容问题。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难民和接收国双方利益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出现欧洲正在面临的难民危机。
这种声音中提到的黎巴嫩正好笔者去考察过，而且考察时间正好是欧洲难民危机前夕的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开始于2015年夏季），也正是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之时。这个小国确实早于欧洲承受了百万难民，当地的官员和联合国分支机构介绍道，从2011年开始，短短四年不到，黎巴嫩接收了相当于自己人口四分之一的难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黎巴嫩在2011年人口只有460万人左右，但到了2015年，已经变成了580万，增长了120万人。阿拉伯之春之前的2005-2009年，同样是四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只增长了18万人左右。
黎巴嫩难民营
那么如此剧烈的变化给黎巴嫩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呢？说实话，并不像欧洲难民危机那么恐怖。很多餐馆服务员、高级酒吧的酒保、夜店DJ、咖啡厅的咖啡师、出租车司机、在街上擦皮鞋的小孩儿、抬高海滨高档住宅楼市的富人等都来自叙利亚，根本看不出他们跟黎巴嫩本地人的区别。他们都说阿拉伯语，都信伊斯兰教，肤色五官无区别，两国历史上曾同属一国（详情可以参见笔者之前的文章：《时代》给默克尔戴了一顶高帽子）。
当时与笔者同行的欧洲同学们都在想黎巴嫩的经济可怎么受得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人对黎巴嫩不留恋，对叙利亚老家更是已经绝望，一旦找到廉价的途径就会向梦中的欧洲进发。结果“蛇头”们和土耳其看到了机遇，笔者离开后不久，百万难民开始如潮水一般浩浩荡荡水陆并进陆续奔赴欧洲。
结果同样的难民到了不同的社会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当时每个欧洲国家平摊的量还不及黎巴嫩一家，结果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当地人和外来难民的矛盾摩擦，出现了社会治安恶化、宗教种族对立、政治上的左右对立、极端思想扩散、甚至恐怖袭击常态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难民问题直接导致的，有些是间接导致的，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不会否认它们和难民潮之间是有关系的。
再说说中国的例子。中国连中东小国都不如？非也。中国恰恰是在东亚东南亚这片地方从源头上扼杀了难民的产生，中国国力的壮大、对周边邻国间矛盾或邻国内部矛盾的积极调解，以及在亚洲地区处理安全问题的冷静合理性，使得很多个“火药桶”没有爆发，中国周边很长一段时间来没有大规模战争，这是扼杀了难民产生的源头。
反过来看看，面对难民问题时，黎巴嫩、约旦他们有选择吗？而土耳其，沙特以及那些自己距离中东近在咫尺的欧洲国家，不但不去扮演稳定器和调停者，反而去推波助澜，试图浑水摸鱼，中国在西方动手开打之前好言相劝，却被全当耳旁风，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种的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咽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的情况报告，中国累计接收难民3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只有极其少的几百人来自非洲和中东（由于本国政局不稳生乱生战，在中国沦为难民），近年由于缅甸内部武装冲突也有不少难民过境进入云南，这批难民没有可查的官方统计数字。
这30万出头的难民大部分的接收时间是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更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接收既没有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很多选择留在我国的难民在我国社会的融入情况也相当不错，为什么？同宗同源啊！
这就是为什么难民和接收国社会的兼容问题至关重要。接收国对接收对象进行筛选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双方负责。这也是为什么王毅外长说：“解决中东难民问题，首先需要加快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难民回归创造必要条件。”
因为中东难民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再退一步就是和他们处于同一个文明圈的其他国家，你把这些地方搞乱了不收拾，还一拍胸脯说“没事，我给你一个新家！”这不是行善，是彻头彻尾的害人害己。
第二种声音：难民非恐怖袭击的根源，很多发动独狼式恐袭的个体都不是难民，而是早已成为当地居民的少数族裔，夸大难民的危害，把他们和恐怖分子混为一谈是缺乏同情心的，是被右翼排外的保守势力给蒙蔽了，受害的都是无辜的难民，然后他们被我们的敌意推向极端势力的怀抱。
发出这种声音的外国人中国人都有，说的有些是事实，但是还是明显缺乏知识和视野，只通过新闻来了解问题。
难民营里面绝对不只有难民，我们没有把难民和恐怖分子划等号，但你们也不能把难民和恐怖分子划不等号。
对难民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所有难民营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有黑有白，鱼龙混杂。除了正常的生活，难民营里面充满了暗地里的交易，拉帮结伙。某些难民营以外的力量也可以用各种面目名义，比如医生、老师、志愿者、传教士、阿訇等，渗透到难民营中去，去发展培植自己的力量，联合国和红十字的管理人员们对这种现象的应对能力十分有限，他们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还会被这些势力骗取。
在土耳其南部的基利斯难民营，白天难民们在难民营里，晚上拿起枪就过境进入叙利亚变成自由军，管理难民营的土耳其外交部官员也不避讳，难民营其实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总部。
塔尔图斯的难民营曾经收容巴勒斯坦人数十年，但是当叙利亚爆发内战后，率先加入反政府武装的就是这几十年来吃着叙利亚政府和民众食物，住着他们房子的“难民二代”；黎巴嫩也一样，黎巴嫩难民营始终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和休息养生之所。巴基斯坦白沙瓦难民营，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大的兵源地和避难所；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是“索马里青年党”最喜欢活动的地方，他们可以招募童兵，年轻人和骗取国际组织的资源。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难民的身份无法得到彻底的甄别。
阿富汗难民
一名武装分子在黎巴嫩难民营里
除了身份难以甄别，难民也不可避免的给接收国带来其他问题，而且往往会超出接收国政府的能力范围。
“难民们要的可不只是临时的栖身之地，他们除了要吃要喝要住外，还要求东道国提供‘舒适’的环境，刚开始是要帐蓬，然后是集装箱式的房子，然后就是固定的建筑啦，然后就是要学校、商店、宗教场所，然后是外出自由，工作机会，最后是要土地。土耳其外交部负责难民官员苦不堪言，公开要中国 ‘给钱吧’；在约旦，难民营成了约旦的‘第五大城市’，然后是与管理难民营的约旦军警天天冲突。”（这一段来自一位长期研究相关问题的友人口述）
然而如果不是专业研究者或者亲历者，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实，而这些又几时在媒体上报道过？所谓呼吁“关注难民”的那些人，真正关心过这些问题吗？
第三种声音：中国可以通过接收难民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更深入的参与全球治理，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人没有必要谈虎色变，中国老百姓的激烈反应可以理解，但还缺乏更深的考虑，中国政府却应该适时把握机会有所作为。
别的不说，看看早就接收难民的欧洲和中东各国，有几个国际影响力提高了？
就算有一些提高，比如埃苏丹在跟欧盟扯皮时有了一张“难民牌”，默大妈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等于发了一张“好人卡”，但是土耳其和德国的经济和安全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其他比如黎巴嫩这样接收难民先行者的国际影响力又有哪些提高？他们当时想问欧盟要钱安置难民都要不到几个钱。
想为国家出谋划策提高国际影响力应该鼓励，我们中国也应该多参与多学习全球治理，但是至于参与治理“难民”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法，王毅外长已经说了，笔者也用他这段精炼的语言来结束这篇文章：
“中国政府一直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在联合国框架下，为难民接收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力推动热点问题降温，帮助难民接收国提高应对危机能力，为难民实现重返家园的夙愿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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