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布兰德斯：美国人大概忘了当前国际秩序是为何而建的-赫尔·布兰德斯、查尔斯·埃德尔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 黄郁】古希腊人对悲剧的态度相当严肃认真。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公民们每年都会相聚一堂，在剧院共同欣赏一部优秀的悲剧作品。

那一时期，在公共财政的资助下，众多优秀的悲剧作品相继被搬上舞台呈献给整个城邦。尽管人物对话和情节线索迥然相异，但这些戏剧作品的表现形式和道德训诫却一以贯之：杰出人士总会因自身的无知、傲慢或疏忽而跌入人生谷底。

这些悲剧作品向人们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不完美的人类手中，而人类会犯各种错误——无论多么成功、多么辉煌的文明，随时都可能滑向悲剧性的失败深渊。

这种深刻的危机感（或称之为“悲剧意识”）深深融入了雅典文明之中。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悲剧会催生遗憾和恐惧，并产生情感宣泄的效应。而情感宣泄正是促使观众意识到他们所目睹的这些悲剧性后果完全有可能避免的关键。

通过直面悲剧，目睹并理解事态将如何不受控制地向最坏的方向发展，雅典人渐渐开始鼓起勇气并尝试构建某种集体责任感，城邦的执政官和公民们开始共同克服艰险，试图避免自身悲剧命运的到来。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29日文章：《历史终结之日便是悲剧诞生之时》

美国人的悲剧意识

美国人对悲剧作品也同样颇有鉴赏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记忆使美国人凭直觉意识到，世界秩序的崩塌将导致灾难性后果；而苏联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在不断提醒美国，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是难得的、珍贵的，绝不应被视作理所当然。

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美国在地缘政治领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以确保世界秩序不会出现再次崩塌，而这一努力也收获了虽不完美却也可以令人接受的结局：二战后的国际体系虽然没有实现绝对稳定，但颠覆者却受到了有效压制并被最终打败，民主体制和民主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美国和整个世界也因此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高峰。是危机感促使美国人付出了踏实的努力，创造了伟大的时代，而这一危机感正是来自对悲剧的认识。

正如人们常说的，美国人是健忘的民族。在享受70多年的和平和四分之一世纪的全球霸权之后，如今的美国人早已不知危机感为何物。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人已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了。但他们已经忘记当前这种秩序当初是为了抵抗什么而构建起来的了：为了防止国际秩序的彻底崩溃，为了阻止暴力活动和大国战争的爆发——这些可怕的事情曾如此频繁并贯穿了人类的历史。

当美国国力和国际秩序正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这种健忘症的害处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如今，美国及其费尽心力维持的世界秩序正眼睁睁看着悲剧在孕育成形，美国人早已忘记了陷入悲剧是何种感受。

作为常态的悲剧

我们总习惯于认为，以国际暴力和大国战争为特点的世界秩序的全面崩溃只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当中，绝无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但这样的观点是完全不顾史实的，因为历史上国际关系的崩溃绝非个例，而是一再重复的常态。

事实上，古典现实主义者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及他们在20世纪的志同道合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都清楚，国际关系的历史经常重复此类悲剧。即使希腊人曾倾尽全力培养公民的悲剧敏感性或危机感，悲剧性的结局还是无可避免地降临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古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陷入了冲突。这场战争并非始料未及，因为在此之前两个城邦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数年，但战争开始的时间点和突然性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毕竟斯巴达和雅典曾签署了一份30年的和平协定，双方一致同意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并在之前的15年里多次有效避免了危机的升级，通过这些程序性的手段，两个城邦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然而，仅仅因为雅典对其邻邦墨伽拉的经济制裁——一起涉及到斯巴达盟国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争端，希腊人便决定发动战争。

这场争端不可避免地升级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因为多数当时已知的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并持续了将近30年之久。这场冲突葬送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战争的赢家和输家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困境，这加速了雅典城邦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并最终导致分崩离析，再也无力抵抗来自外部的攻击。在战前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由一个附庸国引发的争端竟会终结希腊的黄金时代，并最终让希腊这个世界舞台上独立而强大的演员黯然退场。

最近几个世纪，人们几乎总是毫无缘由地相信，国际关系的本质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曾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近400年的欧洲也曾一再陷入毁灭性战争，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的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的战火都由日益激烈的争端点燃，而且都导致了当时国际秩序的迅速崩溃，随后也都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暴力和毁灭。

三十年战争开始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争端，而战火最终扩散到了整个欧洲。仅仅在德国，战争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最保守的估计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死于这场战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失去8000万人口。

法国大革命持续了二十多年，变革了欧洲政治，并进而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战争。

经历这些动荡之后，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冷静下来，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那段时间里爆发了几次局部冲突，包括克里米亚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但这段相对的平静在20世纪初被彻底打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又是一场由一个小火星点燃的波及范围极大的战争。在21年短暂的休整后，紧接着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数以亿计的生命被吞噬，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崛起，并最终终结了欧洲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任何对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表明，国际秩序的崩溃将彻底破坏原有的历史面貌。这些秩序崩溃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和实力均衡格局中的权力交替有关，有些和对立的意识形态有关，有些和某些国家的治国纲领有关。但无论起因如何，却总是滑向相似的灾难性结局。

在一个以国家间激烈竞争为特色的无政府主义世界里，悲剧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

悲剧提供的启示

事实上，这些崩溃造成的后遗症影响深远，一系列规则和权力关系组成的用以规范国际关系的现代国际秩序体系，大体上正是在这些悲剧结束之后才被设计成形的，如此可以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当然，国际秩序的形成不仅依赖于那些受伤的历史记忆，还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对主要国家有利的权力配置，以及主导国家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但总体而言，这一秩序体系的确吸取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抱着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希望，主要国家和领导人调动了他们所有的创造力，共同构建并维持了这一秩序的稳定运行。

下面让我们梳理一下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

在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签署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以此来约束那些曾经煽动冲突对抗的力量。

1648年，欧洲国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场外交革命，它首创了禁止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政治秩序，开始将世俗权威而非宗教权威视为国家主权的基础，并试图通过维持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来防止外国入侵和战争的爆发。此外，它还依赖于主要国家间达成的共识：曾降临在欧洲大陆、折磨这片土地30年之久的毁灭性灾难，永远也不该再次出现。

同样地，在法国大革命后，经过精心设计的、从1815年开始由英国领导的议会制度成功地维持了欧洲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有效地防止了欧洲内战的爆发和国际秩序的崩溃。这一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将欧洲主要的5个国家都吸纳进来，使它们至少都有内在的动力去维护和平稳定的局面。该体系由英国和俄罗斯奠定基础，并以1815年后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政治价值观作为理念保障推行开来。

这一体系同样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该制度的特点包括进行定期磋商以遏制国家间争端和外交敌对情绪，另外还要求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以放弃单边优势为代价获取相对和平。

正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样，该体系也是回望过去而非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因为设计的目的是在根源上杜绝冲突的发生，这些冲突曾在1789年后使欧洲生灵涂炭。事实上，最终使该体系得以长时期维持的却是各国经过艰难挣扎才接受的一项认知——这一体系并非什么坚固的壁垒，剧烈的动荡随时可能重现。

人们甚至无需回溯过于久远的历史，就能理解悲剧是如何激励人们付出如此艰苦的努力来重建国际秩序并维护世界和平的。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受到悲剧性战争的启示，开始改变对美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态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尊称为“智者”的美国领导人和精英阶层（虽然如今名声不太好）有意识地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曾流行一时的孤立主义观点，他们致力于努力稳定战后国际秩序，以防“二战”成为一场更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的序幕。

他们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是确立美国的全球霸权、巩固美国在全球安全联盟体系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多边机构、并大力推广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观念、宣扬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等等。

他们致力于尽可能在早期就对威胁势力实施压制，在威胁势力扰乱关键地区或对国际和平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之前就将其打败。他们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一事实：美国再也不可能回归“常态”（指一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的国家，美国必须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任。

他们付出的这些努力是基于几个世代以来一直指导着美国决策者的那些基本原则：维护国际秩序要比等到它被摧毁以后重建的代价要小得多；现在做出些局部的牺牲要好过将来再付出巨大的代价；全球的常态和稳定并不能自我维持，需要某些寻求秩序并促进稳定的国家主动付出长期的努力。

（未完待续，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5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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