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往事——激情燃烧的“六八”运动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半个世纪前的1967年6月2日，一个德国青年倒下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站了起来，一系列荡涤德国社会“千年腐朽之气”（Muff von 1000 Jahren）的抗议活动在第二年达到高潮，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六八”运动。
1967年的确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份：西方社会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繁荣期后危机渐露，体现德国传统价值观的阿登纳时代业已走入历史。4月21日，希腊发生军事政变；6月5日至10日，以色列与邻国卷入“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打得正酣，美国发动了第二轮“旱季攻势”，每月阵亡高达约800人；7月23日，底特律发生美国历史上第二惨烈的种族冲突；10月9日，国际左派运动的光环人物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方枪杀。
德裔美国政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描述“六八”运动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感觉，下个世纪的孩子们学习1968年历史，就好比我们今天在学习1848年的历史（德意志革命——笔者按）”。
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无情人有情。笔者认识几位“六八”人士，他们虽然已不再年轻，但理想主义精神尚在，有的至今还在搜集中国那些年代的《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毛主席像章。
的确，回望这段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都会提出相同的问题：五十年前，德国和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六八”青年抗争运动又给社会和后人带来了什么？而答案却往往大相径庭，依然分裂着德国社会。
两支乐队加剧了“代沟之争“
德裔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六八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就如人们对癌症产生的解释一样多”。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迭发而发生的民主运动，也有人相信这场运动是刻板的新教道德功能主义（节欲、自律等）与后工业社会新价值体系（自我实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社会伦理学者们认为那是当年的新生代意欲摆脱老一辈竭力维护的旧传统而采取的一种新的抗议形式，心理学者则将其视为“失去了父爱的那一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场介于1967年至1970年的抗议运动，其实是“青年文化”中特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年轻人感性及逆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阿登纳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气氛有关：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集体沉默”，许多当年的纳粹分子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中。根据1967年的民意调查，仍有一半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原则上是不错的理念。此外，新生代对父辈们那种满足于“小康乐趣”的生活方式相当看不惯，嗤之为“精神狭隘和空虚”。
客观地说，德国战后新生代“相对宽容、信息丰富、参与感强”，他们的民主意识在融入西方体制二十年后已远远超过自己的父辈们。可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依然充满纳粹时期和之前的传统，普遍比较专制。因此，父辈们在年轻人眼里已渐渐失去了威信。加上新的青年文化（如“黑人音乐”等）与德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遭到老一代人的强烈抵制。这种“代沟之争“在普通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
对传统规范和约定俗成的逆反，对新潮音乐的热衷，性道德、时装和发型等领域的开放……在所有这些重大变化中，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Beatmusik）起了关键作用。一批“亚文化”随之出现，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后来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以其非常直接的情感和欲望表达方式被老一代人嗤之为“肮脏”，却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偶像。
披头士乐队，图片来源：wiki
这些无拘无束的音乐形式为年轻人带来了一种自由和坦诚的气氛，传统禁忌被突破，歌手在舞台上的真情流露和夸张动作被年轻人视为对虚伪的小市民社会的勇敢挑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六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特别是打得正酣的越南战争，也对“六八“运动的爆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年轻人原先把美国视为民主进步象征，现在突然发现华盛顿正在越南不惜使用一切战争手段捍卫着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这让他们开始质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以“自由民主”名义捍卫的东西是否也是谎言。
两次枪击激化和分化了“六八”运动
1967年5月底，领导学运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SDS）策划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独裁的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德。6月2日晚，巴列维一行前往柏林德意志大歌剧院观看莫扎特《魔笛》（Zauberflöte）首演式。
柏林自由大学（FU）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他短暂的26年人生中首次参加这类示威活动，却不幸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当时，他妻子正怀着他们的头胎孩子。凶手卡尔-海因兹·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是警察内所谓“猎狐”行动队的成员，在庭审时，其正当防卫的理由虽然证据不足，但最后还是被无罪释放。
Ohnesorg这个德文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意谓“无忧”，但这位无忧青年的突然死亡以及法庭对凶手的宣判结果成为西德学生运动的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从这天起，原本嬉笑怒骂的抗议活动迅速极端化，恐怖组织“六二运动”（Bewegung 2.Juni）和“红军派”（RAF）的成立均与此事件有关。
如果说，欧内索格死后才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那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1968年4月11日遭枪击之前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六八”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不赞同学运中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和激进行为，他在复活节来临之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耶稣复活了……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爱的存在，那疯狂的逻辑就会消匿不见……”他遇刺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但局势却再次恶化，运动几近失控。
这两次枪击事件无疑是“六八”运动最关键的转折点，但并不能反映运动产生的整体背景。那么，半世纪前德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状态呢？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德已不像阿登纳时代的经济奇迹时期那样稳定繁荣。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上升。煤炭工业开始走下坡路，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德国的统一之梦破灭。
二，政治丑闻接二连三发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虽然有不光彩的纳粹历史，但还是被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两次推举为联邦总统。1962年，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批评联邦国防军的封面文章，时任国防部长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下令以“叛国罪”名义逮捕周刊主编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
三，1966年，基民盟和基社盟为争取议会多数，继续执政，不得不与社民党组成战后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原先与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成为联邦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大联合政府颁布的戒严法（Notgesetzverfassung）进一步激化了大学生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议会反对党过于势单力薄，大联合政府无疑于专制代表，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正在受到大规模限制。
四，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抨击过于死板的高校制度，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实现教育机会平等、改善学习环境以及撤换有纳粹背景的师资。他们效法美国同学，要求停止越南战争和核军备竞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推动组成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PO），自认为是与政府抗衡的唯一的中坚力量。他们采取“闯入”（Go-ins）、“静坐”（Sit-ins）和“讲习”（Teach-ins）等形式宣扬自己的左翼理念、抨击时弊、影响舆论、推动变革。
同时，另一个叫“颠覆行动”的组织（Subversive Aktion）也参与了批评时政的运动中。该组织的中心人物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吸引了德国大城市的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质疑SDS的极端和革命方式，主张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
这个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运动原则上反对消费社会，带有某种“新马克思主义”特色。他们反对暴力，主张在学校和工厂，在艺术和家庭领域展开有针对性的和不断重复的行动。他们不相信SDS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会取得成功。他们对时下社会持批评态度，主张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因而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理想支柱。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组成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从而结束了战后保守党派的执政历史。他的当选，体现了当时选民中出现的左倾化思潮，同时也预示着，新左派的政治诉求已落实到具体的参政中，APO的存在意义明显淡化。5个月之后（1970年3月21日），“六八”运动的领军组织SDS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宣布自动解散。
“六八”运动中的新生事物
德国政治学者库特·松特海姆（Kurt Sontheimer）在总结“六八”运动时说：“当年的抗议运动并未给社会的基本结构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但却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许多看法”。
在反体制思潮的影响下，高校的教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批判性”科学观势如破竹。许多政治和社会学院的教程中，马克思理论教材、政治经济学、工运史和体制理论取代了比较政治学、社会及议会研究等科目；在历史系教学中，叙述型讲授方式陷于守势，马克思历史观成为时髦；德国语言文学系里，“唯物主义文学”占据上风；社会语言学家开始研究“标准德语的阶级属性”；在师资及社工培训领域，“解放式教育”变得热门。
在那个“一切政治化”的红色年代里，德国亦被新左派视为“阶级社会”。“六八”运动爆发前在体制比较学中占据主要分量的集权理论被怀疑为反共意识形态。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对某些概念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正，譬如，“冷战”被诠释为以美国为首的分裂世界的资本霸权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防守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战后民主体系被贬为“具有阻碍作用的新秩序”；经济奇迹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重建阶段”；联邦德国的成立被视为在“恢复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残酷的一种形式”，完全模糊和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些“革命化”了的词语和诠释导致人们对西方社会的视角出现严重的单一化，在思辨和学术领域出现严重的沙漠化。
中国曾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六八”运动主张“实现与自我实现”。个人应该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参与”（Partizipation）变得非常时髦。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影响下，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也变成一个“全民参政”的试验场。当时，社会各管理阶层纷纷涌现出所谓的“市民倡议”组织（Bürgerintiative）。
“六八”运动的确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社交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譬如，婚姻和家庭观、婚前性行为、妇女走入社会生活以及生活方式多元化等。以前，性欲和婚姻都应该服务于传宗接代这个目的，经过“六八”运动的洗礼，这些原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出现了持续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六八”运动是性解放的先驱，是传统婚姻和家庭观的掘墓人。从现在的角度看，当年的性解放运动一方面冲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成就了妇女地位的改善，但它同时也为之后的性泛滥和道德沦丧种下了恶因。
“六八”运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原先的社会规范和言行标准。“循规蹈矩”和“当好孩子”被当时的青年人视为臣服于专制传统、维护小市民主义和掩饰纳粹历史的表现。在那段红色岁月里，凡是彬彬有礼的（如整齐的衣着、交往礼节等），（几乎）一概遭到拒绝。彼此之间要以“你”，而不是“您” 相称；留长发、穿喇叭裤，外表越怪异越前卫，打扮越暴露越显得有个性。这些在当时给人们带来解放和自由体验的变化，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没有底线、隐私和耻感。人与人交往中诸如礼貌、尊重、诚信等传统美德一度被抛至脑后。
“六八”运动对德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六八“运动既是一种新型“青年文化”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波及全球、挑战现存国家机制合法性根基、并影响了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的左派抗议运动的代名词。
运动开始不久，由众多极左小党派组成的“新左派”很快形成。虽然它们都自称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与“劳动群众”联合的“革命力量”，可彼此之间却并不团结。它们均号称以中国共产党为楷模，坚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可许多精力却都花费在揪出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阶级叛徒”上。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K-Gruppen）在运动中不断分化，分裂出众多托派、苏维埃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其他一些自发性组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组织叫“革命斗争”（RK），主要活跃在法兰克福地区。它与其他左派组织有所不同，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厂矿企业，目标是要实现工人自治。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就出自该组织。
“六八”运动不仅推动了“新左派”的诞生和发展，也对联邦德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德“绿党”的诞生当然与七十年代后的环保话题有关，但“六八”运动无疑是其产生的主要源头。传统的工人党——社民党（SPD）也在这场青年运动中得到了磨练，获益颇丰：虽然无法证明1969年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与“68”期间的“议会外反对党”（APO）持续不断的施压有关，但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对左翼改革派肯定是有利的。这点从社民党党员人数的剧增上便能看出：1975年，社民党党员人数从六十五万迅速飙升至一百万。
“六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唯一的在野党——自民党（FDP），这为它后来与社民党联合执政铺平了道路。保守的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虽然一直坚持与APO抗衡，却意外地成为“六八”运动另外意义上的“受益者”：在全球性的左倾大潮中，这对姐妹党成为社会中保守势力唯一可以依托的大本营，聚集了不少老派名人，为红潮退后的保守派复辟积攒了不少人脉资源，为后来的科尔/默克尔“两朝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国“六八”与中国
德国的“六八”运动深受中国同时期思潮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运动的参与者中，许多人手中都有一本“红宝书”（“Mao-Bibel”）），不少人甚至都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政治家中，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他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三个世界”和“继续革命”理论曾被西方激进青年尊为指路明灯。毛泽东、胡志明和格瓦拉是三位被世界新生代追捧的“神人”。
那么，德国的“六八”运动与中国同时期的运动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1）学生参与运动的方式不一样。“六八”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而中国的运动，是人为发动的、学生是在一定引导下投入的。
2）学生参与运动的手段不一样。“六八”运动虽然最后也出现了极端倾向和暴力行为，但非暴力是主调；除欧内索格和杜契克等少数的不幸遭遇外，这场运动基本上不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有“不要武斗”的非暴力指示，但仍然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多实质性的破坏，给许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不幸。
3）运动的性质不一样。“六八”运动反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异化现象和旧的传统以及价值观。而中国的运动有更多的解读。
4）思想解放带来不同的结果。“六八”让新生代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个性得以充分释放，性解放成为现实。中国文革中年轻人虽然也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但性依然是一块几乎不敢触动的“圣地”，倒是后来的改革开放为此打开了一扇门。
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1）青年人的历史作用相同。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的运动，青年人都是运动的最早参加者和主力军。尽管这两次运动中，社会其他成员也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青年人的作用很大。
2）运动中都发生了未曾预见到的结果。“六八”催生了极左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和“六二运动”，而中国的林彪事件让一些年轻人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3）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和语言彻底革命化。“六八”倡导的“政治无处不在”甚至包括个人隐私（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中国也有类似情况，连大脑中的“私字一闪念”都不放过。
4）运动在相当程度上瘫痪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六八”干扰了学校教学和社会秩序，而中国的大串联、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行动导致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
笔者结语：“六八”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六八”开始时以一种崭新的青年文化悄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演变成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它对德国社会的冲击可谓摧枯拉朽，但年轻人的特点容易导致让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蒙住双眼，相当缺乏自我审视精神和能力，现实与虚构之间出现严重错位。
回顾过去，再看今朝。当年“六八”反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动力已所剩无几；“市民倡议”组织这颗全民参政的果实现在也只是现行体制的一种微弱补充；“六八”运动的政治继承者——绿党，也已失去了当年的勇锐和进取精神，其参政目的与当年的运动宗旨渐行渐远；当年新生代那份单凭革命热情就能将世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样板戏《海港》戏词）的坚定信念如今似乎已荡然无存。
那么，“六八”运动给后人还留下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有两大政治文化遗产：一个是彻底自由化了的日常生活，一个是潜移默化了的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前者鼓励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后者为德国人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提供了不同的审视角度。
当年的“六八”人现大多已步入人生晚年，今日之社会恐怕再难如当年那样给年轻人如此大的挑战社会和传统的空间，因为它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也可以说是“六八”运动的一个成果。
“六八”是一场本身就充满矛盾的运动：当年的新生代毫不留情地向一切专制形式和传统开火，而他们的这种“毫不留情”本身其实就是缺乏宽容的表现；他们实际上打通了樊篱，启开了门窗，推动了社会，但许多结果并非他们的初衷。我们可以说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可在“破”和“立”之间，他们“破”心有余，“立”志不足。如果他们当年的抗议不是自发即兴的，而是有备而来的；如果他们当年真的推出自己的“六八”纲领，估计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止步不前，因为他们的许多理想都带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
“六八”既然是一场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年轻人特有的偏激。回头反思，这场运动对政治和社会的错误判断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最大的误判在于高估了个人激情的功效和低估了传统传承的价值。当时的一句名言是“一切都是政治的”，可人实际上并不想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动物。将此作为改造社会的前提，这与格瓦拉当年在古巴塑造愿为社会做无偿贡献的“新人”的失败尝试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六八”运动毕竟给当事人提供了亲身体验挣脱传统束缚、冲破思想牢笼和释放青春激情的机会，给整个德国社会带来了二战后最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八”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六八”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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