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科尔宾为何广受英国年轻人追捧？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法兰】

据说，反启蒙思想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曾说：“如果一个人30岁前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没有良知；如果一个人30岁后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没有头脑。”

这句话用来调侃几天前落幕的英国提前大选再恰当不过了。首相特雷莎·梅遭遇所在保守党赢取的下议院席位未能过半，而科尔宾带领的工党的议席数比原来增加了30多席。别看科尔宾年纪一大把，但现在支持他的英国年轻人有很多，他提出的减免大学学费、多建廉租房、增加社会福利、实行平等外交等政策在年轻群体中很受欢迎。

笔者近期在一次北京的朋友聚会中认识了27岁的英国青年Sam。Sam拥有法律本科学位, 并掌握包括中文在内的四门语言；却由于负担不起高昂的法律职业培训学费而无法在英国从事律师专业工作，便只能于毕业后来中国教英语糊口。如此在中国各地辗转三年后，才被某家待遇较差的北京律所聘为外籍法律顾问，加入到“北漂”大军中。

我问Sam是否在意被人称为“洋北漂”, 他苦笑道即使在英国也得当“伦漂”，甚至还有可能露宿街头。Sam来自威尔士的一个小镇牧师家庭，是工党领袖科尔宾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看来，特蕾莎·梅只代表英国少数中上层人的利益，无法给他这样家境不好的年轻人带来希望。

在此次选举中，科尔宾可谓虽败犹荣：在他领导下的工党不仅将席位从230增加至262个，坎特伯雷（Canterbury）、肯辛顿（Kensington）等“深蓝选区”也首次选出了工党议员。要知道，肯辛顿位于伦敦西区，毗邻切尔西，是全伦敦乃至全英最富庶的社区之一；而坎特伯雷从1918年起就一直由保守党议员代表，此次是百年后首次选出工党议员！

工党此次能取得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年轻人不再对政治持冷漠的态度。2015年英国大选时，18-24岁这一年龄阶段的选民仅有43%行使了选举权；而据《卫报》估计，今年选举这一比例提高了约20%，在某些选区甚至达到了70%。

而18-24岁这一年龄阶段的选民恰恰最倾向于支持科尔宾提出的减免大学学费、多建廉租房、增加社会福利、实行平等外交等政策。坎特伯雷得以选出有史以来第一位工党议员，想必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的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在校生们的功劳。

年轻女学生纷纷与政治偶像科尔宾玩“自拍”

据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网络调查结果显示：18-24岁这一年龄阶段的选民中，支持工党的人比支持保守党的人高出19个百分点；而在超过65岁这个年龄层，支持保守党的可能性则比支持工党的可能性高出49个百分点。保守党支持率超过工党支持率的年龄分水岭大约发生在34岁。

在英国，选民的年龄已成为预测其投票意向的首要因素

首先，为何年轻人在这次选举中如此积极参与政治？这一问题并不难解答。英国去年的脱欧公投结果使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充分意识到惰于行使投票权利的后果，即将自己的未来拱手让给快要进坟墓的那一代人决定。脱欧公投中，18-24岁这一年龄阶段的选民中，有近75%的人支持留欧，却仅有36%的人行使了投票权利；而超过65岁的选民中近65%支持脱欧，并且高达83%的人参与了公投。由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只有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才可能不受他人摆布，开创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其次，为何英国年轻人普遍推崇科尔宾？除去青年时代理想主义倾向较强的因素，以及美国桑德斯、英国科尔宾和法国梅郎雄三匹“黑马”共同掀起的西方左倾浪潮，笔者认为英国年轻人当前普遍面临的经济及社会难题是他们支持科尔宾的本质原因。

这些经济及社会困难主要包括：上不起大学或上大学导致债台高筑；即使毕了业也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与预期相去甚远；即使有了工作也买不起甚至租不起住房。雪上加霜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无需为此类问题困扰，从而导致英国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因此科尔宾“For the many not the few”（“为多数人，不为少数人”）的竞选口号才会深得民心。

对英国本土的学生而言，英格兰地区大学的学费为9250英镑/年，着实不便宜；如果学习法律、医学等专业性较强、回报率较高的专业，则由于学制时间较长，而且需要支付更多学费，付出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回报，这令很多学生倍感压力。

就律师从业来讲，普通英国大学本科为三年学制，非出庭律师(Solicitor)最短的学制为“3+1”共四年(3年学位学习加上1年职业学习)，而出庭律师(Barrister)则至少需要“3+1+1”五年的学习(3年的学位学习加1年的职业学习, 再加上1年的法庭见习)。出庭律师及非出庭律师的职业培训均由私立的BPP大学垄断, 学费昂贵; 在伦敦，出庭律师一年培训课程的代价甚至高达20，000英磅。

英国BPP大学是BPP控股有限公司所有的私立职业培训大学，学费昂贵，垄断了包括法律职业培训在内的白领精英培训课程

如此高昂的学费和培训费用往往只有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因此英格兰社会的阶级固化程度相当严重。

两年前，笔者在某英国律所驻北京的代表处做过律师助理，曾与伦敦总部某合伙人的儿子John共事过近半年的时间。John当时已在父亲资助下完成了BPP培训课程，并通过父亲的关系拿下了伦敦某大所offer，来北京办公室只不过是打着实习的名义在中国玩几个月而已。John在律所从来不用加班，每个周末都去参加各种郊游和派对，甚至其他律所实习生根本享受不到的住香港五星级宾馆参加年会的待遇也让John享受。 与John相比，本文开头段落中提到的Sam则输在了“拼爹”的起跑线上，于是中国便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而非度假乐园。

再谈住房：伦敦每套房屋(包括公寓和独幢小楼)的平均售价已达到近60万英磅，稍好区域的均价(如西区和西北区)更是超过100万英磅。即便是租房，伦敦大多公寓的月租金也都超过了1000英磅，稍好一点的则在1500英磅左右，为工薪阶层月薪的一半。

据称，如今仅31%的25-29岁的英国青年自有住房，而1990年时这一比例为63%。越来越多的英国年轻人依靠父母的力量支付第一套住房的首付，以至于“老爸老妈银行(Bank of Mum and Dad)”这一调侃的俗语在英国报刊评论中流行起来。然而，有老可啃的人已经是幸运儿，无法得到父母帮助的年轻人则只能“望房兴叹”。

除伦敦外，生活质量较高、就业机会较多的南英格兰地区房价均不菲，每套均价基本都超过20万英磅。笔者在欧洲留学期间，结识过一名英国女性朋友Jessica，她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当时已30岁左右，在英格兰西南部某大学担任行政教务员；但她的工资却只够她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与另外6人合租一栋三层别墅（尽管Jessica的父母也住在布里斯托尔，并且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但不及上文提到的John的父亲有钱）。

几年前的某个复活节，Jessica邀请我去她那里做客，我才知道她的室友里有不甚得志的少数族裔艺术家、蓄着长发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甚至还有酗酒的颓废青年；好在所有人——包括那个酒鬼都还算是心地善良，但我仍然觉得如果换成是我，跟这帮怪人合租一个礼拜都会受不了。

Jessica是虔诚的基督徒，并非上世纪七十年代那种西方嬉皮士青年；她告诉我她自己未来的梦想仍然是结婚生子，像父母辈那样过传统的家庭生活，而如今的生活状态多少出于被迫。Jessica全家都是左派，有一回我和她以及她的父母一同出门散步：当我们路过一排气派的别墅时，Jessica的母亲相当不屑地告诉我，住在那种房子里的都是些遭人恨的、唯利是图的律师。

英国西南部重镇布里斯托尔，为2016年全英房价增速最快的城市，平均增幅9.6%

据英国非政府组织“Young Women’s Trust”统计，像Jessica这样延迟步入成人阶段（“suspended adulthood”）的年轻女性在当今的英国十分普遍：在30岁以下受访人群中，54%的英国女性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46%的人感到“心很累”，而多达39%的女性则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担忧。而该民调分析，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工作机会和低收入导致的。另外，工作机会的缺乏更使青年男性延迟承担社会及家庭责任，从而直接导致同龄女性择偶面变窄。

科尔宾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包括免除大学学费、提高最低工资、扩建廉租房等，都需要大量财政的支持；如今除了“劫富济贫”外，还未看出科尔宾将如何扩充政府财政，而过度征税则很可能导致企业和银行将总部迁走（比如迁往马克龙领导下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法国）。但对于看不到未来任何希望的大量家境一般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即使是“画饼充饥”，至少也能给他们从心理上带来一丝慰藉。从这一点来看，科尔宾作为“当代罗宾汉”如此受欢迎，更大程度上是阶级固化等社会症结在选举政治中的集中表现，是年轻的选民对体制的抗议；而并非因为科尔宾在治国上比保守党高明。

如今，特蕾莎·梅的内阁被迫依靠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 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很多媒体预测一年内英国将再次举行大选。届时“科尔宾同志”能否在年轻人的帮助下，成为自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第一位打破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英国左翼首相？这样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届时西方也将呈现美国极右、英国极左、欧洲大陆继续走新自由主义老路的奇特局面，从而使得西方世界进一步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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