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当西方政治无力继续“制造共识”

自去年的美国大选以来，法国、英国的选举政治又一次次暴露出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民意的分裂使得以大众选举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如果被选出的官员和议员无法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志，那么他们统治国家的权力又有多少合法性呢？

这种现象还反映出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意与民心的矛盾。

民心是指人民整体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这应该是有共识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加安全、繁荣、公平呢？民意则是指人民的即时意愿，即便对于长期目标存在共识，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在实现手段和具体问题上也可能会发生重大分歧。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特点主要在于满足眼下的民意，因而西方的选举必然会一次次地撕裂社会，最后使国家陷入失能。

有人会说，不对啊，过去几十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一就是广泛的社会共识啊！

没错。但这里需要讲清楚两个问题：其一，作为一种制度，自由民主对共识有着较高的要求；其二，自由民主的运行必然会不断削弱这种共识。于是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怪圈，只有不断制造共识才能支撑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本身却在不断摧毁共识，这又对制造共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最后自由民主变得只有靠极强的意识形态控制才能维系。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怪圈中折腾。

首先，西方国家如何制造共识？“制造共识”这个词因美国学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同名著作而为世人所熟知，两位学者用这个概念来指美国政府和精英集团利用媒体来进行宣传的行为。但实际上，制造共识的历史过程要广泛得多。

二战后西方国家以共识政治自我标榜，但是不愿意谈及共识形成的真正历史。其实放在稍长的历史时段中看，共识是例外而非常态。

拿欧洲来说，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始终充斥着宗教、民族和阶级的斗争，最后大多是以流放、移民和肉体消灭等手段暂时得以解决，政治上的右翼(包括纳粹)和左翼(包括共产党)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战争与革命”中被消灭。战后的共识政治榜样瑞典社民党，其实在战前曾经凶残地迫害共产党人。因此所谓共识，是以异己被驱逐和消灭为前提的。再说美国，在独立革命前就存在严重分裂，自立国起就陷入了剧烈的党争和阶级、种族斗争。最后所有的矛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炉火中得以燃烧耗散，以几千万生命的代价铸就了战后短暂的共识时期。

除了内部的斗争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支撑了西方的共识政治，一是经济平等，二是冷战。一方面，所谓经济平等，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西方殖民历史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猎食者”地位，使其可以用剩余财富来赎买内部矛盾，二是世界大战摧毁了资本存量，造成了客观上的平等状态，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发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与苏联的竞争，肃清了内部反对声音和批判力量，在西方内部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共识”。

基于这种制造出来的共识，自由民主才得以生存和运转。作为一种反证，我们可以看看西方所谓民主推广的成果，由于缺乏上述政治共识的条件，采用了自由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大都陷于内部纷争和发展困境之中。

其次，自由民主如何摧毁共识？如前所述，自由民主对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依赖，必须持续推行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话语霸权。客观地讲，多元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人民追求进步、公平和社会主义的结果，但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它必然会转化成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部件，服务于资本精英集团统治国家的需要。

其结果就是个人的价值和自由被抽象地夸大，权利意识成为一种无人敢触碰的宗教，以至于社会逐渐发生“逆共同化”倒退，纵向的“认同政治”不断撕裂社会肌体，横向的“阶级政治”则长期被刻意压制。当社会不公严重到阶级政治无法继续掩盖时(美国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最初的信号)，认同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交汇就会瞬间导致社会的原子化爆发。而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国家的设计，恰恰为这些混乱信号和矛盾诉求输入到国家政治系统之中提供了渠道，于是就必然发生政治共识的解体。

西方前景如何？依照历史的经验，西方要走出这场共识分裂的可能十分渺茫。首先，西方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已经削弱，没有超额利润来进行内部安抚，也不可能再有机会从容地制造共识和向外转移矛盾；其次，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欺骗能力已经基本耗尽，短期内无法重整旗鼓。所以西方眼下只能祭起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甚至宗教精神来得到暂时的凝聚，这种策略对于自由民主的命运而言实际是饮鸩止渴，短期的幸存只不过加速了系统性失败的来临。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革命和战争来重新洗牌，但那已经是后自由民主时代的前景，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无论如何，西方社会的政治分裂已经对其现有制度构成了严峻考验。

（文章原载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