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芷渊：我，在身份迷失中成长的香港女孩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芷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一九九六年七月，香港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中为香港夺得第一面奥运金牌，英国国歌奏响，港英殖民地旗帜徐徐升起。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记住这历史一幕，因为从下一届奥运开始，如果香港运动员夺金，升起的将是香港特区区旗，播放的将是中国国歌。于是我带着疑问牢牢记住了。
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香港即将要回归一事一知半解。只知道突然有一段时间，身边很多同学不见了，后来听说他们跟爸爸妈妈移民了。
李丽珊夺金使我第一次发现，香港于我而言是那么的不同和重要，尽管当时我还不懂，骨子里有一种叫“本土意识”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不一样的归属感。
一年之后，香港回归。那是一个雨夜，从告别仪式到凌晨的主权交接仪式，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那晚，维港上空烟花绽放，整个香港就像过节一样。七月一日一觉醒来，港督府的英女王王冠徽号被拆除了，所有政府机构都改为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再后来，钱币的样子变了，英女王寿辰假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国庆日、佛诞等公众假期。
我就读的小学那几年在翻新重建，我们租用了另一座学校大楼。回归那年，我们开始学普通话。老师当时是这样讲的：“香港是个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其他城市不同，但她与内地其他城市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你们学的普通话课是个特别课程，和中、英、数等科目不同，但都是你们要学习的课程。”老师说，待学校大楼翻新完成我们就会搬回去，就像英殖民地租期到了，香港主权就要回归。
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国人
初中之后我们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科，详读了鸦片战争和香港沦为英殖民地的来龙去脉，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身份的迷思。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中学时几乎都有辩论过这样的题目：“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国人”。
支持“我是香港人”的同学认为，香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香港人就要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中国人”的则反驳，“香港人”这种本土认同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就好像有些人说“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前提是他们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在我们心中相互拉扯，国家队在比赛中胜出时，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自豪，但当内地有一些负面新闻，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时，香港人的本土身份又会变得更强。
那个年代，“本土”不是敏感词，我们都视之为对香港的一种归属感、自豪感，更不知道什么叫“港独主张”。因为我们的身份本来就存在所谓的“二元认同”，也就是我既是香港人，也为中国人。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广德育及国民教育。在我读高中时，当时的教育统筹局举办《香港领袖生奖励计划：国情教育课程班》，透过选拔选出每团一百多名学生，到北京参观学习和与内地学生交流，了解内地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为了让更多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当局设下一个规定，每团每间学校只能录取一名学生，于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对被选中参团的我们都羡慕不已。那时候，我们学习的国情内容深入全面，包括国家发展的优势和不足，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的交流开放坦诚，两地媒体的报道很积极正面，学习国情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
凡事诉诸血缘、地缘、历史渊源。长辈们经常说，以前的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茶余饭后大家不太谈论政治，政治意识也没那么强。
只不过回归后这些年，香港经历了太多的痛。庆过回归就爆发亚洲金融风暴，楼价暴跌；刚平静一些就遇上二零零三年的SARS，香港经济跌入谷底，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
本文作者香港凤凰卫视高级记者黄芷渊，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没有硝烟的战争
SARS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经历了这一疫，却令香港人更为团结。
非典型肺炎于二零零二年在广东顺德首发，短时间内扩散到东南亚及全球多国。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如约而至，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花儿萌芽变得美好，只有更差、更坏。三月，SARS病毒快速在香港扩散，威尔斯亲王医院疫情爆发，淘大花园超过三百人患病，死神无情地夺走一个又一个生命。港府史无前例地把淘大花园E座隔离十天。
那一年我读中四，中五会考准备得如火如荼中。那段日子我们要戴口罩上学，老师每天早上在校门口为学生量体温，校园处处都是消毒洗手液。因为疫情严重，学校让我们自行选择是否回校上课。来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四十人的班级试过只有三四人来上课。整个香港就像打仗一样，坐车有人打个喷嚏，附近所有人都会闪开，学校陆续停课，医护人员相继染病甚至过世，世卫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社会经济全面萧条……谁也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我们这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崇尚个人主义，生于物质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无法体会七十年代“狮子山下”香港精神那种逆境自强、刻苦奋斗和所谓的本土集体意识。但因为一场SARS，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反思。黑暗之中我们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失望之中我们看到香港人守望相助的价值；逆境之中我们看到这个文明社会的优秀素质。
尽管当时狮子山下不再只有贫民区，但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仍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包括在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新一代，甚至在香港成长的内地新移民。如果要说本土意识，相信SARS时社会融合团结、共同奋斗的本土意识比什么时候都来得强。
SARS是一场磨炼，却让爱渗透在香港每一个角落，反观今天的社会沉浸在谩骂斗争文化之中，那段日子就像沙漠中的甘泉，滋养着香港人的心房。
内地-香港“矛盾”背后
过去数十年，香港的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繁盛期。但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令香港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逐渐减少，从前拥有的一些相对优势也渐失。加上当年SARS之后内地以CEPA（内地与港澳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观察者网注）及赴港自由行协助香港经济复苏，内地高消费族群纷纷赴港消费，香港人较内地人优越的感觉日渐消沉，排外心理不然而生，内地-香港“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内地赴港自由行的规模不断扩大，香港与内地的民间“矛盾”也逐渐升温。
二零一二年一月，国际名店D&G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照，并称“如果是内地人就可以”。事件在香港引起极大回响，有网民发起万人集会，内地与香港骂战更一触即发。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香港人因难以接受在本地受到歧视而激起的强烈本土意识。
再后来，从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到本土团体抗议内地游客并称之为“蝗虫”，从反水货客的“光复行动”到针对内地游客的冲击行为，两地“矛盾”不断加剧。
以水货客问题为例，这原本涉及社会政策的问题，却成为内地-香港“矛盾”的根源。为了从多方面了解水货活动的影响，那几年我多次走访新界北区，采访水货客及当区居民。
记得有一次，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在网上号召发起抗议水货客示威行动，有示威者一看见有讲普通话的疑似水货客或内地人就上前谩骂，也有示威者声称被内地水货客袭击，警方需将示威者和操普通话的人士分隔两边。
作为记者，我们总希望能尽可能地平衡两边的意见。我先走向内地人一边进行采访，之后转到示威者人群，打算访问示威者水货客活动怎么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怎料我还没开口征求采访，有示威者就情绪激动地大喊：“大家不要接受她采访，我听到她刚刚用普通话采访对面的‘蝗虫’！她不是香港人！”然后一众示威者随即向我报以嘘声。
我用纯正的广东话回应道：“不好意思，你误会了！我是香港人，我是记者！”我冷静地安抚示威者的情绪，并采访了其中几位示威者。正当我心里庆幸终于顺利完成採访之际，内地人一边又开始起哄。有人指着我说：“原来你是他们的人，怎么可以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
那一幕，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至今历历在目。
变质的“本土”
今天的香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政治立场偏左、中还是右，都爱说自己支持“本土”。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上还会有那么多争拗？“本土”的真正定义又是什么？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国共内战时香港还是广州文化的一部分，当时并没有所谓的“香港身份”。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潮”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成为社会人口主要结构主流。香港经济腾飞，缔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神话，粤语流行文化优势掘起，香港社会福利普及化，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逐渐成形，本土的优越感也开始萌芽。
那时候，香港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内地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所以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有两重意义，一是“香港比中国其他城市优越的特殊性”，另一层面则体现为“爱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与主张。七十年代，专上学联每年都会举办“中国周”，并兴起以“反殖”和“认识祖国”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所以在那个年代，“本土”就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回归后，新一代的香港人大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本土”指的就是“香港”本身。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基建，渐渐催生越来越多年轻人为保卫香港文化或集体回忆而发起的社会抗争，例如保护海港运动、保卫利东街行动、守护天星码头、反高铁保菜园村运动等等。这种围绕土地发展、旧区重建等的议题，触动着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另一方面，人对于不熟悉的外来文化一般都会心存排斥，如果这种排斥感不妥善处理，无法融合就会导致分歧，甚至从纯粹的排斥变为对一切异见存有不信任与怨恨，从而走上极端偏激之路。内地赴港自由行开放后，内地-香港文化差异激发更多新一代关心政治，连串突显内地-香港“矛盾”的事件更加深了部分人“去中国化”的情绪。
二零一四年的政改风波，激发了持续近八十天的“占领行动”，走上街头的尽是九零后的稚嫩脸孔，他们有些人不再依规行事，要透过自己的行动去证明、去争取。一些年轻人的本土意识高涨，矛头更直指向中央和特区政府。
随后的几年，一股变质的“本土”极端势力浮现，“伞后组织”纷纷成立，一些打着“本土”旗号的组织，不仅仅针对内地人，甚至以外来族群或异见者为“敌人”，港独、自决、自治的意识在政经及社会议题上发酵。
《我们是香港真本土》论坛及新书发布会，左一为本文作者，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本土不是港独
“本土派”的出现不足为奇，可是现在不少香港人将之与“港独派”混为一谈，我觉得这并不恰当。
近年，我一直为香港一个社区网络平台撰写小文，介绍香港一些怀旧老店、一些历史古迹、一些感人故事。穿梭在不同地区大街小巷，倾听有着不同背景的香港人诉说他们的故事，我诧异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多元性。
有一次一位老奶奶问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你会对这些老店、老人、老故事感兴趣？”
我说：“时代变迁，香港很多老店逐渐被淘汰，有些行业渐渐式微，我希望在它们消失前，用我的文字留下一个印记，写下一段见证。”
老奶奶回应道： “这些是香港本土的价值，你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啊！”
“真本土”，我顿时感觉这个身分有点沉重。
也许，一些标榜“本土”的“港独派”人士，他们只知道极力主张在政权上与国家割裂，强调“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追求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但真正“本土派”主张的是保护香港的文化风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推动宣扬香港的传统价值观念，而这些人在政治取态上，深知香港是隶属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们没有分离意识的倾向，甚至强烈反对港独。
我们常说的“本土主义”，英文叫Localism，原本只是相对全球主义（Globalization）下的在地认同。这种“本土意识”与“国民意识”本该和平共处，唯独当“本土意识”发展成鼓吹自治运动时，变质的“本土”则成为与“国民意识”对立的碰撞。
我是在国民身份迷失中成长的一代。在全球化过程中，每个城市都需要重新定位，香港不例外，香港人更不例外。我们在相互排斥、争拗、怨恨的时候，能否停一停、想一想，我们崇尚的真“本土”到底是什么？别忘了，真正的国民身份认同，除了有对国家的认识，更重要的还有我们香港本土的核心价值认同，包括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面对众多挑战和变幻莫测的未来，但愿香港人仍能“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大公报》刊文，认为“真本土是建设非破坏”，《我们是香港真本土》一书揭示了对立的“假本土”。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原文载于《我们是香港真本土》一书，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刊发，部分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