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卡塔尔断交浪潮——神权与民权的交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陶陶】

6月5日，沙特、巴林、埃及、阿联酋、也门等数个阿拉伯国家相继宣布与曾经的盟友、中东的“人权灯塔”卡塔尔断交，并采取行动关闭了进入该海湾国家的通道。随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盟”宣布将卡塔尔开除。

尽管当前双方关系濒临崩溃，但在1995年卡塔尔宫廷政变之前，卡塔尔与其他海湾王权国家堪称兄弟般亲密无间。实际上，双方关系的恶化源于那场引发卡塔尔君主权力更迭的政变。

被儿子废黜的卡塔尔第八代埃米尔哈利法·哈迈德，他下台后（移居国外），引发了卡塔尔新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是否被其他海湾各国君主承认的问题，从1996年很长一段时间内，哈利法·哈迈德一直生活在国外，并以君权神圣的理由试图在沙特等国的支持下重返大位

依靠政变上台的卡塔尔君主哈迈德·阿勒萨尼，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其他海湾君主国家的认可。在1995年和1996年两届海合会上，卡塔尔篡位君主的代表因为迟迟得不到沙特等国王室的承认而难以顺利参会；与之相应的是，1996年旧君主支持者的反对派政变，据信也得到了沙特等国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迈德·阿勒萨尼从政变上台的一开始，其权力就遭到了其他海湾君主国君主的质疑、抵制甚至颠覆——这事实上形成了双方外交关系持续恶化的政治基础。

因此，在真正理解此次地缘政治冲突之前，首先需要对权力原则的政治逻辑加以了解，否则就不可能清晰地认知沙卡两个同文同种同教且不存在关键利害冲突的国家之间，为何竟出现如此剧烈的纠纷。

卡塔尔埃米尔哈迈德·阿勒萨尼的权力原则与卡塔尔的大众政治改革

“在现代政治的框架中，一个通过破坏“君权神圣”法则攫取专制权力的专制君主，在原有权力法则合理性与自身权力法统出现背离的情况下，他将如何诠释并构建自己的专制权力呢？（《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权力的法则》）”

卡塔尔的前埃米尔、通过政变武力篡夺其父权力的哈迈德·阿勒萨尼，就面临着这样的政治困境。

1995年6月26日，卡塔尔国防部长哈迈德·阿勒萨尼，乘他的父亲哈利法·哈迈德在瑞士日内瓦度假之机，发动了政变废黜其父，并自命为卡塔尔国第9代埃米尔。

对于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1995年政变之前）这些君主专制国家而言，君主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是代表安拉行使人世管理之权的真主忠仆，君主专制权力之所以合理，不是由于他的实力，而是源于安拉的神圣。所以，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如同安拉的意志一样，是不容许受到质疑的，也是不可以被实力取代的，这一原则，构成了海湾国家君主专制权力的政治基础。

2011年3月，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沙特君主阿卜杜拉国王在利雅得的王宫接见伊斯兰学者、大臣、高级官员和部落首领时重申：“我请求你们不要使用‘马立克·古鲁布’（众心之王）与‘马立克·印萨尼亚’（人类之王）称呼我。（沙特）真正的国王是至尊的安拉，我只是安拉忠实的奴仆。”

然而，卡塔尔新君主哈迈德违背了君权神圣的政治原则，通过实力取代了自己的父亲。这就使得他的权力不但对其他君主国的王权原则构成威胁，也无法扎根于传统的政治法则之上。

对于当时刚刚夺权的哈迈德来说，他的专制权力要想挣脱君权神圣之旧法则的严峻挑战，就必须以新的合理性原则予以重新构建。在这种情况下，哈迈德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借助大众的认可将自身的权力扎根于新的政治原则之上，以此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合理性：

1998年3月解散了文化部，结束了对报纸、电视和电台的审查；1997年给予妇女选举权，1999年开始通过选举产生市议会；2004年６月颁布了卡塔尔首部永久性宪法，以宪法的方式诠释了君主的权力，并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治，通过用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议会（30名通过选举生产，另外15名由埃米尔直接任命）。

为了进一步破除君权神圣原则，哈迈德抛弃了繁琐的宫廷礼节，走出深宫大院，他通过媒体当面向民众解释自己的政策和意见，不断树立自己的亲民形象，最终成为了被卡塔尔民众所认可的君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神圣权力之君主。

违背了权力的旧原则，就必须确立权力的新原则，这是一切试图长治久安的权力拥有者必须遵循的政治逻辑。卡塔尔君主篡位之后，在1996年之后施行大众政治改革，乃是其权力结构在现代政治框架下必须进行的调整，而卡塔尔的巨额石油财富和极其有限的人口，也让该国能够通过丰厚的福利，使君主权力的合理性扎根于大众政治却不产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后果。

不过，一旦卡塔尔君主的权力合法性，变成了源于大众政治的认可，那么，作为权力政治一部分，该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被大众的偏好所左右。

权力原则决定外交原则——卡塔尔的大众政治原则外交

任何拥抱讨好大众政治原则的专制君主，其政策都不可能挣脱大众政治之影响。这种政治效应，在最易被舆论所关注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

奥地利外交家胡布纳，曾在1857年写给奥地利皇帝的奏折中，阐述了大众政治原则下专制君主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之核心动力：“其仅视外交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权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够施行则必不放过。”

然而，构成大众政治主体的民众，大多数属于现有社会秩序下的失意者，其个体并不需要对外交政策后果承担具体责任，这就决定了大众外交往往是激进意识形态和行事方式的拥抱者，其政策往往偏离现实利益的需求，或者超过地缘均衡所能容忍的范畴。

19世纪中期，基于大众政治原则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取悦同情市民革命的法国民众，不断支持尼德兰、波兰、德国和意大利、巴尔干等地的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引发了渴望稳定的欧洲其他君主国之普遍厌憎和仇视，法国的地缘环境也空前恶化

从这个角度看，以大众政治原则为合法性的卡塔尔君主，在外交上屡屡采取迎合民意、同情激进意识形态的政治举措，亦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无论是阿拉伯之春中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沙特、巴林等国示威民众的同情或支持，还是要求沙特与伊朗两大伊斯兰强国实现伊斯兰教的内部和解，抑或是对激进伊斯兰势力诸如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和胡塞组织的公开援助或者偏向，以及通过半岛电视台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新闻自由的理念，实际上都是卡塔尔君主在自身政治原则下，为了迎合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偏好并增强自身政治合理性而作出的外交举措。

这些基于大众政治的外交政策，的确极大地提升了卡塔尔1995年之后两代君主的民望，卡塔尔君主也因此受到伊斯兰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其基于大众政治的专制权力也因此得到了巩固。但是，这些迎合大众意识形态的外交措施，严重触犯了西方列强和其他海湾君主国的利益。

大众政治对海湾其他君主国和埃及的威胁——不能承受的风险

卡塔尔丰富的油源福利、稀少的人口，使得其君主权力能够在福利政策的帮助下暂时适应大众政治，但是，对于沙特、巴林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来说，大众政治的原则对其政治权力的稳定构成了极其严峻的现实考验。

沙特的政治形态

据1992年的沙特阿拉伯《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是由“真主的忠仆”阿齐兹·沙特及其后代子孙所统治的君主制国家，而《古兰经》则是国家的最高宪法。这一规定保证了沙特君主专制权力的政治神性。

在君权神圣的原则下，安拉赋予的沙特王权既不需要受到民众的认可，也无需被民众监督，君主权力的更迭仅仅只需在王室内部做出协调。沙特国内没有合法的政党，至今仅在2005年举行过一次地方选举。另据2006年颁布的《效忠委员会法》，由阿齐兹·沙特国王的儿子或其继承人组成的效忠委员会而不是国民组成的议会，负责监督沙特王权的更迭。

这种权力的形态以及沙特相对卡塔尔有限的石油财富，决定了卡塔尔君主对君权神圣的破坏以及基于大众政治原则的改革和外交，乃是沙特君主权力的致命挑战者。

巴林等国的政治形态

巴林国的君主是逊尼派，民众却有65-75%是什叶派。国王不得不依靠少数教派进行统治，其军队和警察一半以上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逊尼派移民，在2011年2月的什叶派民众大游行中，巴林国王依托沙特和阿联酋的军警才得以平息事变。

埃及的政治形态

埃及世俗政体的权力结构更加脆弱。2013年7月，现任总统塞西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标榜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民选政府和宪法框架；2013年8月14日，埃及军队在开罗东北的复兴广场武力镇压了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至少4000多人的伤亡；2014年4月15日，埃及亚历山大紧急事务法院作出裁决，禁止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与即将举行的2014年埃及总统和议会选举，此举保证了现任总统塞西在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无障碍当选。

自此，埃及成为不择不扣的军人政权，对稳定的渴求已成为其政权生存的基础。

2013年8月14日的埃及军方武力镇压行动，造成示威者的大规模伤亡，引发了埃及舆论对军队统帅塞西的谴责，据埃及媒体研究和民意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79％的埃及人认为8.14的大屠杀是反人类罪，73％以上的埃及民众认为国防部长赛西应该为屠杀事件负责

沙特、巴林和埃及等国的政治现状，决定了其当权者绝难像卡塔尔一般，在施行大众政治的改革之后，还能维系手中的权力。二十世纪初的巴林政治改革，仅仅加剧了其2011年的政治灾难，其君主也不得不依靠外族士兵维持国内稳定；而2011年的埃及选举，也使得穆尔西这样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秉持者成为埃及的总统，并引发了随后的军人政变。

因此，这三个国家的权力原则，必然以保持稳定的保守政治原则为主，其外交原则亦是以是否有利于其国内局势的稳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准，就像梅特涅时代的奥地利帝国一样，她本身的安全不仅仅源于地缘秩序的稳定，也取决于权力的构成形式。

权力原则决定了外交原则——沙特外交原则：始终反对破坏地区稳定的大众政治

君权神圣的权力法则和对大众政治的恐惧，决定了沙特外交始终是以稳定国内或者地区局势作为其最终目标。

20世纪60年代，为了对抗埃及纳赛尔的泛民族主义浪潮，沙特先后与埃及在也门、黎巴嫩和约旦对抗，打击当地的叛乱势力，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稳定；80年代，为了阻遏霍梅尼的什叶派革命，沙特开始组建稳定地区局势的逊尼派联盟；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了防止本拉登激进圣战主义思潮的蔓延，沙特政府监控驱逐回国的阿富汗圣战人员。

对于巴勒斯坦势力的内部纠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沙特始终支持相对保守稳定的派别；阿拉伯之春中，沙特作为逊尼派国家的保守派大本营，先后支持甚至参与了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或军方稳定国内局势的努力（当然，叙利亚内战中，沙特对反对派的相对有限支持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伊朗的什叶派在叙利亚的扩张，严重威胁到了沙特自身的政治稳定）。

2013年7月，埃及军事政变成功后，沙特国王是第一个向埃及军方祝贺的阿拉伯国家领袖。与之相对的是，被政变推翻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则通过卡塔尔王室控制的半岛电视台向全世界控诉军方

权力原则的相互否定与外交政策的冲突

不同的权力原则，决定了沙特、巴林和埃及等国与卡塔尔的地缘政治动机是完全相背离的。前者的权力否定大众政治原则，后者的权力则依托大众的认可；前者致力于扑灭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后者则需要迎合大众浪潮来维系自身权力的基础。

这就决定了两者大多数的情况下，在对待阿拉伯之春，巴勒斯坦、伊朗和激进势力问题的态度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政策，并最终引发了今天断交的灾难。

历史上，强大的法兰西被拿破仑三世激进的大众外交所拖累，最终因孤立而被普鲁士击败。今天，卡塔尔君主的大众外交走向四面楚歌，又何尝不是重蹈覆辙。

所以，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还是应该尊重基本的现实。君主一味地迎合民意而忽视现实，虽能暂时巩固权力，但终将在未来付出更为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一点，无论对于大国还是小国，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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