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主导文化”——融合or融入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不早不晚，就在德国最重要的州选（北威州）和九月联邦议会大选前，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ere）以他的“十点计划”再次掀起了一场有关“主导文化”（Leitkultur）的讨论。

根据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客随主便”，“入乡随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笔者看来，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本身也未必没有意义，因为它一方面能提高本地人对根的意识，同时也能帮助外乡人了解和体认客居国的文化。问题是，这个本来很正常的讨论却由于其出笼的时间节点和真实目的而容易被扣上“操纵”和“滥用”的帽子。

在德国，这个始于上世纪末的强调本地文化主导地位的讨论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其最大推手一直是保守右翼党派，如基民盟（CDU）/基社盟（CSU），还有近年崛起的选项党（AfD）。第二，每次讨论几乎都与选举有关（无论是联邦大选还是州选举），也就说是，它与这些政党为争取选票的选前行为密切相关。

“主导文化”的来龙去脉

“主导文化”这个概念由叙裔的德国政治学家巴萨姆·缇比（Bassam Tibi）于1996年首先提出。但他所说的“主导文化”是指基于欧洲的社会价值共性，认为欧洲主导文化的基础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1998年，他在《没有自我特征的欧洲？多元社会的危机》（Europa ohne Identität? Die Krise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一书中写道：希望成为主导文化的价值应该与现代文化俱进，具体来讲就是：民主性、世俗性、启蒙性以及人权和文明社会。

Bassam Tibi，图片来源：wiki

缇比认为，德意志特征以往一味通过种族性来体现，而缺乏文化方面的界定，这无疑是一种缺失。因为“任何特征或属性均离不开主导文化”（ “Zu jeder Identität gehört eine Leitkultur!”）。但鉴于历史的负面积淀，德国若想使外来移民融入自己的文化中，就必须先界定出一种以欧洲背景而非单独德意志的“主导文化”来。

缇比发出警告：鉴于有些伊斯兰分子认为能将欧洲伊斯兰化，所以，欧洲如若失去自身特性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集散地，那么，这个古老大陆必将变成各种极端主义冲突以及宗教、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场所。他建议，若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欧洲主导文化。

1998年6月，曾任联邦国防军陆军中将的基民盟政治家约克·勋波姆（Jörg Schönbohm）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国主导文化”概念。之后，德国《时代报》出版人泰奥·索莫（Theo Sommer）又将此概念放入关于什么是德国核心价值的讨论中。

2000年10月25日，时任在野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弗里德里希·梅兹（Friedrich Merz）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概念首度运用于有关“移民”（Einwanderung）和“融合”（Integration）问题的讨论中。他强烈主张在德国主导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有关移民和融合问题的规则，并明确反对多元文化。从此刻起，“主导文化”正式演变为“多元文化”（Multikultur）的对立面。

此概念之所以得到德国保守阵营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青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出自一个外裔学者之口。这就避免了国内外舆论对德国排外思想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怀疑。换而言之，缇比无意中成了这场讨论“动机纯洁”的最佳证人。

所以，无论是此概念的发明者缇比教授，还是推广者之一的索莫都反对将“主导文化”工具化。他们强调，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融合，而非反对移民。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里，不能允许多数人将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作为所谓的主导文化来强加给少数人，哪怕后者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主流有所不同”。

2005年，同属基民盟的联邦议会议长诺伯特·拉莫特（Norbert Lammert）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要求全社会继续讨论“主导文化”，因为之前的讨论在尚未谈透之前便“过早夭折”。

他认为：“如果一个多样化的欧洲想在维护各民族特色的同时建立一个共同的特性，就需要一个根植于共同文化、历史和宗教传统的政治主导思想和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基础”。另外，他还强调，仅靠一切以基本法为准绳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已经不够，因为任何宪法都有赖于某种文化前提，而文化前提既非“从天而降”，亦非“空中楼阁”。他指出，多元化这个理念不错，但经不起推敲。多元化致使一个社会似乎什么都允许，但结果却是什么都不作数。

2016年5月，极端右翼的德国选项党在其党纲中明确承认“德国主导文化”，以此来反对多元化理念。该党对德国主导文化的诠释是：以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古典思潮以及科学人道思想和罗马法为基础。之后，选项党在若干联邦州的选举中高票进入议会。

应该说，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虽然时隐时现，但始终未曾真正离开过德国保守阵营的视野。

以WG为例来分析“主导文化”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文里“融合”和“融入”这个两个词，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同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外来客体的一种接纳和包容，包含将客体转化为主体的意愿和肚量；后者则体现了外来客体入乡随俗和适应社会主体的意愿。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社会主体对外来客体虚怀若谷的融合，与外来客体对社会主体自觉自愿的融入之间的良性结合。

大家知道，在德国的大学生合住宿舍（Wohngemeinschaf/WG）里，除了寝室不合之外，厨房和卫生间一般都是公用的。若几个中国留学生自己合租一个单元，在做饭和饮食习惯等方面估计问题不会太大，毕竟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但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三个德国学生合住一个单元，恐怕就会出现矛盾。

讲究锅气和喜欢爆炒的中餐很容易弄脏德式厨房，也很少有德国人能长期忍受中餐的菜味和油烟。按照“主导文化”的逻辑，外来的或少数的应该服从或适应本地的或多数的习惯方式。这个中国留学生在这个合租宿舍里无疑既属外来也属少数，理应“入乡随俗”，即，在使用公共厨房时要么改做西餐，要么躲在自己的卧室做中餐，或干脆出去觅食。

如果这三个德国同学属于宽容的人，相处或许会容易些；如若不是，那矛盾很快就会出现。在没有“主导文化”的情况下，德国同学也许会认为每个民族拥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无可厚非；即便他们有意见，也不一定硬要对方适应自己；在实在接受不了的情况下最多也就自己搬到其他WG了事。而这位中国留学生既可以出于入乡随俗的意愿不一味强调自己的权益，做饭时照顾德国同学的感受，尽量避免油烟四起饭味扑鼻，也可以在出现矛盾时用“自由平等”等西方理念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可有了“主导文化”之后，德国同学就有了要求中国留学生适应他们生活方式的理由和依据，协商、理解、包容等富有“融合”色彩的做法就会被撇在一边，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优越性就会抬头。同时，“融入”不再成为外乡人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是被迫行为，久而久之，他们内心或许会产生抵触和不适。

所以，在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相遇的时候，强调所谓“主导文化”的做法效果未必好，甚至会适得其反。倒是类似“宿舍条例”（Hausordnung）这样的规章制度在处理如何共处的问题时，反而即简单又具有约束效应。虽然这些制度的主要依据同样是所在国或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但它们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束缚力，而没有“主导文化”所带有的“外来人/少数人必须适应本地人/多数人”那种高高在上和内外有别的色彩，因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容易得以尊重和执行。

对于一个WG来说是“宿舍条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谐共处的最佳标准究竟是“主导文化”还是作为宪法的《基本法》，这的确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讨论“主导文化”时，德国人为何“欲言又止”

由于德国有纳粹这段历史，所以，德国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总带有“欲言又止”的特点。也就是说，基民盟/基社盟一方面提出“主导文化”这个口号，可在谈及此概念的具体内涵时又不愿让人产生“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联想。或许，他们的口号其实并非是冲着那些外国移民喊的，而是说给他们在国内的潜在选民听的。

无可否认，德国政府在融合外国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譬如，在为外来移民提供的各类语言班（Sprachunterrich）和“融合课”（Integrationskurs）上，学生们获得了大量关于德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等信息和知识。这些平台非常有效，外国人也乐意接受。问题是，这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后面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含义（semantischer Überschuss）呢？

融合课，图片来源：BAMF，摄影：K. Otto

如果再看每次讨论发起的时间节点，我们或许能找到问题的某些答案：梅兹2000年首次把此概念运用于移民问题讨论时，正是基民盟/基社盟打算在两年后的联邦大选中从左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手中夺回执政权的当口。拉莫特2005年重提此话题时，正值德国又一个大选年。2016年，新兴的“德国选项党”利用“难民潮”危机重新使用这个概念，为该党在许多州的大选中赢得了进入议会的机会。

今年又是大选年，基民盟/基社盟感受到来自比自己更右的“选项党”的压力，德迈齐埃此时提出“十点计划”不排除有争夺右翼和保守选民的可能性。

因此，这场讨论与德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本身关系不大，有人就认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Scheindebatte），其真正目的除了拉选票之外，也是为那些保守选民内心常年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一个呐喊的话筒（或“出气筒”）。

客观地说，二战后德国的民族情结相当扭曲，邻国和战胜国对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是否抬头相当敏感，所以德国人一直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他们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民族情感，不等于这份情感不存在。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954年德国首次赢得世界足球杯冠军，民族自豪感在战败的压抑气氛中第一次有了宣泄的机会。“伯尔尼奇迹”之后，足球一直是德国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载体。除此之外，“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和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多少都是德国人抒发民族主义的渠道。

只是，足球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名正言顺，因为绿茵场上靠的是实力的比拼；“德国制造”也的确名不虚传，因为它为德国享誉世界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主导文化”究竟具有多少含金量，笔者略有怀疑，因为这个概念无论给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

一方面它要宣扬德国社会的民主自由体制，同时却要求外国移民臣服主导文化；一方面要突出本地文化的主导性，同时又碍于自己的历史而担心被人解读为民族主义的抬头；一方面说这场讨论是为了促进外来移民更好更快地融入本地社会，而实际上却以外国人放弃平等的代价来换取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入乡随俗”。

结语

在支持还是反对“主导文化”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两个主要模式：第一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ell）模式：只要服从当地法律、愿意纳税等就可以；外来移民不仅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尝试在客居地将其发扬光大。这个模式不需要也不承认什么“主导文化”。

第二是“民主共和”（demokratisch-republikanisch）模式：它要求人们臣服并适应主体特性；外来者被要求最大可能认同所在国的规范和价值，最大可能地放弃自己的原乡文化。这个模式没有“主导文化”就难以为续。德国所经历的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不管各方的表述如何千变万化，其本质上都是这两种模式的对抗。

在“主导文化”的氛围里，外来文化或原乡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并有可能最终沦为一个很难在公共场合正常施展的小范围文化。如果这样，这场讨论不仅没有起到和谐社会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不仅没有促进融合，而是阻碍了这个进程。这恐怕也不会是“主体文化”讨论倡导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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