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王沛珊：晚清以来中医的现代化变革
今天人们谈到中医时，往往会想到传统，其正式的英文表述“Traditional Medicine of China”（TMC）即中国传统医学。然而实际上，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看，目前的中医实际上是很“现代”的。晚清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日渐被质疑乃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迅猛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一套现代知识体系。
中医又称国医，其实无论是中医还是国医，这些概念都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是作为现代医学的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并日渐强势的产物。虽然在近代以前，对中医的批评代不绝书，有的言辞还颇为激烈，晚清大儒俞樾甚至写下了著名的《废医说》。不过这些批评大抵不过是传统时期士人针对医学问题与疗效不彰而生发的激愤之辞，并无欲以他者取而代之之意。但时至近代，随着西方文明强势地位的不断确立，西医影响逐渐扩大，中国自有的医学在逐渐被冠以“中医”或“国医”之名同时，其生存危机也接踵而至。
中医面临生存危机（图/图行天下）
民国元年，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订立了诸种教育法令，但没有将中医列入教育内容。1916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主张中医应当“废医存药”。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即废止中医案。中西医论争由学术之争进入政治斗争。显而易见，民国政府希望通过公共卫生建设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眼中合格的现代国家，而这无疑需要借助西方医学才能实现。
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医的生存危机无疑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不过与此同时，在新的现代文明体系之下，作为一种专业之学的医学，其地位相较传统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伴随着日渐深重的中国民族危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民族主义情绪也变得更加强烈。当时的诸多士人，特别是医界人士，不甘心自身被废黜及中国文化的衰微，他们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力量和资源来发展中医，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以破解中医的生存危机，在科学化、专业化和国学化脉络中，努力实现中医现代化，构建现代中医知识体系。本文希望对这一历史性的过程做一梳理，分析现代中医生成之道，为反省和思考中医的发展找到可资利用的学术和思想资源。
科学化：中医的内核革命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欲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延续了甲午战后知识精英对科学的重视，伴随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提倡，科学主义盛行一时。
1930年代，为了促进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一些人士更发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医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因无法用西方科学解释，受到改革派的攻击，要求废止中医。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废止旧医案，虽最后因中医界和社会舆论的反对而未能执行，但使中医界认识到改革中医的迫切性，中医界希望将中医纳入现代科学体系，与西医享有同等权利。因此，在1930年代，中医为摆脱因“不合于科学”而受到的歧视，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
何为“中医科学化”？1931年，朱松对此定义道：“用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有的医与药，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系统的科学。”当时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陆渊雷对科学化的途径和目的做了更明确的阐发：
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
显然，他们希望将中医放在现代科学的脉络中，用科学来改造中医，让其不仅具有显著疗效，还有科学的道理，以免被人视为“巫术”、“玄学”而遭受攻击甚至取缔。尽管对于是否应该科学化以及如何科学化，当时的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民国以降，中医科学化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经过一代代中医学人的努力，中医的基本理论或者说内核，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民国以来中医的基本理论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图/图行天下）
中国医学知识体系无疑是在传统阴阳五行的思想中发展起来的，宋元以来，在日渐儒学化的背景中，发展出了五运六气学说，成为当时医学理论的根本。这样的思想认知，显然与现代科学扞格不入，因而饱受诟病。为此，中医界的人士大都希望通过改良洗刷中医背负的“不科学”的“原罪”，但如何改良，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以陆渊雷为首的中医改革派，主张全面引入西医理论，以符合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替代原有中医理论，也即所谓的“用中国药物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其方法学理。”但废止原有中医理论，无异于釜底抽薪，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故而遭到颇为强烈的反对，认为陆渊雷的主张与西医界的“废医存药”无太大区别。但固守传统显然没有出路，故而又有人尝试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阴阳五行学说，如袁复初用物理知识解释阴阳：
欲使中医科学学，第一问题即是阴为何物，阳为何物。惜乎海内外之研究中医者至今尚未能言之也。凡物皆由分子集合而成，分子成于原子，原子则由电子环绕电核而成。阴之为物即电核也，故电波与吸引力皆谓之阴。阳之为物即电子也，故磁波与辐射线皆谓之阳。
这样的解释似乎是科学了，但显然经不起推敲，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傅斯年谈到关于中医对六气的科学解释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
在面对废止中医理论无望，而西医界又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靶子攻击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界转而主张，阴阳五行这些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理论，其实与中医理论并不等同。如杨则民认为，阴阳五行与中医并非相始终。阴阳五行进入中医理论主要是在西汉，此前的中医理论是没有阴阳五行学说的。叶古红继而提出，“宋元以前未被阴阳五行附会学说锢蔽之时，一药之加减、一药之宜忌，皆有一定之法度”。
虽然两人对于阴阳五行何时进入中医成为基本理论有所分歧，但都主张，中医理论并非仅是阴阳五行，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在效验上未必输给西医。这显然是一种在无法科学阐发阴阳五行，理论上左右支绌的窘境下做出了权宜之计，虽然可以暂时躲避了人们对中医不科学的攻击，但却仍未说明中医真正的基础理论是什么，其科学性又在哪里？但不管怎样，原本被医学人士奉为圭臬的阴阳五行甚或五运六气，在科学化的思潮冲击下，渐渐失去了人气，甚至沦为被集中批评的对象，到抗战后，几乎不再有人为五运六气等学说辩护了。
因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失势”而引发的中医基础理论的空白，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才被逐渐填补。建国初期，卫生行政部门把“中医科学化”作为正式的口号提出。并兴办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一做法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在消灭中医。
1954年政府调整中医政策，提出西医向中医学习，将中西医融合，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形成一种全新的医学。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医教学中被大量安排西医课程，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加快。同时，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开始全面渗入中医基础理论和诊疗之中，具有现代科学性的“辨证论治”和“整体观”理论的构建，比较系统地解决了民国时期中医现代化中留下缺乏科学基础理论的缺陷。
建国后，政府政策名为鼓励中医发展，实为推动中医科学化。当时巴甫洛夫学说及辩证唯物主义盛行。中医界为了使中医理论区别于西医，适应时代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辨证论治”的主张，“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开始确立和贯彻，当时一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借用此前并不被重视的‘辨证论（施）治’，作为对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点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传，从此这一术语才逐渐盛行开来”。“整体观”也在此背景下被提出。
“辨证论治”和“整体观”的提出，等于中医可以自圆其说地向现代社会表明，中医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这一认识被不断强化，通过编写教科书等办法，逐渐成为现代人有关中医的常识。
现代中医的科学化是个非常全面系统的工程，除基本理论外，对诸多具体的医疗认识，现代中医也努力引入现代科学知识而加以系统化和科学化。
比如，关于中医的“腐熟水谷”，西医东渐之前，中医主流认识认为是由中焦来完成“腐熟水谷”的任务，如《医学纲目》卷一《阴阳脏腑部》中，“中焦在胃脘，主腐熟水谷”，即腐熟水谷的部位虽然在胃，但这一功能却是由中焦来担任和完成的，古人的本意是认为中焦产生的火使得胃里的水谷腐熟。但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的认识，所以现代中医就科学地解释道：“根据西医学研究结果，饮食物进入胃之后，胃一边不停地蠕动，一边分泌大量胃液，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将食物进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转化为食糜，以便于小肠吸收，实际上便是中医学中胃的‘腐熟’过程。” 即是胃来完成“腐熟水谷”的任务。这样一来，中医的三焦、腐熟等概念便有了科学的依据，依据这些认知来治疗，具有疗效，并不是偶尔的，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资料图（图/陕西传媒网）
专业化：中医组织与教育的现代化
何为专业化？一般认为，专业化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能授予其成员以成员资格的职业团体的发展过程。即要满足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组织，以及拥有授予成员资格的权力。近代以降，面对整体的社会大变局以及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医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主动适应新形势，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做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近代以前，中国的医学虽然没有根本的生存危机，但医生和医学在整体社会上的地位较低，乃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时期，国家基本缺乏专门的医疗卫生方面的职能部门，官府对医生的教育、入职和执业，也基本没有相应的制度上的规定。无论是医学教育，还是医生的执业，几乎全由社会道德和市场机制来管理和调节。随着近代现代国家机制的建立，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部门，各种西式的医疗执业和教育机构也相继成立，医学作为一种专业，医生作为专业人士，其地位也显著提高。特别是民国以后，为了建立国际社会眼中合格的现代化国家，积极参照日本和西方的模式，依靠具有专业化性质的西医建立公共卫生与医疗制度。
而传统的中医，“病家习于请医生品评先前医生留下的脉案，因而形成医家相互讥嘲诋毁的文化。”传统中医间相互讥诋，往往自外于专业体制之外。因此，一些熟悉现代西医专业伦理的中医，主动适应新形势，建议中医学习西医的医学伦理，建立同僚权威，产生了要建立专业中医团体的想法。为此，中医界开始学习西医的专业制度与价值，一方面是为了发展中医自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中医进入国家的政治领域。
**其一，追求组织的专业化。**中西医论争之后，为了改变传统中医之间相互诋毁、影响发展，以及西医在卫生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中医仿照西医组成各种医学团体，成立如上海中医学会、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等，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促进中医界团结。
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通过《西医条例》，但对于中医团体的合法性规定却迟迟没有出台。为此，中医界要求仿照《西医条例》，获得与西医平等的地位。最终在1936年，法规含糊不清的《中医条例》公布。但《条例》终于肯定了中医的合法权益，确保了中医的生存地位。通过《条例》有关资格认定标准、中医师法律责任与义务等条款，加强了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整合了中医队伍，提升了中医地位。
其二，中医界寻求中医学科的专业化。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系统未列中医。
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等团体组织了全国19省市响应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去北平请愿，要求政府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允许中医办校等。但教育部对这次请愿的批示，认为“中医学目前之现状不符合有教学大纲、教材统一、教学内容系统而有条理，教学方法循序渐进等西方教育模式的一般要求。”不能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但对中医办学也没有明令禁止。中医界为争取加入教育系统，仿照西医学科体系创设中医学校。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等，其教学课程设置与西医学校相差无几。同时中医界也开始了编辑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学制的工作。
1928年和1929年，中医界两次集会讨论统一教材，最后由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而后再集中修改，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教材。赵洪钧认为，“1928年及1929年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完全依靠民间的努力，联合了全国的中医学校，在统一中医教育方面迈了一大步。”此外，中医界还创立中医报刊，如以上海中医学会出版的《中医杂志》，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等等，对中医学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焦易堂在《敬告全国医药界同仁书》中，积极呼吁设立中医院：“设立医院，以收改良之效果。盖有医院然后对于病症实际，乃有统计可考，如诊察、治疗、处方、用药，皆可以每日实际之经验而为综合详确之比较，无论理论实际均能有莫大之功效。”随后一大批中医院相继设立，如上海广益中医院、博济医院等，广东的广东中医院、广东光汉中医院等。
经过中医界人士的不懈努力，“请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最终在1937年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获得通过，虽然因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显然已在理论和法律上都实现了中医教育的专业化。诚如雷祥麟所言，虽然距离西方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专业化体制还相距甚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明确地走上了以专业团体（无论它是多么地松散）为基础的方向了。”
而到了1949年以后，在国家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之下，中医在专业化方面，几乎已与西医无甚差异了。
国学化：在“国医”的建构中追寻生存和自我
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前，本无中医概念，中医概念的出现，是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医学传教士入华而出现的，到19世纪末，“中医”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与“西医”相对应的概念，到清末民初，已成为社会流行的规范化概念。20世纪20〜30年代，又出现了以“国医”取代“中医”的现象。
国医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词汇，至少在唐代即已出现，在近代之前，主要是指在禁中当值的医生，或者是对医术高超医生的尊称。192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使得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民众民族身份认同不断加强，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国”字的风靡一时的现象，几乎无论何物“只要加上了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样子”。“国学”、“国术”“国语”、“国剧”等名词相继出现。中医由于在当时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些中医也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开始为“国医”附加民族主义意义，建构新的“国医”来取代中医，以此为中医寻找合法性和保存的必要性。
意为中医的国医的概念在1920年代的报刊中已开始出现，在一些维护中医的言论中，他们不断提及“国粹”、“国学”，将鄙弃中医引申为鄙弃“国粹”，努力保护中医地位。到1930年代，随着中央国医馆的设立和“国医节”的创设，国医逐渐成为中医普遍的替代性概念。
**“国医”概念的推广，无疑是希望借民族主义、保全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名来维护中医地位和利益。**如章启民的《现代国医之关键》认为，国医的宗旨在治国救民，发扬国医即是发扬国粹，根本救国，“国医之兴衰，即国药之兴衰，国药之兴衰，则影响全国经济之余裕与不足，不足，则险象环生，国本危矣”，发扬国医，则可使炎黄子孙不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医药团体则更是希望借助民国正统来回应西医对中医的打压：
国粹不保，何以立国？国产不兴，何以利民？民众之需要信仰不和，何以施政？先总理之革命，民族主义以防文化之侵略，民生主义以防经济之侵略，民权主义以防帝国主义之侵略。凡所以为国计民生计者，无所不至，独吾中医药界，同为党治下之国民，而不得享三民主义之保障，言之痛心。
建构新“国医”概念，高举民族主义乃至三民主义大旗，是中医为了求生存之道而采取的策略，但在反对中医的人的眼里则难免生出讥讽之情，如在设立国医馆后，当时有人讥评道：
取巧迎合国人底爱国心理，自称为国产，更诩为国粹，籍标榜国产国粹，扩大宣传，以施麻醉国人的诡智。国人不察，瞢然受愚，以为物产有国货，技艺有国术，文学有国学国文，比附类推，居然承认国医为吾国现今时代落伍底医师固有称谓。近且虽保存国粹，愈唱愈高，当局接受少数要人的请求，竟有设立国医馆的计议了。
尽管如此，在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的氛围中，这样的策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医人士和文化保守主义力量成功地让“废止中医案”胎死腹中，中医逃过了像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医那样被废止的命运。虽然生存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医界的精英人士十分清楚，民族主义的论述和话语尽管可以用来宣传和论战，但并不能取代中医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这就使得他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医时，必然会采取如下策略：一方面，尽可能汇入现代科学知识，使中医的论述符合现代之理；另一方面，保持中医传统特色，并尽可能地使其在与西医的对比中显示自己的优势。1949年以后，中医界对中医两大特色“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成功构建，正是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
“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与“整体观”，虽然在近代以前的医学中不是全无踪影，但很少有人论及，更无人会将其视为医学的根本特色和理论。但1949年以后，受“大力发展中医药”政策的驱动，一批医界精英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双重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这两大理论，不仅填补了中医核心理论的空缺，还构建一个与西医不同的中医形象，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与优越性。
余论：在中医知识史的梳理中思考未来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然清楚地看到，如今的中医早已不是所谓的传统，与近代以前的医学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般变革，对此，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廖育群曾有过精当的概述：
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中医学内部所发生的革命，是最彻底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近代科学有关人体形态、解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否定了自身体系中的错误学说。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西医的病名，而将自己原来的病名，如气虚、血虚、痰湿、气郁等，改称为“证”，强调中医的特色在于“辨证施治”。
如上所述，借助民族话语和“国医”建构，晚清以来，一代代的医界精英沿着科学化、专业化和国学化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实现了中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其成为现代社会和学科体系中唯一仍然活着的“传统”学科。这一“传统”学科，虽然仍有传统色彩，但内在其实已是“现代”的。诚如廖育群所言，当下中医并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因为它已经“现代化”了。就此而言，中医界先贤时彦的种种努力，成就堪称伟大。
然而在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通过对孟河医派医学理论和实践近代演变的考察，敏锐地意识到：
当医生们决心为中医争取平等地位而展开斗争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对国医地位的各种设想和原则。其结果不仅仅是机构的重置，还包括认识论和传承、重要发展目标和医生定义的重置。这是一个至今还未结束的进程，是朝两个不同方向但不一定对抗的目标前进的运动：将中医和科学结合起来，在世界上维护中医的重要性。
如何回归“经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议题（图/图行天下）
显而易见，要想在科学化和国学化、实现现代化和保持独特传统之间找到适切的平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稍有不周，就会让自己陷入“非驴非马”尴尬境地。
近代以来，虽然成功构建了颇为完备的现代中医知识体系，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细究起来，这一成就多少是表面化的，现代中医理论和具体诊疗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紧张甚至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医从业者切身体会，并纷纷发出了“回归中医”和“回到经典”呼吁。然而，经典不是万能的，在一个“现代”无孔不入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回归，是个极其困难的议题。
好在现代学术的研究业已表明，现代科学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是绝对而唯一正确的。这一认识无疑为中医未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优势和作用带来了理论上的曙光，让中医学者可以从科学化的泥潭里暂时抽身，立足中医自身的发展脉络思考未来。就像张其成所呼吁的：
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与西医争短长，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发扬这个优势。
如果能将立足中医自身发展的思考建立在充分吸收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这样的思考视为“回归中医”，或许不失为一条有可能推动中医不断取得发展的合理路径。
揆诸现实，中医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能未必令人乐观，但不管怎样，立足历史、回到中医，对于中医未来的发展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仅将医学视为一种科学和专业，而是看做专业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体；只要通过历史的梳理，破除现代中医知识体系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而将其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环；只要我们深入系统地去梳理一代代中医学人在构建中医理论和中医历史过程所做的加法和减法，并将此当作反思和发展现代中医的思想资源，未来的中医研究一定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6月号。原标题：科学化·专业化·国学化 ——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的生成。观察者网已获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