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重估下一阶段的中国

【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 黄郁】过去七年，我一直在耶鲁教一门课，叫“下一阶段的中国”。起初，课程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例如，从大获成功的生产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家庭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必要性。众多学者着力于研究这种经济转型可能会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及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中国转型框架的关键环节已经基本落实到位，尤其以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为标志，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另一个刚刚出现的重要转折：中国正从全球化适应者身份向全球化驱动者身份转型。事实上，随着中国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个国家正在增加牌桌上的赌注，这一举措既为自身和世界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也为自身和世界创造了诸多新的机遇。

早在数年前就已开始的这一战略转型，其实反映了习近平主席及中国政府的政治规划——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政治愿景“中国梦”。最初，中国梦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用来鼓励人们为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伟大复兴而奋发有为。

而如今，中国梦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以“一带一路”（OBOR）倡议为核心。这个野心勃勃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结合了经济援助和地缘战略力量的投射，由一系列中国主导的经济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等。

对于像我这样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学者而言，这绝非可以忽视的小项目。尽管该项目仍在初期阶段，我们还是有必要分析以下三个可能的后果：

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尚未完成彻底的转型。作为经济学家，我总是过于重视固定模型的套用，并以为各国决策者在改革时只会抛弃一个模型，转而拥抱另一个模型。而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真实的情况并非总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出于实际的考量，中国领导人已然不情愿地承认：消费者主导的增长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已遭遇的挑战比之前设想的要更为棘手。自2010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仅上升了2.5个百分点，远远落后于服务行业个人收入7.5个百分点的增长以及城市高收入群体7.3个百分点的收入增长。

这种不匹配式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可靠性的不足，因为正是基于对未来的担忧，中国居民才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这种谨慎消费的心理阻碍了消费增长。目前，在推动国内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中国开始利用外部增长资源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

其次，“一带一路”项目有着传统生产驱动模型的诸多特点。该项目使当前越发令人忧虑的中国国内过剩产能找到了用武之地，恰好被用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该项目依赖于国有企业来推动投资，这让中国工业体系中早已臃肿不堪的这部分企业得以延续生命，而早就该实施的改革又再一次被搁置。

这种生产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实施，降低了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在经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过去两年里，李克强总理的年度工作报告（经济政策的官方陈述）对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的强调程度已经被调低（2016和2017年都只排到第三位，而对所谓供给侧改革的重视程度显然更高）。

作为生产驱动型经济体，考虑到出口增长以及在吸收剩余劳动力过程中贫困率的降低，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由于中国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后世界贸易增长的放缓，以及各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经济的增长力度如今已不如从前。

更加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南海的领土争端问题日益凸显，而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存在也吸引了多方关注。中国这项新倡议在人们心中画下的最大问号是：中国是否可能接替美国孤立主义总统特朗普由于坚持“美国优先”原则而自愿空出的世界领袖地位？

简而言之，下一阶段的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坚定，并且比2010年我开始这门课时所预估的要更加接近世界权力的中心。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5月25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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