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特朗普的新世界——分裂的西方与中国的机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陶陶】

近期，一向互为友邦的美德两国陷入了剧烈的纷争。

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巴伐利亚州首府对她的支持者表示，“我们能够完全依赖别人（美国）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了，我过去几天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轰”德国，将矛头指向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还指责德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支出远远不足。

一时间，素来友好的美德之间出现了难堪的争执甚至分裂。那么，对于旁观的中国来说，唯一的疑虑就是，此次西方世界内部争执或者分裂，究竟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

真正看透历史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够理解地缘政治逻辑的本质内涵，并从中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变化。

1854年6月3日，奥地利帝国不顾梅特涅体系下神圣联盟共同的基督教君主意识形态原则，为了追求自身在巴尔干的地缘利益，在匈牙利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边境陈兵8万，并向身陷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君主同盟俄罗斯帝国发出通牒，要求俄国立即从两公国撤军——实际上，就在6年之前的1848年，俄国为了神圣同盟的君主共识原则，不计代价和回报地出兵帮助奥地利平定了匈牙利叛乱。

当时的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之代表俾斯麦，迅速从中意识到一场真正的国际剧变即将到来，在给友人格尔拉赫的信中，这位狡诈至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家这样写道，“原则外交将被抛弃”，“只需数年，（欧洲外交）算计实利之日必将来临。”

西方共有原则的破裂及其后果

俾斯麦的精准认知，源于他对地缘联盟政治本质的深刻理解。即，自现代政治诞生以来，国与国的政治联盟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联盟，如一战前夕的为了对抗日趋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而出现的法兰西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专制帝国的联盟、二战期间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联盟，这两次大国结盟的盟友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甚至对抗性质的意识形态，但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了同盟关系。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这种飘忽不定的共同利益需求消失，盟友关系就会随之终结——一战结束后，法俄关系急剧恶化，二战后，美英与苏联陷入了冷战，即是此理。

“（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首相帕麦斯顿

总而言之，此类地缘联盟是基于现实利益形成的，具有巨大的不稳定性，并不能形成国与国彼此信任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恰恰是大国间长期和平的关键所在。

另一种政治联盟则是基于政治共识而形成的联盟。如拿破仑战争之后，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倡导下，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英国、法国出于防范市民革命的形成基督教君主之“神圣联盟”（缺乏意识形态共识的英法等国很快先后退出），这一联盟外交行动的原则在于牢固的共同意识形态（反市民革命的君主原则），而非变幻的现实利益，这就决定了这样的联盟能够形成持久稳固双边友谊的基础；同样类似的国家同盟是，1945年之后形成的西方世界民主联盟。

对于这种共同意识形态同盟间国家友谊的内在逻辑，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对当时神圣同盟中的俄奥关系这样评价道：“1849年，奥地利帝国处在十万火急之中，沙皇尼古拉派遣十五万军队支援她，帮助她重建了君主的权力，既不提任何利益与补偿，也不提两国间有巨大争议的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这种无偿付出的友谊已经超出利益政治的范畴，只有基于共有的君主专制原则才能解释……毫无疑问，沙皇在匈牙利和奥尔良茨代价巨大的行动源于俄奥之间共有之‘君权神性’的历史使命……”

因此，梅特涅体系下的东欧大国同盟稳定持续了50多年，其内在政治逻辑与当前西方联盟自二战之后持续50多年的原因是一致的。即稳定可靠的共有意识形态，乃是西方大国政治联盟的支柱之一（共同的历史文化情感则是另一支柱）。正是基于这种共有的意识形态，多年来，西方各个大国才能在很多不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共同进退：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世界政策予以无偿支持，美国则不计成本的保证欧洲和澳洲的安全。

不过，随着基督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西方世界的共有意识形态已经破裂。

对于特朗普这样自命基督文明守卫者的政客来说，那些标榜多元文化、纵容穆斯林难民无限入境的欧洲左翼政客们，某种程度上是他政治道统上的生死大敌。这位美国总统赖以维生的政治土壤，本身就源于对欧洲政客坚守之多元文化的厌憎；同样，默克尔、马克龙这样的欧洲政客门，一旦承认了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之政治原则，就意味着对自身过去政治生命的否定。

这两种天生相互否定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属于本能对抗的存在，并不会有多少可供政治领袖们妥协的意识形态余地，其中的逻辑恰如阿道夫希特勒所言，“一旦我们的宣传承认了对方哪怕一丝的正确性，我们自己的正确性的根基就会因怀疑而被动摇”(1934年纳粹党全国党代会演讲)。

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欧洲议会前议长马丁·舒尔茨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西方价值观的破坏者”，“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代表的一切来反对这个男人”

一旦共有的政治共识出现裂痕，也就意味着驱使（西方）联盟各国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开始坍塌，这必然会鼓励（西方）各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现代政治中的地缘逻辑》）。特朗普追求美国优先，抨击德国的贸易政策，在军费问题上反复刁难欧洲盟国；默克尔则千方百计地讹诈刚刚退出欧盟的英国盟友。这些新近出现的外交乱象，实际上并无新鲜之处，仅仅是一贯的地缘政治逻辑之正常反映。

这种道理，恰如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00多年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于这场战争中奥地利外交做出的评价：“（使奥地利主导欧洲的）梅特涅体系之所以能够行使50年，就在于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共同的防范革命乱象之君主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三国以君主共识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抛弃了固有的共同原则，由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罗斯、普鲁士的义务，使其肆意追逐自己的国家利益……并由此摧毁了奥地利帝国。”

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表示：“不反对美国政策的人，就是与美国串通一气……（美国）加速气候变化、向冲突地区出售更多武器……是在威胁欧洲和平”（图/CNTV）

西方大国的外交新原则

实际上，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国家利益纠纷。

德国依托被欧盟拖累的低价欧元货币，极大地强化了自身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对同属高端市场的美国制造业构成严峻的挑战，特朗普标榜的“德国人很坏……向美国倾销汽车”，实际上仅仅是此前被共有意识形态掩盖的两国国家利益的剧烈冲突的公开呈现——这种贸易竞争力的差异，决定了美德之间对待欧盟和自由贸易原则之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特朗普与英国政府试图推行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对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构成相当大的挑战，这同样是大多数欧盟国家必须应对的现实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德国重新崛起问题：

由于德国是欧洲最强的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这就使得欧盟的政策越来越依靠德国的配合才能施行。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欧盟也逐渐沦为德国主导的政治舞台，这就带来一个隐忧，即德国有机会通过欧盟支配欧洲的政治进程——实际上，英国的脱欧和法国影响力的持续衰退，正使得这一担忧正逐步成为现实。

另外，随着俄罗斯的持续衰退与被敌视排挤，在奥德河（德波边境）以东地区，不曾有一个在经济和实力上能够稍微阻遏德国的大国，这就使得德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凭借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支配与自己联系日趋紧密的东欧各国，并形成德国重新崛起、主导欧洲的地缘基础——这种后果在一战之后的纳粹德国重新崛起的东扩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不可控的情势也形成了当前欧洲内部矛盾的基础之一。

中国崛起与西方的进一步分裂

毫无疑问，西方的分裂，将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外交机遇。无论是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还是贸易地位的谈判，都将给中国带来难以想象的好处。

多年来，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根本原则就在于中欧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非两者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一旦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原则被放弃，那么基于欧洲的现实利益，欧洲大国没有理由不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达成更多的妥协。同样，贸易地位的谈判，虽然会遭遇相当多的障碍，但中德两国同为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共识远比美德之间多。这种良机的出现，验证了“韬光养晦”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不过，需要清醒意识到的就是，西方世界依然拥有强大的历史文化作为彼此的情感基础，彼此的信任并不会完全破裂。即便是特朗普标榜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意识形态，其囊括范围同样包括了欧盟各国，默克尔、马克龙治下的欧盟安全和经济发展亦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在可以预料的未来，欧美依然是彼此不可或缺的盟友。

所以，尽管意识形态共识破裂会使西方在国际问题上出现分裂，其内部合作能力将因此遭受重创，亦会由此改善中国对欧谈判的地位。但是，在取得足够的现实成就之前，中国亦不必对其中的前景抱有过高的期望，依然需要专注于自身问题的改善与解决。毕竟，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真正的决定因子还在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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