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时代呼唤《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柳青，一位对习近平总书记产生影响的作家，《创业史》一部反映了新中国农村建设的伟大小说，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评价《创业史》时，说道“今天的作家往往以为政治家们不懂文学，但是，我看到的却是：有些作家如此迷恋当干部，但他们实际上却根本不懂政治，不了解高天厚土里挥汗如雨的百姓”，胸怀才是衡量一个作家伟大与否的标准。本文为韩教授参加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讲稿，感谢韩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刊发。】
一、心地一平原
刚才主持人说我是教文学的。确实，我教了一辈子文学，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
有人说，好的作品就是畅销书，而好作家，就是那些靠卖畅销书富起来的作家。
是啊，现在有的作家本身就是商人，他们开公司，拍电影，有许多粉丝，他们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是当下许多青年人竞相追逐的偶像。
但是，如果我说，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甫一出版就发行了10万册，最终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畅销小说，但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却把所有的稿费捐给了农民，而这位作家自己的一生，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面对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家，你会怎么想？
我想告诉大家：这部中国文学史上最畅销的长篇小说叫《创业史》，它作者叫刘蕴华，而柳青则是他的笔名。
《创业史》作者刘蕴华 笔名柳青
当代中国作家多不识外文，但是，他们却视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为最大骄傲，把在西方获奖、得到西方世界承认当作最大荣耀，我经常听作家们和文学评论家们感叹：比起西方的经典，中国的文学差远了！
但是，如果我说：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在中学时代就把一本英文词典背了下来，他是极少数能够用英文读西方原著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被日本研究者冈田英树称为“开创了亚洲文学的新时代”，而当西方的记者历经波折，如朝圣般奔向他写作的村庄采访时，他们震惊地发现：他们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而这个老农脸上却戴着一幅学者的眼镜。
我想告诉大家：这部震惊世界的长篇小说叫《创业史》，作者叫刘蕴华，而柳青则是他的笔名。
有一种文学教育主张：文学必须远离或独立于政治，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今天的作家们往往喜欢担任或兼任某种职务，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干部，最好能使自己成为几级干部，能够经常坐在主席台上出头露脸。
而如果我说，有这样一位作家，他放弃了自己的行政九级，走向高天厚土甘作一个农民，你会怎么想？——毕竟，行政九级不是一般的高位，因为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也才不过是行政九级。
而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放弃了高官厚禄而走向高天厚土的作家，就是《中国青年报》的创办者，团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的名字叫刘蕴华，而柳青则是他的笔名。
今天的作家往往以为政治家们不懂文学，但是，我看到的却是：有些作家如此迷恋当干部，但他们实际上却根本不懂政治，不了解高天厚土里挥汗如雨的百姓。
而我想说：柳青是作家中的政治家，也是政治家中的文学家，柳青与鲁迅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他们既是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的文学情缘》中深情地说：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
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大家想一想——在座的作家中，有谁敢说，他帮助了总书记、启发了总书记呢？
而总书记却说：王愿坚帮助了他，柳青帮助了他，而且是帮助很大。
在这里，总书记告诉我们：为文与为政的尺度和准则在哪里，什么叫我心即是民心，我心即是众人之心，什么叫我心光明，什么叫做不忘初心。
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好的作家？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文学和文艺评价标准和尺度？
好的作家，不等于那些靠卖畅销书富起来的、开公司的作家，好的作家，不等于那些被西方追棒的作家，好的作家，不等于那些担任了领导职务经常出头露脸的作家。
衡量一个作家伟大与否的标准，不是名和利，不是地位，不是出头露脸，而是胸怀。
什么是伟大作家的胸怀呢？鲁迅临终前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你有关。而柳青则写过这样的一幅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世界很小很小，而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
什么叫：“心地一平原”呢？捷克作家昆德拉曾经说过：当伟大作家写作的时候，世界如同大道一样向他们敞开。
而我们的古人说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鲁迅的胸怀，也是柳青的胸怀。
我想，正是为了呼唤这样的襟怀，习近平总书记方才与我们讲到了柳青，正是为了开启这样的襟怀，他方才与作家们谈起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心路历程，奔向高天厚土的襟怀，与天下苍生同心同德的襟怀——这就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黄土高坡上，向作家们呼唤的东西，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上的文学课所讲述的精髓。
而我们的这期节目，就从这里出发。
二、柳青
1916年，柳青诞生于陕西省吴堡，因为家境尚可，他八岁开始上学，中学时代的柳青，喜欢外语和经济学，那个时候，他把一本英文的《纳氏文法》背了下来，并刻苦研究政治经济学，1937年，柳青考入西安的平津联合大学，学习俄文，在刻苦学习外文的过程中，柳青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经典，而当学校准备迁往汉中时，柳青决定离开大学，奔赴延安。
柳青的大哥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希望弟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并出国留学，他万万没有想到，柳青准备献身文学，并到延安去“闹”革命。
1943年，柳青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到米脂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当文书，在那里，他脱下西装，与农民吃住在一起，并写下了长篇小书《种谷记》，三年驻村生活彻底改变了柳青，三年后，当他背着破铺盖卷出现在家乡榆林时，他的哥哥伤心地说：你咋革命把自己革成了这幅模样啦！
柳青（视频截图）
1947年，柳青奉命去大连创办群众书店，在那里，柳青与苏联红军和苏方工作人员有很多接触，他一方面为苏联现代化的经验所鼓舞，同时，他也注意到，在“老大哥”眼里，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不纯粹，苏联人普遍认为，中国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大连，他主持出版了东北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向中国和世界介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道路。
1948年柳青在炮火中跨越华北平原，回到陕北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并随同解放大军进入北京。
1951年，柳青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了三个月，当时他只有36岁，是九级干部，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初版发行70万册，创造了中国长篇小说的发行记录，随即被改成电影《沙家店粮站》，引起轰动。但是，在上海举行的《种谷记》讨论会上，一批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老作家，却对这部作品评价很低，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用西方文学的心理描写写农民，是否可行？有着丰富心理活动的农民是否真实？柳青笔下的农民，是否背离了鲁迅所写的阿Q这样的典型？第二，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承担复杂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思考？
这种批评，折射出解放初期，城里的作家，对于解放区来的作家的一种情绪，对延安所走出来的中国道路的怀疑。而在与会作家中，只有巴金肯定说：这部小说是全新的，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作者将开辟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他放弃了在北京的领导职务，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落户，做出这样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专心写作，而且是像巴金所期望的那样，走一条全新的文学道路。第二，在现实调查研究中，思考他自己所关心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在中国作家中，柳青是最有政治经济学研究素养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个主要方面构成，而在解放初期的中国农村，虽然实行了土改，广大的贫困户分得了土地，但是由于贫困户往往由老弱病残构成，在畜力和劳力方面均不占优势，更缺乏生产资金，因此在农村社会依然处于弱势。
仅凭土改不能改变广大农村贫困户的弱势地位，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基层农村，出现了贫困户把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组织起来，办互助组的尝试。从理论上说，这种尝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农村都是一家一户的单干，这样的尝试是否符合中国的积习，是否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这便是摆在全党和全中国面前的重要问题。
柳青就是带着这样深深的疑问和渴望来到皇甫村的，而当时的皇甫村有一个六户人家组成的互助组，但是，当柳青到来时，他却发现这个互助组“烂包”了，临到区委开会时，互助组的召集人郭远彤却在家里蒙头大睡，怎么叫他，他再也不肯出山了。当时的西北局领导请柳青去调查另一位互助组的带头人时，柳青通过深入考察，发现那个带头人是个土改时的轰炸机，以好吹牛著称，在群众中缺乏威信。
初到长安，柳青发现：把劳动力、土地、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在理论上固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国农村缺乏这样的组织者，这条道路很难走通，因为这里的核心在于信任，即这样的组织者必须信任党的政策，同时，他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但在基层农村，一家一户的农民之间所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信任。
也就是在那时，有人告诉柳青说，就在皇甫村的一河之隔，有一个叫王家斌的农民领导的互助组不但办成了，而且还创造了水稻亩产千斤的成绩，柳青听到这个消息的几天后，就趟着河水到了对岸，在王家斌家的草棚前，柳青遇到了正端着碗吃饭的王家斌，他和王家斌一气聊了一上午，柳青回来后，一夜难眠。
在基层农村，大牲口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怎么会舍得把自己的牛和马牵到互助组的槽子上呢？当柳青去询问王家斌互助组的成员时，农民说：王家斌伺候大家的牲口，比伺候自己的娃都上心，把牲口交给他，有啥不放心的？额们都信得过他！
随即，柳青看到了难忘的一幕，在北风呼啸的隆冬，王家斌为了照顾互助组的牲口过冬，就住在皇甫村十字四处漏风的牲口圈里，柳青看到裹着个烂被子睡在稻草铺上的王家斌，吃惊地问他，这地方你能住吗？
王家斌说，柳书记，我是受过苦的人啊，旧社会，我和母亲讨饭的时候，在一家门道里被人家赶出来，站在雪地里哭，这倒算什么苦啊!
柳青听了，当时就哭了。那天晚上，柳青回到住处，他决心放弃原来的写作计划，即修改《种谷记》和《铁墙铁壁》，并写一部老干部进城后思想变质的小说，他立志以王家斌互助组为原型，写一部全新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创业史》。
左一为《创业史》梁生宝原型 王家斌（视频截图）
三、《创业史》
《创业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宝，小名宝娃。“宝”在中国方言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宝贝，一个是活宝和傻瓜。
在柳青笔下，在众人眼里，梁生宝既是一个宝贝，也是一个傻瓜。
宝娃原来不傻，在小说的题叙中，少年宝娃用给地主扛活赚来的5块大洋，买了一条瘦弱的小牛，他的继父梁三老汉骂他傻，说这条小牛养不活，宝娃这是瞎糟蹋钱哩吗，宝娃却说：爹，一辈子给人家扛活，你这是没出息的活法，把小牛养大，咱们有了大牛，可以自己发家！一席话说得继父心悦诚服。
小牛终于养大了，但是宝娃却被抓了壮丁，为了把宝娃赎回来，继父不得不卖掉了辛苦养大的牛，竹篮打水一场空，发家的理想也到此终结。
小说的第一部是从富裕中农郭世富盖新房开头的，在全村人羡慕的议论中，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却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因为梁生宝不好好发家，而是和全村最贫困的六家混在一起，要成立什么互助组。村民们纷纷议论，梁三老汉养了个傻儿子，他们甚至把老汉的毡帽摘下来，取笑他。
就是在众人的一片取笑中，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像一个丐帮领袖一样出场了，他头上顶着麻袋片，身上披着麻袋片，怀里抱着麻袋裹着的铺盖卷，在潇潇春雨中，出现在渭河平原上的黄土高岸上，他乘着时代的火车，去终南山下，为互助组买稻种，这就是小说著名的章节，曾经被收入中学课文的《梁生宝买稻种》。小说写他怎样舍不得住店，而睡在火车站里，怎样舍不得吃饭，只是喝免费的面汤就馍，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宝娃的美梦：新稻种所带来的丰收愿景。
当宝娃赔上了辛苦，赔上了盘缠，把稻种分给大家之后，他忽然叫了一声：把他的！大家都分完了，咱自己的稻种不够哩！
这时，他的继父忍无可忍，终于一拍大腿蹲下骂：你娃傻啊！
在当时的春夏之交，农村的苦难户都有一个缺粮断粮的光景，于是，政府便动员富户借粮给贫困户，叫活跃借贷，而富户多不听从政令，于是，梁生宝便发动贫困户进终南山砍竹子、绑扫帚，送到信用社换钱。当他去动员贫困户栓栓时，却被栓栓的瞎眼老爹骂了出来，栓栓的爹骂宝娃没安好心，总来串门，是为了勾引栓栓的媳妇素芳。
终于跟随宝娃进山的栓栓，却踩上了竹桩子，什么也干不成了，宝娃不仅要照顾他，而且还把自己砍竹子的钱，分给了栓栓。
当梁三老汉知到了这一切之后，不禁又一次心痛地骂宝娃：你娃好傻啊！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的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闹出了人命，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种下的稻种没有产量，大家亏了本，让我们宝娃包赔，咱怎么赔得起？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
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竞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
卢书记说：生宝救了栓栓的命，把自己的劳动收入分给栓栓，他给咱们共产党挣了面子，他威信高啊！你现在去问问，谁不佩服他，谁敢笑话他！
“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得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得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梁三老汉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在《创业史》第一部结尾，梁生宝互助组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互助组把余粮卖给了国家，国家给了互助组贷款，在这个基础上，梁生宝的互助组变成了灯塔合作社。而梁生宝则用劳动的收入，给继父做了一套簇新的棉袄。
左一为柳青（图/腾讯文化）
在第一部的结尾，梁三老汉穿着新棉袄走在大街上，人人都在羡慕他，羡慕他有一个大家信赖的好儿子，一个能够带领大家致富的好儿子，梁三老汉“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的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的事情不会少，但最替儿子担心害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柳青参与了王家斌互助组的整个创业过程，当王家斌买了新稻种后，柳青在新稻种试验田引进了塑料薄膜，这是陕西第一块引进塑料大棚的土地。1956年秋季，长安县皇甫乡新水稻大面积丰收，创造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纪录。柳青非常兴奋，每天往尘土飞扬的打谷场上跑，赏心悦目地看着堆积如山的新粮。他停下长篇创作，撰写了记叙这次大丰收的散文——《邻居琐事》。又把几年来描写当地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作品结集为《皇甫村的三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柳青没有被丰收冲昏了头脑，他知道，要走出一条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知道，农村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除了吃饭，就是看病，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他知道，不能丰产，就没有饭吃，但仅靠种地，却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要使农民致富，需要有集体的企业和商业，在劳动力、土地成功组织起来之后，农村要办大事，最需要的是资本。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前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了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用柳青女儿的话来说，他的后半生活得几乎像一个乞丐，几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病重的柳青（视频截图）
在病榻上，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的上下两卷，出版于1977年的小说第二部，不是以合作社的胜利发展，而是以合作社陷入巨大的危机结尾。令人惊奇地是，在柳青看来：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合作社生产发展和经营不善，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它的经营过于成功，这种成功一方面将最自私落后的人也吸引进合作社，造成了合作社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而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成功，也唤起了人性中最古老的东西——嫉妒。
蛤蟆滩上的另一位共产党员，深深地嫉妒梁生宝的成功，而他不甘落后的方式，却不是在事业上与梁生宝竞争，而是四处制造舆论，期望着梁生宝的垮台，使梁生宝丧失组织上对他的信任。
换句话说，柳青临终前思考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农村组织化的成功，就是信任的确立，这种信任是广大农民对于梁生宝这样的农村带头人的信任，是梁生宝对于党的信任，也是党对梁生宝的信任，中国农村的奇迹，就来自于一句朴实的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来自建立在这两个相信基础上的梁生宝的自信，来自中国农民改天换地，充当历史主人公的自信。而在柳青看来，这种信任、这种自信，是中国农村最宝贵的东西，它千金难买，失之不可复得。
四、时代呼唤梁生宝
有学者说：与苏联所理解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这种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更是《礼记》里所说的天下为公——“平均地产，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以牺牲了19万志愿军将士为代价，换来的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启动资本——苏联156项援助，而那些牺牲者都是翻身农民。今天某些咒骂毛岸英烈士的无知者，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才拥有了第一辆自己制造的汽车。
中苏分裂，是因为中国人拒绝用国家主权换取发展资本，于是，我们只能靠大寨、靠大庆，只能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上世纪60年代，当国家经济在建设中出现困境的时候，又是广大农村，接纳了数千万城市青年，是农民省下的口粮，养育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英雄儿女。
上世纪90年代，当我们在发展中遇到阻力的时候，又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托起了风浪中的中国经济。
人民万岁，农民万岁。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如今，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九十年。如果把这九十年分为四个时期，那么，我们用三十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用三十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用三十年实现了富裕，当我们面对着新的三十年，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在我们党的无数英雄人物里，我们想起了柳青、想起了王家斌，想起了梁生宝。
不久前，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我们制作了一个电视短片，叫《我是谁》，这个短片，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庄严宣示了什么是共产党人，什么是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共产党人呢？共产党人，就是那个最早开工的人，就是那个最后离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在你身边。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党中央制定了各种惠农政策，转移支付制度和扶贫制度，使大笔的资金向农村倾斜，但是，我们广大的农村，还有着大量的贫困人口，更重要的是，还有几亿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他们不是一般的缺钱，而是缺少呵护、缺少关怀，他们最缺乏的，不是别的，而是陪伴，是二十四小时，当你孤独无依的时候，他打着灯笼顶风冒雨而来，他说：大爷，大妈，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您，您放心，我在您身边。
在他们受伤时背他们下山，当他们生病时守在窗前，在他们孤独时与他们话加常，把党的扶贫款送到他们的手上，甚至搭上自己的收入。比起打天下，做江山，比起上项目，赚大钱，这毫无疑问都是小事，但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源泉——而这就是柳青、王家斌告诉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时代呼唤梁生宝的原因。
当这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记住这样两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人：
柳青同志，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编委，主要创办者。曾任中共长安县委常委、副书记，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翻译为十几个国家的文字，1975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特别请人找来《创业史》，这本书，伴随着人民领袖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岁月。1978年6月13日，柳青同志在北京逝世，他生前将所有稿费收入捐献给了农民，他最爱的女儿结婚时，他没有给一分钱，而是给了这样一幅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王家斌同志，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劳动模范，1956年，他率领的胜利合作社，创造了陕西地区水稻亩产千斤纪录，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同志在家中病逝，这一天，正是柳青同志的忌日。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安县委书记，与成千农民一起参加了王家斌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他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柳青同志和王家斌同志，就是这样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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