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当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变身战争机器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书在结语部分叙述指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直是技术竞赛的赢家，但这场竞赛主要服务于军备工业，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初离任时所警告指出的那样，包括军事工业科技在内的各种新技术研发，都应当在确保项目安全和公民自由的前提下发展，缺少其中任意一项，都会意味着人们将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
越南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961年，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兰德公司，受托到越南进行一项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越南人（民族）的特点，为何部分越南农民会加入到越共麾下，而仍有部分越南人忠于当时的越南总统吴庭艳，越南人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加入南方（美国支持下的政权）而不是北方（越共主导）。
次年1月，由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杰拉尔德·希基和约翰·唐奈领衔的分析师团队抵达越南。这两人对于越南文化和社会有着很深了解，能讲流利的越南语。两位人类学家调查了美国国防部、中情局与吴庭艳政府合作实施的“战略村”计划。这项计划效仿日本侵略者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华北和华东进行的“清乡”行动，将一个个村庄建成由隔离围墙封闭的堡垒，以抵制越共的渗透。按照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想法，“战略村”让越南农民获得了安全保障，而且建设过程中也向农户提供了工作，因而能够理所应当的赢得更多忠诚。
但杰拉尔德·希基和约翰·唐奈在调研中看到的，不是这么一回事。被要求加入“战略村”建造工作的越南农民既没有得到现金，也没有粮食，而且该工程造成大量农民搬离故土，因而农户们对于这样一项美越合作的项目感到深深不满。
两位专家向当时的美军援越司令部指挥官保罗·哈金斯报告了真实情况，获得的回答是，终将有一天，越南农民会欢迎那些战略村庄。希基和唐奈回到华盛顿后，向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办公室主管哈罗德·布朗报告，对方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态，将转椅转到背后，让专家对着转椅的后背讲话。而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维克托·克鲁拉克中将的反应更趋强烈，他用拳头砸了桌子，大喊会让越南农民去做为确保“战略村”计划成功而必须要做的事情。
更加离谱的是，希基和唐奈受托完成的、以非保密形式提交给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报告，马上被列为机密，还被附上了后者出具的驳斥说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还向兰德公司施压，指责他们派出了“不上道”的专家。兰德公司不得已只好配合的再次派员，专门选择了不太懂越南情况的专家，在短时间内应付完成了一份对于“战略村”计划表达乐观的报告。
1963年5月，南越政权控制区开始爆发大规模骚乱。南越军方正在酝酿政变，而美国官方决定对此不予干涉。当年11月，吴庭艳和他担任秘密警察首脑的弟弟一道被处死。美国官方的处置态度让越南北方的领袖胡志明也感到不可思议，认为前者愚蠢至此。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精心打造的“战略村”计划开始土崩瓦解，越共抓住机会派遣战士广泛渗透到越南南方，取道丛林小道，其路线后来被称为胡志明小道。
越战中的美国兵
越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开战看起来已经无法避免，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卷入战争的必要性、可行性、取胜可能尽心评估。同样还是委托兰德公司的专家，该公司专家同样在初次提交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将无法战胜越共的报告，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同样否决了悲观基调的报告。
美国历史学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安妮·雅各布森在《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书中不无讽刺的指出，尽管高级研究计划局试图了解越共动机和士气，却不想听到越共士气高涨、无法战争的结论，而是千方百计，以掩耳盗铃的姿态强迫合作方出具美国卷入越战必定大胜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三任美国总统，成为了美国军方利益集团为谋求更多利益而不惜扭曲形势、事态描述的牺牲者，正如几十年之后，好战的小布什也同样被军方利益集团所绑架。
由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组成的战争机器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于1958年，是美国最著名的军事科研机构，其职能范围逐年扩展。这个机构最初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但很快，与军事工业相关的科研机构、军工集团建立了利益联盟，热衷于夸大苏联及其他对手对于美国的安全威胁，为此让美国的军事科研和军备采购支出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书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建立背景。二战后，美苏两国从盟友迅速转变为对峙的对手。美苏两国将大笔经费投入到核武器研发之上，尽管两强对峙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可怕后果，使得部分科学家希望美国放弃这方面研发。但在爱国主义情绪、对于苏联的敌视以及利益驱动等多重动力的驱动下，仍有大量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服务美国军方。
科学家撰写了一份严重夸大苏联军备实力对于美国具有毁灭性威胁的报告，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采纳的情况下，有意将消息泄露给媒体，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设法筹措更多资源投入到旨在形成美苏恐怖平衡的新武器开发与采购上。
兰德公司与美国军方有着密切合作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著名科学家冯·诺依曼的存在。冯·诺依曼不仅为美国军方贡献了基于博弈论的核军备竞赛合理性的论证，而且还亲自负责多种新装备的研发。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最初是旨在应对苏联威胁，开发防御性武器。但这个主要由好战科学家、政客和军人组成的机构，很快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法门，即不断夸大苏联的军备威胁，并撰写假想报告（委托给兰德公司等合作方完成），宣称在各种情况下，美国会被苏联核武库以何种方式摧毁。
到了肯尼迪总统任内，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具备了高效的研发组织能力，考虑到卷入越南战争的需要，该机构开始开发后来被称为“橙剂”、在越南战场上让越南平民付出惨痛代价的除草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坚持要提交卷入越战必胜的报告，故意罔顾不利信息和信号，屏蔽独立科学家的批评意见。
在1968年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许多合作专家，名单被媒体披露，科学家本人受到了民众尤其是激进学生的严厉谴责甚至直接围攻。《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书中披露，正是因为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官方和科学界诸多机构惨遭围攻，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甚至开始组织研究如何利用噪声制造恐慌、打乱集会人员之间联系，以及水炮、毒针等以其他方式以控制人群的新式武器。
战争机器孵化出的伟大发明
1973年1月，美国开始从越南全面撤军。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逃脱了在促成越战事态计划方面的责任追究。这个机构用大量的军事科研经费，投入到范围广泛的新技术开发，成果颇丰。比如，本意是为了监测地震以及重型卡车、部队行进的传感器，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由该机构持续推动而实现了不断改进和迭代。而从隐形飞机到无人机的进步，也离不开高级研究计划局。
经历了越战惨败，美国军方决定进一步提高指挥控制水平，为此投入更多资金增强通信技术开发。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的超级计算机项目很快崭露头角，并由此提出了互联网计划（最初叫阿帕网），军方专家一起发明了传输控制协议（TCP）和互联网协议（IP）。高级研究计划局还主持开发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受益于这些新技术开发，美国军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联网化、去中心化的高水平军事防御能力。而上述技术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从军用开放供给民用，并不出意料的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革命。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书中还写道，里根总统任内（20世纪80年代），仍然还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手主导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开发。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研发“整体动力外骨骼”，也就是今天热门的“黑科技”智能增强设备。
等到海湾战争爆发，很多人仍然还在使用看待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军的眼光，来评估战事前景，结果大跌眼镜。20世纪90年代，虽然苏联解体，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又成为了新的威胁，为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开发更为精确的生物化学武器、监督和侦查传播装备、无声识别及语言翻译装备，加速机器人、遥控飞机等装备的迭代进化。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开始部署面向美国国外及海外部分地区的计算机监控网络，以及相应的监听技术体系。这一网络、体系之后会被改组为斯诺登所称的“棱镜计划”。而在前述多项新技术领域，高级研究计划局建立了若干个项目小组，效仿谷歌等企业的运作方式，以大幅领先民用企业的进度，加快着技术迭代进化。
顺道说一句，不少经济学家所谓自由市场孵化计算机、互联网、传感器、智能增强、虚拟现实、无人机等“黑科技”的言论，我们听听也就好了，千万别当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