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英：我在外国人家帮佣的那些年

（本文由杨秀英口述，程郁、王立整理，首发于上海市档案局主管的《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

从记事起我就晓得，我家是1937年前来到上海谋生的。家里很穷，住在法租界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租来的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家里全靠做木匠的爸爸帮别人修补家具，或做小板凳等小东西卖钱养家。妈妈是小脚，没法出去工作，她前后生了十一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三个，姐姐、弟弟和我。后来父母要我们改跟干妈的姓，姐姐叫刘女，我叫刘英，谐音“留女”“留婴”，他们相信这样才能养活我们。

雁荡路今貌

我16岁时的一天，在外国人家做事的一个邻居来我家，说一家俄罗斯犹太人要找人烧菜做饭，她想介绍我姐姐去。当时在一个葡萄牙的大班家帮佣的爸爸说：“这个工作不难的，而且外国人也吃得简单，以后她们指点一下你就会了，我也可以教你。”当时姐姐在浦东的一家工厂做了几年，工厂又远，工作又辛苦，当然愿意去。这家犹太人在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118弄14号，离我家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姐姐给他们做饭、打扫卫生等，一早去，下午两三点钟回来，不做晚饭，每月工资三十多块。她说那家人挺客气的，比厂里做工好一百倍，很快就习惯了。

姐姐干活的那家人住在一幢四层楼的房子里，有点像现在的联排式别墅。他家住一楼的一套房间，相当于现在的两室两厅，还有个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陈设不如爸爸干活的大班家那般富丽堂皇，说起来还不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好呢。他家有两对夫妻，老先生叫约西卡，白天不出去，晚上在赌场做管理员，他沉默寡言，在家里也不和我们说话。老太太叫巴布希卡，没有工作，为人很和善，又喜欢说话。她满头白发，但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每次洗完头，她都要调些鸡蛋黄涂在头发上，捂半个小时后再冲洗掉，她说这样可以保养头发。女儿叫塔妮娅，在长乐路514号的犹太人医院门诊部当会计。

犹太医院大楼(今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

几年以后，塔妮娅生了儿子，姐姐忙不过来，又叫我到塔妮娅家帮忙带小孩，那年我16岁。我早上八点钟去他家，中午十二点回家吃饭，下午一点再去，一直做到傍晚塔妮娅回来，一般四点半、五点钟左右回家。一个月赚六个银元。塔妮娅的小孩叫米夏，当时才两个月，长得很好玩，我只管照顾他，并不做其他的家务。实际上老太太也管米夏，我主要负责陪小孩子玩。外国人养育小孩蛮怪的，小孩还不会走路，也必须每天到公园去，不管是阳光明媚，还是刮风下雨，都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老太太陪我去三次之后，就由我负责每天带他去两次公园，下雨天或下大雪也要推着童车去，童车有遮雨棚，我则穿上雨衣。孩子会走了，也仍要每天两次带他去公园玩，但逢下雨天就不出去了。后来我和他的感情很好。

旧上海街头坐黄包车的外国人

刚去时我听不懂俄语，不懂时问问姐姐，塔妮娅对我还挺耐心的，老太太也不挑剔，米夏身体有些不适她们也不会怪我。有一次米夏要小便了，她们叫我拿痰盂，我却拿个脸盆来，惹得大家都笑了，但我也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后来米夏开始学说话，我也跟着一起学，没多久，俄语就讲得很好了。

那家人信奉基督教，人很善良，我帮他们带孩子，他们就把我看作朋友了，对我们很好的。我还常带姐姐到他们家玩。他们给我起个中俄合成的名字，叫姑娘莎。我们姐妹就直接叫他们名字，并不叫先生、太太。姐姐在那家吃中饭，他们家人坐在饭厅里吃，同时姐姐一个人坐在厨房吃；食物也和他家人一样，吃牛排也是一人一块，剩余的食物倒掉，从来不会叫她吃剩饭。他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们都可以使用，进去也不用换鞋子。而且不光他们家，我去过的所有犹太人家庭都不需要换鞋子。听塔妮娅说，附近有一个犹太老太要客人进去换鞋子，结果谁都不到她家去了。

杨秀英年轻时的画像

每逢家人的结婚纪念日或米夏过生日，他们都要办个派对。我们在几天前就得准备，老太太教我们做蛋糕点心之类，再把房间仔细打扫一遍，桌布、窗帘都要换上新的。派对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开始，许多俄罗斯人带着孩子来做客，小孩、大人分开来坐，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喝茶，要给他们喝果汁。俄罗斯人相见要拥抱行贴面礼，我们对客人没有特别的礼节，他们家的客人和我们熟悉以后，一般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用俄语问：“姑娘莎，你好吗？”我也用俄语回答：“很好，谢谢！”

聚会中的旧上海俄侨

遇到朋友家开派对时，塔妮娅也时常带我一起去参加，由我照看米夏，她就可以定定心心说话了。我去过米夏的姑妈玛妮娅家，她家位于淮海中路武康路一带，是一幢花园洋房，家里用了两个人，一个大师傅，一个阿姨，看上去更有钱。外出做客时我要穿上旗袍，一般我抱着米夏和塔妮娅坐一辆黄包车去。不管到谁家做客，我也有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和别的客人一样。塔妮娅还经常带我和米夏去看电影，基本上是俄语片子，如果是儿童片，她不想看，就让我一个人带米夏去。她还曾带我和米夏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人演的《天鹅湖》，那时我也穿上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兰心大戏院旧照

1947年姐姐到乡下结婚，那是桩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一个月后，姐姐带着她的男人回来了，姐夫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大棉袍，显得非常木讷。当时家里没地方住，他们就在塔妮娅家的杂物房里暂时住。塔妮娅觉得，我姐姐的婚姻不是很美满，知道父母也给我定了亲，便暗中想办法，后来介绍了江浚深给我认识。江浚深是江苏海门人，在犹太人医院给牙科医生做助手。1948年年底，塔妮娅一家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转去澳大利亚。他们走后几个月，我还常想那个可爱的孩子。

1949年的正月初六，我和江浚深结婚了，那年我19岁。当年12月，我生下大女儿。1950年，孩子刚三个月大，波兰侨民索妮娅就介绍我去长乐路给一位白俄人工作。她叫妮克洛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孤老太，住在锦江饭店附近，房子就像联体别墅一样，楼上楼下都是她的，卧室在二楼。底楼是一个很小的葡萄酒厂，酒是她自己做的，品牌就用她自己的名字，她的照片也印在商标上。她家有几十个大酒桶，她打算把酿好的酒卖完就不做了。我和她一起装酒，拧开大木桶上的龙头，把酒装进玻璃瓶，再用塞子封酒瓶的口。

装修中的俄侨店铺

妮克洛芙应该是白俄，长得很壮实，就像男人一样，走路做事也风风火火的，周围的俄罗斯人都说她脾气很坏。但我认为她性格直爽，为人不错。我和她关系挺好的，她说“姑娘莎”这个名字不好听，又给我取了个完全俄式的名字，叫“捷妮娅”，我叫她madam，夫人的意思。后来她告诉我，过去她也请过两个中国人，但他们白天来赚钱，晚上就带人来抢劫，所以她后来不敢请中国人了，一个人干，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养狼狗。她看我善良勤劳，总是感叹说：“捷妮娅，我早点碰到你就好啦！”

她只雇了我一个工人，我家离她家很近，我仍然是早出晚归，中午回家吃饭，不在她家吃饭，工资比上一家要多多了。我一般不帮她做家务，有时帮她喂喂狗，隔两三天做一次狗食，将一斤半牛肉、一些面包和马铃薯、胡萝卜、洋葱各两个混在一起煮煮，再拌点鸡蛋。装好一桶酒，她很开心，往往拿两杯酒来和我干杯，还喜欢大声唱歌。每天早上起来，她也常常唱歌，她的嗓子非常好。我们每天在一起干活挺开心的，傍晚她遛狗时也常弯到我家，再和我说说话。

旧上海法租界最大的俄侨百货店百灵洋行

1951年下半年，妮克洛芙也要去澳大利亚了，也是从香港转乘。她不仅要带许多行李，还要把养了多年的两条狼狗带去。恐怕一个人照顾不了，希望我把她送到香港，她说：“你什么都不用带，到了香港我给你买好衣服，你穿着回来。”当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也没什么事做，就同意了，甚至把赴香港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先生反对，结果我没有跟她走。她临走前又要我陪她住几天，我有身孕也不便去陪她，就叫弟媳妇去陪了些日子。我把她送到火车站，她带了三个极大的木箱，包括红木家具都带走了，她也送给我许多东西。听说她到澳大利亚后不久就过世了，临终将一笔巨款捐给了教堂。

1951年我生下第二个女孩，失业在家。1952年，外国人纷纷离开上海，犹太人医院也解散了，我先生拿到500多元解散费，也失业了。1954年，老三出生不久，我们夫妻曾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但没多久就回上海了。1956年，我进入三星糖果厂做工人，然而，第二年春天糖果厂迁往南京，我又失业了。犹太医生走前，曾把许多牙科器械都送给江浚深，他去夜校进修之后考上执照，便在自家的亭子间开了一家很小的牙科诊所，后来通过好心的邻居介绍，诊所搬到原来犹太人医院的门房间。

国泰电影院旧照

1958年，经由索妮娅介绍，我又去另外一家白俄人家里干活。那家有三位老人，房子也类似联体别墅，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住在楼下，老先生叫别恰，老太太也叫塔妮娅，老太太的哥哥住在楼上。别恰长得瘦瘦的，从国泰电影院到锦江饭店，淮海路上一大片房子都归他管，他不是房产商，只是管理房子，靠工资生活。他常对我说：“捷妮娅，你们中国人能干的不多，很多中国人太懒。我来上海时只有一条军毯，现在你看看我！”

听说他先从俄罗斯逃出，后来才把老太太接来的，他们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塔妮娅长得很胖，有三百多斤，一部黄包车只能坐她一个人，而且一坐上去就会把轮胎压扁。她还很能吃，我给她烤一只鸭，一会她就吃掉了，所以越来越胖。因为塔妮娅太胖了，走在路上，小孩子看见她会跟着笑闹，所以她也不愿意出去买东西，只是在晚上出去遛遛狗。

当时，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只和本国人来往，他们不会说中国话。这三个老人几乎没有娱乐活动，连电影也不看。解放后，政治运动和他们不相干，他们好像也不太害怕，别恰仍每天出去工作，生活仍照常进行。而上海人似乎都会说点洋泾浜英文，面包、鸡蛋都有人送到家，裁缝、理发师也到家里做，听说那些人为他们服务几十年了。

位于旧上海法租界的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堂

我每天早上去，中午仍回家吃饭，一般下午四点回家。我帮他们打扫清洁，也帮他们做饭、买东西。因为他们都是长辈，我当面称他们为master（先生）或madam（夫人），叫老太太的哥哥brother（兄长），他们叫我捷妮娅。塔妮娅常伸着大拇指说：“妮克洛芙脾气那么坏，你能给她干那么久，一定是很耐心很善良的人。”我做事守规矩，所以他们很信任我，他们家一叠叠五元的人民币就放在桌上，也从来不锁。他们常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也常带两个女儿去他家玩，塔妮娅最欢喜我的大女儿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亲个不停。每天面包房送面包来，老太太总是把吃剩的面包扔掉，再把新鲜的面包分给我，说：“带回去给咪咪和丽丽吃。”有时她会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进我包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只能煮菜粥吃，我们家虽有这么多小孩，但孩子们都没吃什么苦。

有空时，我也跟两个老人聊聊天。别恰曾说：“我在淮海路电车站看到日本人痛打中国人，旁边许多中国人，谁也不敢上去。我上去把日本人一拉，日本人就不打了。中国人太不团结了。”我说：“中国人是不敢上去的，因为日本人专门欺负中国人，他们怕西洋人，尽管他听不懂你的话，但只要是洋人面孔，他就不敢怎么样了。”

1960年10月，我要生第五个孩子，就不去他们家干活了。小女儿还没满月，有一天，塔妮娅跑到我家楼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原来她人太胖，爬不上楼梯，想叫我下来说两句话。她说：他们也要到澳大利亚去了，订的是11月的船票，问我能否去帮她清理东西、打打包。一开始我叫姐姐去，小孩满月后，我也去帮忙了。他们从银行里取出一捆捆的美金，各种东西装满两个巨大的箱子。我送他们到码头，看着海轮启航。后来塔妮娅还写信给上海的中国朋友，信中问我好，还问候我的大女儿咪咪和小毛头。但听说不久塔妮娅也过世了。

淮中大楼

1961年，朋友介绍我到波兰人家里做事。当时波兰人住在淮海中路淮中大楼，里面有一个波兰人的学校，顶楼还有食堂，他们每天到食堂吃饭，卫生也有专人来打扫。那家的丈夫是中波轮船公司的主任，每天到外滩去上班，夫人是家庭主妇，他们家有两个女儿。我在他们家不用烧饭，只要洗洗衣服，整理一下房间，主要陪两个女孩玩玩。下午我再到另一家去看两个男孩，据说男孩的父亲是中波轮船公司的党委书记。我一般不带孩子出去玩，最多到楼下的花园玩玩。他们给我的工资待遇都很不错，每家各给60元。

这两家的波兰孩子都会讲俄文，但大人不会讲，开始还得靠小孩翻译，没多久我也能说波兰话了。我干活勤快，语言又通，所以两家的夫人都很喜欢我，夫人们聊天说起，就传出去了。后来我生了急性阑尾炎，波兰人赶到医院来看我，组织上才知道我是通过私人介绍去做工的，而我也才知道，1958年以后，外国人在上海用工一定要通过工会。半年以后，波兰人就回国了。他们挺热心的，临走前还帮我写推荐信，分别用波兰文、中文，一式两份，说我勤劳，干得很好，懂得外语，和他们能够沟通等等。他们要我拿着这封信到工会去，希望我还能为下一批波兰专家服务。

20世纪60年代位于外滩的中波轮船公司

后来我在北京西路的一个劳动服务队做了一年的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帮益民四厂剪刀豆、切洋葱头等等，经街道办事处安排，又到康定路上的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十七漂染厂，在成品车间工作,开始我也是外包工，后来才转为正式工，我工作很努力，最终拿到本厂工人的最高工资——43元。1979年3月底，为了能让儿子顶替进厂，我就提前退休了，那年我49岁。

我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儿女对我很孝顺。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现在。对于小辈，我只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

做人不能虚伪，而要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别人再好也不要眼红，只要自己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