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选举、抽签与民主的实现方式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要警惕民主的修饰词，凡是加修饰词的，前面的词比后面的词重要。比如所谓“自由民主”，这种民主的体现方式，就是自由的、竞争性的、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
王绍光教授在思想者论坛上发言
不光是我们，西方也有大量声音提出，最近几年这种以选举为实现方式的民主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比如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59.7%的合资格选民参加了投票，特朗普赢得了比希拉里更多的选举团人票，但只得到了46.1%选民的支持，比希拉里的48.2%少。换句话说，在美国所有合资格选民中，只有27.5%的人选择了特朗普，其余72.5%的人并不支持特朗普。美国总统不是多数人支持而当选的，而是由少数人支持上台；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他。
马上就要进行的法国总统选举面临同样的局面。民调显示，不管是马卡龙当选，还是勒庞当选，都有四成左右的人不放心。最后，如果马卡龙赢得更多选票，这不是因为大多数选民喜欢他，而是因为他们更不喜欢其他候选人。他当选后面临的局面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他的反对者。
近年来，类似的情形在欧美频繁出现，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以选举为实现方式的民主现在碰到了某种危机，使它的体制出现了异动。但它很可能是更大麻烦的表现，只不过这些麻烦以前被其他因素掩盖，现在凸显出来了。这种麻烦还可能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就是以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为表现方式，我觉得这本身有巨大的问题。
我刚完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抽签与民主、共和》。这本书主要讲了四个例子：一个是雅典（也包括古希腊其他城邦的民主政体），第二个是罗马共和国，第三个是佛罗伦萨，最后一个是威尼斯。西方谈民主的传统，常常追溯到这些地方。我这本书显示，其实民主、共和原来与选举没多大关系，反倒是与抽签有更密切、更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实现民主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为止，抽签往往是民主、共和的主要实现方式，长达约2500年。在此期间，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卢梭，思想家都把民主与抽签连在一起，而选举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是寡头政治的特征。
从长历史的角度看，选举跟民主挂钩是很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两三百年；在这两三百年间，绝大多数时间，拥有投票权的是少数人；一人一票的普选彻底实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实现（比如瑞士的妇女要到70年代中期才有投票权），不过四、五十年而已。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将展示，选举之所以替代抽签是因为统治精英相信，选举结果是可控的，而抽签结果难以控制；对统治精英而言，选举是一个有利的选择。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的根源未必是民主的。
1971年瑞士女性为得到选举前而抗争
自由民主有两个理论，一个是代表论，另一个为同意论。代表论出台的时候，跟民主没有关系。早期谈代表的人，都是要跟封建制度下的王权作斗争，他们代表的根源跟民主没特别关系。同意论也一样，它出现在中世纪，后来慢慢转化成了自由民主的理论。很多书籍、文章把这些东西介绍进来，但没有追溯根源，没有置疑理论本身的内恰性。今天欧美出现的危机，可以追溯到其理论根源。
比如说代表论。代表论最初出笼时，根本没有任何意图代表广大人民，无非是代表几十个，几百个封建领主，这与代表几百万、几千万、几亿民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圈子内的代表与涉及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可能采取同样的方式。把代表极少数人的方式放大到代表亿万人民，是逻辑的巨大跳跃，其实没有一个说得通的理论。同意论也一样，怎么得到几十、几百人的同意，与怎么得到几千万、几亿人的同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代表论还涉及一点，就是大部分选民在选举时可能很少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是选领导人还是选代表？领导人是有资质的，如公司的CEO、大学的教授等等，凡是有资质要求的，我们一般不会用选举。似乎没有什么人鼓吹用全民选举的方式选取阿里巴巴的老总，也没有什么人鼓吹用全民选举的方式选取大学教授。担任一个省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担任公司老总、大学教授难得多、责任大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地方与全国领导人就可以通过选举产生。
用选举的方式选领导人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即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党”与“派”同义，原本都是贬义词。西方早期的政党都是些很小的精英党，即议会里抽着烟斗的、高谈阔论的一群群男人。选举权扩大后，随着更多的人进入政治，发展出一些大众性政党。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政治学家开始发展出一种理论：大众民主必须以大众政党做基础。
政党之所以重要，一个理由是它们要发现、培养、推选政治领袖。这也就是说，每到需要选举领导人时，候选人不是普通民众推出的，更不要说有普通人担任候选人了。是政党来为普通人挑选未来的领导人。然而，到六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文献就有不少讲政党的危机了。这种危机不见缓解，反倒是越来越严重。
今天西方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政党危机，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美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传统政党衰落后，要么出现由传统政党推出的非传统候选人，如美国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美国共和党推出的特朗普；要么出现由边缘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如法国的勒庞。这些人完全没有、或没有多少执政经验，指望他们能带来人民希望的变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果是选代表，那是另一回事。从代表论的角度看，选代表，我们应该选一批与自己相似的人，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与我们差不多、想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很接近，这样的人大概能比较好地代表我们的观点。从同意论的角度看，如果代表是我们选出的，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同意由这些人来代表我们。
问题是用选举的方式选出的人往往与普通人不一样，是一批能说会道的、会打选战的精英分子，他们与普通民众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很可能无法代表普通民众。最近多项实证研究已经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用抽签的方式选代表，结果可以完全不一样。稍微懂得一定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挑选出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谷歌有一个很好的工具——Ngram Viewer，我把“普选”弄进去，发现西方从宪章运动前后，一直到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选是被人们高度关注的事情。但一旦普选实现，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政治实际上依然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反映到Ngram Viewer上，可以看到，实现普选后大家就不再关心普选了，关心的转为是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这三个词在Ngram Viewer上出现的频率大幅上升。这说明什么？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代表论、同意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即我们现在还不够民主，是因为还没有实现普选。但当普选民主实现之后，人们会发现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有点像“皇帝的新衣”，即便所有人都有了选举权，还是少数精英的统治并没有受到撼动。在美国也罢，在西方也罢，过去一、二十年研究西方政党、西方民主的优秀学者都忧心忡忡。现在大量的人不相信传统精英、传统政党，出现严重的正当性危机。
比如，美国政党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欧洲国家也大同小异，传统政党已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
伯尼·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所以最近西方的选举里，都会出现“变革”这个话题，大家都不满意老派的人或派系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奥巴马。在中国，某一个市的政协委员突然要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完全没有可能。奥巴马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相当于某个市的政协委员，一夜之间变成美国总统。他竞选有一个关键词叫Change，这样他就上来了。特朗普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经商似乎也不是那么在行。在中国很难想象潘石屹突然当上了国家主席，特朗普不过是美国的潘石屹而已。法国勒庞、马克龙也一样。
马克龙是传统精英培训出来的人物，但他要跟传统的精英保持一点改变，包装成具有“变革”色彩就能被选上。所以，西方政党现在的危机，可以追溯到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的设计。在一段时间里，这种政党危机链接被掩盖，但是现在大众政党的危机一出现，以选举为实现方式的民主出现危机几乎是必然的。我们今后会在欧美看到越来越多的特朗普、勒庞这类人的出现。
提问环节
提问：到20世纪初，人类的政治实践实际上有两种制度，一个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第二个是列宁在苏联创造的苏维埃制度，后来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也属于你刚提到的代表中的一种？另外，代表的产生，除了选举，是否还有其他形式？
王绍光教授：非常高兴你提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实在19世纪末，西方的主流思想家对代议民主还是有怀疑的，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可能性。列宁提出的苏维埃，连阿伦特在很大程度上都愿意考虑苏维埃模式。
研究西方代表理论的人会指出，过去200年来，这套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其中有一个创造，就是职业代表制。但后来职业代表制跟法西斯的做法有点挂钩，被污名化。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苏维埃制度很大程度上含有职业代表制的成分。
最近人大公布下一届人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的代表是怎么来的、藏族哪个省区几个代表，这里面就有苏维埃的传统。我们早期人民代表大会讲得很清楚，工人得有多少人，妇女得有多少人，少数民族得有多少人，这跟自由民主的代表制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由民主是谁拿的选票多谁就当选，不考虑地域、阶级、性别、民主等因素。
能产生代表的方式其实很多，但是自由民主的选举方式禁锢了我们的想象力。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专门讨论代表，书里将代表区分为四种，其中一种就是西方目前普遍采用的“形式性代表”。更早期还有一种可能性，美国制宪时曾有人提出，选出来的代表的结构应该跟人口的结构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种理念的实现方式。其实在那个时候，数学理论中出现了随机理论，实际上是可以连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这种方式。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用随机理论形成抽签的方式。
我最近的那本书里，最后一章专门列举了从70年代开始西方的大量实践。七十年代，抽签刚开始复苏时，往往是地方性、小规模的实践。现在，在欧洲的一些小国，抽签已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方法，例如用抽签产生代表，由这些代表讨论如何修宪、如何修改选举法。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现在面临严重的危机，所以想象力又被激活了，但是激活的人群还不大，主流媒体、主流学界还没有太大的重视。
我要讲，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美国的政治学会以前从来不重视这方面的讨论与实践；但最近的两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他们会长讲演里，都提到了抽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近的一次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至少有三个小组在讨论这件事，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用谷歌看了一下，2010年至今7年出现的关于抽签的文章，在英文里可能超过过去200年的总量。这是趋势性的东西，这个大趋势，你现在看不见它，但它一旦出现，便是几何级地增长。
王绍光教授（中）回答现场提问
提问：论述中国合法性，除了民主，是否还有其他合适的话语体系？
王绍光教授：什么东西是好的关键词？能够抓住人的想象力。“民主”、“共和”都是可能的选项。我更倾向“民主”。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理念是人民民主。我非常认同民主，我认同的民主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普通人有做判断的能力，尤其是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在这意义上，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多数人参与管理跟自己相关的事物，这是要做的课题。对这理念，我本身没有任何怀疑，在这点上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共和”这个词比较复杂。虽然柏拉图那本书的英文版标题是“共和”，但你在书中找不到那个概念。共和原本指公共事务，在这意义上，你叫“共和”也未尝不可，但是“共和”在西方的含义非常复杂。在很长的时间里，共和是指非君主制的制度。这个词歧义较多。
所以，到底用什么词来抓住人的注意力，又能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民主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更清晰。共和可能讲的是一个公共事物，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共和”没有把目标和手段同时揭示出来。对我来讲，民主可能是更好的关键词。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在首届思想者论坛政治议题“告别‘自由民主’——西方危机带来的思考”部分所作演讲及答观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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