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逝世 亲历中韩建交、海湾战争前劝萨达姆回头
5月10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微信公号“政知圈”（ID：wepolitics）5月10日刊文称，钱其琛曾于1988年到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他的外交工作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重大事件上，他亲历了历史。
“不记日记”的领导人开写回忆录先河
钱其琛曾经说过：“我遵从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四句话，十六个字，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他工作中的座右铭是，“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
钱其琛不吸烟，不喝酒，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和散步。即使在谈判时遇到很恼火的事，他也不会大声与人争吵。1988年，钱其琛从副外长成为外长的时候，他曾这样表示，“任重道远，不敢懈怠”。
退下来之后，钱其琛于2003年出版了《外交十记》，当时开了先河。据报道，他成为第一位退休后出版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回忆录的中国领导人。他曾对该书出版方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讲过，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实的事情表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为《钱其琛回忆录》，但被拒绝，钱其琛个人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干校六记》两本书，希望自己写的书也平时一些，于是取名《外交十记》。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书的封面上。
这本书直到今日出版已经14年了，一直非常畅销，钱其琛曾在自序中写道，“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他也坦言，“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
见证从苏联到俄罗斯
曾经担任过外长的钱其琛，自然有过不可胜数的出国经历。而钱其琛第一次出国是到苏联。
那是1954年8月，他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会选派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当时的钱其琛26岁，是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当时一行21人乘坐一架小型苏联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换乘大型飞机，最终到达目的地。在他的印象中，那里好像刚下过雨。
团校的课程有联共（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主课，而钱其琛也在努力学习俄语。1955年夏天，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他，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钱其琛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1960年被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钱其琛在苏联的8年，也见证了中苏关系的转变。
十年之后的1972年初，正在安徽干校劳动的钱其琛又奉命赴苏联，到使馆担任政务参赞。1974年夏，他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苏联解体期间，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部长，也见证了历史的转折时刻。1991年12月27日，他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的王荩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12月初的时候，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但没有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到了12月24日，苏方对王荩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他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荩卿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带去了新的国书。等到王荩卿终于向叶利钦交上国书，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2年11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叶利钦见面。他对叶利钦表示，这次来访，就是为叶利钦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叶利钦兴致一直挺高，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在回国前，钱其琛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海湾危机期间与萨达姆会面
海湾战争爆发前，1990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钱其琛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中国外长钱其琛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当年10月15日，约旦国王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建议。后来，中央决定由钱其琛在当年11月6日至12日以特使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钱其琛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
在1990年11月11日中午，钱其琛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当时的巴格达机场看不到一架飞机，于半年前他见到的景象完全不同。12日上午大约11时左右，钱其琛见到了萨达姆，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萨达姆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萨达姆表示，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
钱其琛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领土，只是被英国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相关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萨达姆还问钱其琛，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其琛表示，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面的伊拉克外长告诉钱其琛，这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
后来在表决第678号决议案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尽管此前美方一直劝说中方投赞成票，但钱其琛在做了解释性发言之后，投下了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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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谈中韩建交始末，摘自《外交十记》， 钱其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卢泰愚单独会见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我们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
在我们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按照日程，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集体会见各成员部长，总统府礼宾官私下告诉我，说总统请我在集体会见后留下来，他将单独会见。
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他于198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根据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要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称之为“北方政策”。
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说，韩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东部之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只是到了近代，韩中相互隔绝了几十年，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自然。韩国虽已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更亲密。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谈话时，卢泰愚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他特别提到山东半岛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山东卢姓的后裔，后来到中国访问时，还曾专门去山东寻根。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会见后一个小时，韩国电视台就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打破多年禁锢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李相玉提出，去年韩中贸易额为38亿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亿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时日，他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长朴哲彦多次提出要来见我。本来不想安排，但对方不断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并说他多次访华，在中国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钱其璈，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文教体育，曾在天津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接待过来访的他。**夜里快11点时，朴哲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我的房间，寒暄后，就提出他愿意与我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为实现两国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说，今晚的会见是得到总统同意的。为了参加总统的竞选工作，他不久将辞去部长职务，而实现韩中关系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两把金钥匙，大的送给我，小的送给我的弟弟，说希望用它来开启两国关系的大门。**对于朴哲彦所说的，当时只能姑妄听之。我告诉他，中韩两国虽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触，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回国后，我让工作人员将两把金钥匙送中国人民银行鉴定，发现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记保存，可以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
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自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随之起步。积极开展对外活动，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都提上了议事日程。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于是，中韩双方代表团的来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国几百人的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朝鲜和韩国都派团前来参加，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还出席了开幕式。朝鲜国旗和韩国国旗第一次在北京的体育场上空升起来。
贸易方面，在对韩政策调整后，更是发展迅速。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突破了10亿美元。这样，经过香港的间接贸易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了，双方开始考虑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不料这个问题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关注，直至惊动了中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
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我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北京，江泽民总书记与他谈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沈阳，与江总书记再次见面，江总书记又提到这个问题。这时，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立场，表示同意。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专飞平壤捎口信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不知朝方会做何反应。
北京平壤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降落了。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问了一些问题，对金主席的理解感到很满意。
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新华社：钱其琛指出，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是我们的一贯立场（2000年2月29日）
新华社北京2000年2月29日电 中国侨联第六届二次全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不是新提法。侨联工作要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服务，要调动海内外广大侨胞的积极性，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华作出积极贡献。
钱其琛说，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始终是海外侨胞最关心的大事。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白皮书，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广大侨胞的热烈反应。白皮书发表以后，有些外国传媒认为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有重大变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没有改变，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八项主张没有变，这在白皮书中有清清楚楚的表述。至于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这也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不是新提法。
钱其琛说，早在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钱其琛说，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提出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正是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敦促台湾当局坐下来和我们对话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