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改造懒汉、懒婆始末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提出“没有一个懒汉”的大生产口号，照顾其生活、在村中公开批评，促进其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等办法使其所在村的懒汉、地痞、流氓、巫婆、神汉、破鞋“大量的减少”。因为历史、经济、政治等原因，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存在着大量的“懒汉”、“懒婆”，他们的存在浪费了边区政府大量的资源——不对其加以救济轻则小偷小摸、重则投靠日伪做出不利于抗日的事情，为了抗日大业必须对懒汉、懒婆加以改造使之能自食其力。
懒汉、懒婆成因
如果想解决问题必须先对问题加以分析，形成懒汉、懒婆有如下几种原因。
高额田赋及高利贷：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拟将田赋正式划为地方税，以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这是中国田赋史上的一次较大变化。田赋划归地方后，中央政府遂于1928年公布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中规定：“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后，各自整理，不得添设附加税。”
国民党虽然规定不得随意增加田赋但根本没有用，将田赋归地方减少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反而增加了人民负担。1935年10月20日《大公报》报道“始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由是田赋成为地方财政之主要税源。”“据调查所得，各省田赋平均在省岁入40%以上。而最高者如四川且达79%，甘肃达75%。至于县地方财政，几纯恃土地税为惟一收入。”若以光绪二十八年每亩田赋四角为基数，河北水田最高征收3.5-3.6，指数为875；旱田最高者4.0以上，指数为1000。⑴
田赋为正税还有各种附加税，附加税一般在田赋的一倍以上，河北省的田赋附加种类有48种之多。还有田赋“预征”，“预征”顾名思义就是今年把明年的税、后年的税提前交上来，河北的田赋“预征”比四川差一些，四川有的地方税都收到1991年了。还有各种横征暴敛，“河北新镇县于十八年（1929年）擅自增收亩捐二角，全年收入一万八千文，超过正税三倍以上。”⑵
除此之外基层还要负担兵差，兵差的分摊方式有两种，一是按亩摊派，二是按户摊派，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结果总是同样的，实际负担主要是落在贫困农户身上。无论高额田赋、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还是兵差，地主们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一是大多数不住在农村，他们所应摊的由佃农代出；住在村里的地主也常常用提高租额的方法转移到佃农身上。佃农的租税一般在产量的50%-70%，有些地区更高。
毛泽东论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说：“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⑶
地主同时经营高利贷，城市的买办资本进入农村与地主阶级结合起来剥削农民，秋天压低粮食收购价，春荒抬高粮价，以高利贷形式贷出粮食，低价收买农民的土地——拥有土地是最好抵御通货膨胀威胁的方式。比如四川平原，1926年粮价平均每石14元，秋季每石10元，而春季则高至28元。⑷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民国时期水利设施荒废。天灾人祸面前农民只得向地主借取高利贷，地主借给农民高利贷看人值不值，值的标准就是家中有地。晋察冀边区所属冀中地区是河北省毕竟富裕的地区，由于大清、永定河每年泛滥，地主借机低价收购土地，当地有二十万亩以上的大地主，灾年他用一斗谷子就换农民一亩地。
天津胜芳镇戈、薛两家各有土地五千顷；察北地主张祯，占了张家油坊等三十个村的全部土地；热河平泉的地主，从自己家到北京的地都是他家的，号称不离开家就到了北京。他们的土地来源不外乎就是趁人之危强取豪夺，很多原本家境不错的自耕农就是这样沦为贫、雇农。晋察冀著名的劳动英雄胡顺义，在八路来边区之前不仅变卖了家中祖传的地，甚至将两个女儿卖了还地主的高利贷。这是用土地偿还高利贷，还有“妻儿抵押贷”规定：到期还不上以借贷人妻子为抵押品抵押给债主。
“改邪归正”的劳动模范胡顺义
如在债主家怀孕生子，其子归债主所有；还有劳力抵债（无论男女），必须在债主家工作十年以偿债，像杨白劳那样用喜儿抵债的在民国屡见不鲜。民国学者杨捷之在1935年9月《中国经济》统计晋察冀边区所在地河北：以农村总户数为100，借款家数51；借粮家数为33。同时国民党官僚资本进入农村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比如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成立合作社，市面上蚕丝80元，他们强迫入社的农民40元出卖。下图表格是1935年农民贷款的对象统计。
（来源：中国农业实验所：1935年《农情报告》，第2卷，第十一期）
杨成武回忆录提到他的朋友王莆，他是商人兼大地主（杨成武将军说他除了袁大头和钱大字不识一个），抗战时期累计向八路捐款十万银元，其说：“国将不保，何以家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不如捐献抗日！”还将其用来保家护院的枪支捐给八路。冀东地主洪麟国、陈宇寰民族危亡之际毁家纡难参加八路，并在与日寇战斗中以身殉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世上有背叛阶级利益之个人，没有背叛阶级利益之阶级。”
前文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殖民地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国家当成原材料进口国和工业品倾销地，决定了其必须要保持殖民地国家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也解释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自己的的无能、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美国一直选择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是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利益的，支持国民党就是想让中国永远不能完成工业化、永远成为宗主国的附庸。
日本侵华的影响：一、毒品。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在朝鲜种植鸦片向中国走私毒品，九一八事变之后鸦片种植在东三省越演越烈。1936年伪满洲国鸦片收入为1331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5%。1939年为3393万日元，为全年财政收入的5.6%。长城抗战后日本于1933年5月31日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
日本在绥远大量种植鸦片，并且在天津日租界大量生产海洛因等毒品，据战后参与制作毒品的日本工程师回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参与制作毒品。1938年，蒙疆地区的鸦片输出量为9,854,779两，价值43,821,175日元，占全部输出货物的41%，平均每两卖4.45日元。其中向平津地区输送8,908,040万两，向满洲国输出946,739两。⑸
察哈尔、晋北地区原为蒙疆鸦片种植地，烟民人数众多，据1940年至1945年不完全统计，吸毒人数达33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3.3%。晋察冀边区二专区某村共169人，就有33个料面鬼（即大烟鬼），每日消耗三四百元以上，3家大户因吸毒倒塌了，12户废败了，卖掉9个青年媳妇，4个儿女，卖掉和荒了的土地在600亩以上。结果村中一切对敌负担都落在不吸毒的头上了，影响到全村的团结，失盗案件不断发生。一个老太婆家里柜上放着几升黄米，到茅房走走，回来就不见了。
日本经济侵略。如冀中所属的高阳地区有一些现代纺织工业，但棉纱来源于日本。随着日本的经济侵略，高阳纺织厂大多倒闭或被日资收购，为日本供应原材料棉花的晋县、高阳农村小型地主纷纷破产。包括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破产的地主从小娇生惯养不事生产，慢慢沦为懒汉、懒婆。农村破产,不少妇女被迫卖淫,后来发展成风气,不以卖淫为耻，这是懒婆另一个来源。
教育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在北岳区五台一个村庄里，“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区，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0％左右：**冀西山区，学校就更少，许多村庄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即使为当时受教育程度较为发达的京汉铁路沿线，儿童入学所占的比例仅仅有30％，其它地区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连20％也不能达到，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很低。
同时政府的权力不能深入基层加以引导导致封建迷信盛行。闹蝗灾不去灭蝗、抢收，说惹了蝗仙；旱灾说是惹怒了河神请巫婆、神汉烧香拜神，结果反倒加重了灾荒，经济也就更拮据。
改造懒汉、懒婆
解放战争土改农民成立农会
减租减息。1938年2月9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二、地主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二、地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⑹
据1940年6月，不完全统计晋察冀四个专区减息数达三十二万六百余元。只在二、五专区减租额即达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余石。减息抽回了被地主高利贷夺走的六万四千九百余亩土地。⑺
1938年2月21日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前文提到的晋察冀劳动英雄胡顺义十石租子减成三石一斗五，开了三十亩荒地，一年打粮食二十一石。山菜各六千斤。还养了二十只羊、五头牛、两头驴、二十只鸡。组建农会，发动农民向地主做斗争、倒苦水，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但是减租减息的过程中也出现地主、富农负担过重的现象，这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王莆、洪麟国、陈宇寰舍身为国的；也有卖国投靠日寇作威作福的；也有拉一拉就到抗日这边来的，推一推跑到日寇那边也不在少数。
边区减租、减息触动了地主利益，行唐南伏流大地主1941年日寇扫荡主动组织维持会，并当了会长，结果日寇将其女儿、儿媳全部强奸，现实使其惊醒掉头抗日，这样的地主在边区不在少数。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统累税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累进税乃是应向我区内一切人民征收的税则。特别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虽然捐税应由富者比较多负担一些，但要富有者完全担负或负担过重，这亦是不好的。”⑻
1941年春，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的统一累进税，是财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废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彻底杜绝了日伪的随意摊派和到处掠夺，又将1940年以前边区征收的田赋、公粮、营业税、烟酒税、牌照税、印花税等6种税收，统一为财产税和收入税。
以钱、粮、秣三种形式统一交纳，一次征收。彻底废除了旧社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整顿了边区的财政税收制度，实行了区以上各级政府和军政部门开支，均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充分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累进税根据财产和收入多寡，规定了不同的累进率和纳税最高限额，贫农纳税只占全年总收入的7%左右，也减轻了地主、富农的纳税负担。富农的纳税负担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根据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规定收入凡在“免税点”以上者，不论自耕农还是佃农均应纳税。纳税面由以往的不足50%，扩大到80%。
统一累进税规定了免征私人工商业资产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的资产税和所得税；新开荒地不征税；药材、铁、农具、火柴、盐等生产免税；但是地主转让土地、出租土地征收资产税，通过税收调节让地主把资金转向商业和工业上去，同时边区银行给予农业生产发放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减少封建地租剥削。
阜平地主孙乐山曾当过东北军军、师、旅、的处长，青岛水上警务所警官，减租前全家收租三十一石，减租后收二十二石。1943年收回三亩地自耕，在劳动英雄胡顺义帮助下劳动，同时将三万多资金投入到皮革厂和合作社。当选为阜平县议员，晋察冀边区参议员。
由于数年的努力以北岳区三十九个村为例：抗战前雇农占总户数的7.06%，到1942年减少到3.23%。另外据三十二个村调查，在254个雇农中，上升的149人，占58.6%，其中92人上升为贫农，51人上升为中农，三人升为富农，转营工商业的3人。贫农抗战前占40.47%,1942年为37.72%。
减租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18.66%，上升为富农的占0.24%，下降或转化的有3.54%，其余的仍为贫农，但因为统累税的实行，负担较小，生活仍有上升。中农抗战前占35.42%，到1942年占44.31%；上升到富农的占1.67%；富农抗战前占8.45%，到1941年变为7.78%，1942年上升到7.88%。
这一切都是在极为残酷的战争情况下进行的，土八路的到来减少了最穷的，减轻封建地租剥削，用经济的办法让地主把资金转移到工商业。毛泽东说：“对于地主阶级是要打倒的，对于个人是要保留的。”
二、普及教育，树立劳动英雄的形象带动广大群众。边区政府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教育程度，破除封建迷信对农民的毒害（关于教育在拙作晋察冀边区货币战和晋察冀妇女解放都有涉及就不多说了）。曲阳母子俩，母亲靠当巫婆养活儿子。八路普及教育，儿子在小学校接受教育批评母亲搞封建迷信；同时在村干部帮助下母亲认识到错误，自己现身说法揭穿自己骗人的把戏。
村干部又积极组织母亲参加纺织合作社让其能自食其力。封建地主阶级用唯心论宿命论麻痹农民的意识，农民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穷命”，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也穷，索性破罐破摔懒下去。土共通过教育让农民意识到：贫困不是源于“命”而是源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改变农民听天由命的心里，“我也有一双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李公朴从晋察冀边区考察后说，“晋察冀的人民，由于教育工作普遍深入艰苦的进行，已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而且还认识了他们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力量。”
树立劳动英雄胡顺义、发明英雄刘青云（女）、合作英雄张瑞、一天收割六亩地的妇女被成为收割英雄，这些都是平素被蔑视的人如今在边区称为英雄，一扫封建社会只有帝王将相才能是英雄的惯例，给农民树立只要我努力劳动我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劳动英雄胡顺义1944年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遇到了被卖到山西的女儿，原来他的女儿也成为劳动英雄）。面对日寇残酷的烧杀抢掠和自然灾害频发，个体是没有力量抵抗的，必须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的民众才是抗日的铜墙铁壁，一盘散沙的农民是没有任何作为的。
组织起来
毛泽东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土八路到边区之前边区农民就有在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工的习惯，俗称拔工队或包工队。比如张三家缺少劳动力、李四家有劳动力但是缺少劳动工具，张三借给李四工具，李四帮张三干活，彼此不收任何费用。面对日寇的侵略，一切活动必须更有效率：“天下武功皆可破，唯快不破。”
由于频繁的反扫荡，从事各种劳动的时间被迫缩短，只能通过劳动协作、劳动互助改变。据统计开展劳动互助好的地区，劳动效率一般能提高30%—50%，甚至还有提高一倍的。而懒汉、懒婆把村里救济给他们的种子吃了、日上三竿还不起床。这就需要基层干部的努力了，“三勤加一懒，想懒懒不得。”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灵寿复员军人张树艺，1940年阜平龙泉关战斗中失去两条小腿。复员后他的家乡是日寇造成的“无人区”，他爬行生产、战斗。运用在部队学到的战斗技能帮助民兵打游击；领导山门口和南北谭庄开了一条九里长的水渠，把旱地改为水田八百八十五亩。后来又任拔工队队长、村实业委员、民政干部和抗属代表。白天生产、晚上办公、治家。他们村有个懒汉叫张庆沅，张树艺天天去他家说服他，最后张庆沅感动的说：“你都这样了还这么关心我，我再不改还是个人吗？”⑼
灵丘王巨村某个懒汉，在1939年因偷盗劳动英雄王海的粮食，怕处分而走了口外。1944年王海捎信把他叫回来，并借给他2匹布、8斗粮，给他调剂土地，拿钱给他做本钱跑运销，光景好了,他感动得反省自己的过去所有错误都承认，并愿今后什么工作也不落后。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村干部为懒汉、懒婆制定家庭计划。五台铁堡村王三有老婆和俩孩子，因没吃没穿，闹离婚；经村干部帮助计划开家庭会议，帮他大儿子揽了羊工，老婆做饭、管家、做鞋，他自己种地，抽空烧柏油卖，两口子和好了。
孟平、康金小两口子都很懒，女人嫌丈夫不生产、丈夫疑心老婆有外心，两口子整天吵架、闹离婚。经村干部调节，双方坦白检讨，女人说：“只要你生产积极，不打我，不骂我，我就不跟你离婚。”康金小也检讨错误，定出生产计划，从种地到喂猪、纺织，夫妇和好、光景一年比一年好。
龙华木厂村一个破鞋在村干部帮助下改务正业，努力劳动，当了生产组组长。家庭生活改善，她母亲给拔工组抱孩子，主动给娃娃买吃的，到处说村干部的好处。
利用儿童团唱歌谣、黑板报形成社会舆论劝导懒汉、懒婆。使懒汉、懒婆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发动儿童团到时间叫懒汉、懒婆起床，甚至将不起床的懒汉裤子拿走（就一条裤子躺在床上一天搁谁都受不了）。龙华劳动英雄葛存同志所在村，出黑板报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许多二流子都是受黑板报影响改造过来的。
有个懒婆品行不好，开过几次斗争会也改不过来，葛存让干部领导她参加生产，表现很努力，就马上登黑板报表扬，村公所还给她奖金，并拿这个例子去动员其他妇女，谁谁参加了生产，得了奖，你们还不努力？个个妇女都不服气，就更加油来干，村里的人们于是说：“有毛病的在墙上改正过来了，比罚可效力大。”不过还是耐心做思想工作效果更好，比如阜平一个懒汉，村干部用登黑板报发动小学生唱歌谣都不管用，气的村干部把懒汉吊在树上用鞭子抽，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靠耐心地说服教育改邪归正。
晋察冀边区的合作社在对日寇的货币战和妇女解放、卫生医疗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组建合作社还成功的改造了料面鬼及懒汉、懒婆。阜平高街村合作社有一百零五户，四百二十五人，水田三百四十八亩，滩地二百八十亩，旱地四百二十五亩。村社有股金一七四，四五三元，社员三六五人。⑽
陈富全是合作社社长，组织起来的农民劳动效率提高后，社里有了一定的积蓄。陈富全决定和人成立烟草制造厂，合作社投入二十万，别人投了六十万，几个月后因经营不善赔了五十八万。
陈富全不服单独经营，把一些没有劳动力的灾民组织到烟厂糊烟盒、卷烟，到年底就把赔的钱赚回来了。他们合作社生产的“高街布鞋”因为质量好、样式美观畅销全边区，甚至还有平津、绥远等地商人前来采购。村里几户粮食不够吃的贫困户就因为做鞋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村里几个懒汉村里给他们几个贷粮，帮助他们加入合作社自食其力。三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妇女，干不了活，生活水平下降，陈富全组织他们参加技术拔工，做轻活，改变了吃现成不做活。随着合作社经济水平的提高，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村里设置卫生员，领导群众开展卫生工作，提出四净：屋院净、手脸衣服净、锅台桌碗净、粪坑要常垫、街道净，与妇女卫生工作结合规定卫生突击周，与小学生结合挨户检查，用黑板报编歌谣来表扬批评，选出卫生模范户，改造了“肮脏鬼”安国花。
与高街村合作社类似的张瑞合作社也是如此。张瑞所在的徐水县高村营处于敌占区条件更为艰苦，张瑞在抗战前就和贫苦农民一起向土豪劣绅做斗争，38年12月八路来了之后参加农会组织农民抗日。1943年秋日寇疯狂抢粮、枪棉花，游击区提出坚壁清野，但是靠近平汉路沿线的村庄挖地五尺就有水。张瑞想出一个办法，可是需要大量的砖，买还贵质量也不好。于是号召大家入股开了一个砖厂，虽然后来砖厂被日寇发现开不下去，但是砖厂盈利给村民分红让村民得到了实惠。
后来又开了纺织合作社、榨油合作社，一手拿枪保卫胜利果实，一手纺线、榨油。1944年春老百姓中间流行传染病，张瑞成立了一个医药合作股，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村里有九个料面鬼，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曾经去日伪的戒毒所戒过，结果出来之后烟瘾更大了。
1944年2月，边区召开的第一届群英会，从左至右（胡顺义，韩凤苓，安有成）
张瑞为他们准备一个很好的大房子，集体戒毒。家境不好的由合作社供给部分粮食，每天由区干部和他们读报，合作社还做好吃的为他们打气，住了四十五天全部成功戒毒，再没有复吸的。
晋察冀边区寿榆县邵文村，全村169人，就有有33个料面鬼，每日消耗三四百元。村长、中队长、指导员都吸毒，贪污腐化，压迫群众。1944年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在群众帮助下，没有一个偷懒的。据不完整统计，9个料面鬼1943年种地面积达264亩，产粮92石6斗，统累税负担72分5，饿肚子的27人（家庭人口在内）；1944年种地面积273亩，产粮165石，统累税负担72分95，平均每人增产粮食9石多。⑾
晋察冀边区所属的龙华县，1943年离婚案有十五件，1944年下降到一件，偷盗案一件也没有发生，各家扫街扫院、清洁卫生，个个勤劳，乞丐绝迹，仗势欺人成为过去，赌博不复存在，吸鸦片及娼妓，除新解放区外，也已绝迹；暗娼破鞋改邪归正。⑿
1944年一年曲阳就改造了五百二十三个懒汉、懒婆，土地产量增高了。据四十二个劳动英雄村统计，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不够吃的大幅度减少。冬闲变成了冬忙，没有了不正当的娱乐和游手好闲的，有的是到处是一片新气象。⒀
改造好的懒汉、懒婆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还有人经过努力当了村干部、劳动英雄，甚至还有参加八路军在于日寇战斗中牺牲的，都在尽自己的力量为战胜日寇努力。毛泽东说：“二流子改造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
无论减租、减息，实行统累税，还是普及教育、树立劳动光荣、组建合作社，最核心的是土共政权能深入到农村，中国五千年历史土共是唯一一个把政权深入到最基层的农村的，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土共才能战胜比起强大的多的对手：日寇和国民党。晋察冀边区懒汉、懒婆的改造一扫中国五千年因循守旧之风，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生态，一个新的中国如旭日将出现在地平线之上。
1《中国税收制度史》黄天华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794页
2许达生 《苛捐杂税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1933年5月）《毛泽东选集》2卷630页
3 毛泽东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4《民国时期的农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3年3月版60页
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19期 江口圭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鸦片侵略》92-10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一版
6.7.11.13《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农业 南开大学出版社15、50、499-501页、738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494页。
9.12《晋察冀人民翻身记》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 1982年出版 第60、137页
10《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四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94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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