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与国企：招贤纳士的“旋转门”-李成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旋转门”是美国政学商圈子里的一个常见现象，这一机制有助于思想和专业知识在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之间快速传播。在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旋转”出去从事政府工作，而前政府官员也可以“旋转”进来接任研究工作。

尽管“旋转门”一词对中国社会来说还比较陌生，但这一做法实际上早已有之。中国的“旋转门”此前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一些高级官员退休后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但反向的“旋转”却很少发生。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表态和举措透露出一个信息——完整版的“旋转门”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智库的重要支柱。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要壮大和发展中国智库。2016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时表示，他愿意将智库机构视为党的领导干部的新来源。习近平表示，要“把优秀人才凝聚到研究部门中来”，并“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私营企业、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之间实现有序流动。他还明确指出：“国外常见的‘旋转门’制度有其优点，中国应该有所借鉴”。

在过去十几年里，多位中国共产党退休官员加入了著名的研究机构和智库。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这是北京一所聚焦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智库。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出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此后又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顾问。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则同时担任南京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以及位于北京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2008年退休后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2年退休后也出任暨南大学校董会董事长，并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上面只是退休的中共高级官员“旋转”进入智库继续发挥影响力的部分例子。

然而从智库到政府的反向“旋转”却颇为罕见。长期以来，要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具备丰富的省一级乃至地方工作经验是先决条件。但习近平主席开始打破常规，在挑选核心团队成员时开始看重智库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他最重视的助手就是从政府智库开启政治生涯的，如今他们即将获得擢升，出任党内高级职务。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他也曾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顾问）在进入政策研究室之前曾是一位学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任该职务之前，曾在国家信息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王沪宁、刘鹤二人进入习近平的核心团队靠的是他们作为思想家和顾问的专业能力，两人从未担任过省级或地方领导职务。这揭示出，习近平已经为智库学者跻身党的高级官员打开了大门。

习近平还放宽了曾在国外留学的海归们加入中共领导层的大门。据新华社2016年8月3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这份《意见》指出，“各级党委要重视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的党建工作，依照党章，结合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特点，开展党的工作。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应当成立党组，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始终保持正确方向”，这也被解读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借此呼吁欧美同学会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目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量供职于中国研究机构和智库，在经济学和外交领域尤其如此。例如，自2005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全部24名教师都是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其他智库，例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海归的比例也相当高。由于海归人员已成为各大智库的支柱性力量，因此习近平强调吸收这些人员的表态有可能被制度化，一些优秀学者将通过智库被擢升进入党的领导阶层。

习近平核心团队的构成显示他对海归人员在党的领导层脱颖而出的能力具有充分信心。陈希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目前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主管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曾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制定中国金融改革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前面提到的王沪宁和刘鹤二人也都曾在海外生活和学习：王沪宁在1988到1989年期间曾是美国爱荷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刘鹤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这些并非个案。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海归人员的比例已经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在201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海归人员占比达14.6%，比2007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高4个百分点，比2002年十六届中央委会高8.2个百分点。尽管总数依然较少，但随着中共进一步向海归敞开怀抱，可以预见智库将成为招贤纳士的重要渠道，由此或将出现一大批熟悉党的政策且具有前瞻思维的领导人。换言之，智库机构将为优秀的海归人员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搭建一座桥梁。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的升迁轨迹具体阐释了这一现象。谢伏瞻1991年到1992年间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2000年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先后完成学习。他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担任领导职务，并于2008年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他在智库的职业生涯一共长达30年。2013年，他空降河南省担任省长，并在2016年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中国智库机构形成真正的“旋转门”机制仍有待时日。习近平关于增加人才在智库和政府间流动的表态，以及他招募海归人员入党的做法，令智库成为培养党的领导人的全新渠道。这一趋势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全新的“旋转门”现象将注入更多元的观点和背景，并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业领袖们是否有可能被吸纳进入中共领导阶层呢？近几年来，多位新任省级领导（省长和省委书记）都曾在中国国有企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意味着企业精英将在未来的中国政坛扮演更加受到瞩目的角色。

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过去近5年里，有越来越多国有企业领导转而担任省一级领导。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和前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出任河北省省长和山东省省长；2015年担任辽宁省省长的陈求发有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工作经验。

仅在2016年，就有三位国有企业领导转任省级官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曾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湖南省长许达哲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西省长刘奇曾是化工企业巨化集团的董事长。而就在今年1月，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出任广东省省长，前北方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国清出任重庆市市长。

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资料图）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几位获得擢升的官员中，有两位曾担任国有银行的掌门人，有四位曾担任中国国有航空航天企业领导人，其中有两位都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这家公司是中国从事航天项目的国有企业。上述信息显示，习近平对航空航天以及金融部门是非常重视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并非什么全新的现象。毕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泽民和李鹏进入政坛之前，都曾有过在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但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要小得多，而且地方性十分明显，与今天中国国有企业强大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完全无法相比。

虽然有一些中共高级官员曾担任国有企业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1997年前曾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而国务委员郭声琨2004年前曾担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但习近平上任后，前国有企业高管担任省级领导的速度和规模是过去无法相比的。自2016年初以来，以这种方式晋升省级官员的前国有企业领导已经达到了6名，这证明，这一趋势在明显加速当中。今天，这一官员群体已经颇具规模，在中国62位现任省级官员中，已经有10位来自国有企业，其比例超过了16%。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省一级的行政管理经验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国，治理一个省并不简单。一个中国普通省份的的人口甚至比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就像很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这些省一级的领导们非常关心自己所管辖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他们的日常工作需要应对各项严峻挑战，例如降低失业率、推动社会财富分配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解决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等。

当然，省一级的行政管理经验对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阶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进身之阶。在2012年选出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76%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曾担任过省一级领导职务。另外，国企前高级管理人员不只有机会进阶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张庆伟、马兴瑞和张国清这三位非常年轻的才俊甚至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何习近平提拔这些国有企业高管主持省一级工作呢？这些国有企业高管出身的新生代官员大多具有技术背景，一般认为他们“更少受到官僚利益和不良风气的污染”，有利于打破官场中地方山头主义和派系固守利益的格局。这些国有企业高管出身的新生代官员具有大量、多层面的商业运作经验。习近平期待他们能有效提高所在各省的金融管理水平并贯彻中央政策以提振地方经济。

企业界领导进入政界将对中国的政治精英产生模式带来持久影响。这不仅将扩大人才来源，还将显著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构成。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企业界精英与政治精英这两个群体的日益重叠将对中国领导层产生深远影响，并在最高层面上影响政策制定与决策。

（观察者网马力节译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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