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纳：信息国家——新时代创新战略的推动者

【有人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面对挑战寻求机遇时迸发出的灵感，是私有部门活力的标志，而政府作为企业的对立面，只要不对创新横加干预即可。然而随着国际竞争趋于复杂化，缺乏国家力量全面规划、扶持、协调的创新，几乎注定难以为继。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二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第四节“作为创新国家的信息国家”。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信息国家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获利的机会，在规划硬件设施和经济前景时，力求每一笔基础设施投资都能发挥多种功用，使中央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协调一致，集体致力于建设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行业。

与许多广为流传的版本不同，硅谷的崛起并非是美好气候与风险投资联姻的意外产物，相反，高度清晰的战略发展主线至始至终贯穿其中。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斯坦福大学看准美国西海岸的产业繁荣，不仅提供产学研一条龙服务，而且在二战后为瓦里安联合公司等军用雷达设备制造商提供科研空间。20世纪50年代，它在孵化出硅谷第一批半导体公司以及惠普等计算机巨头的同时，也接受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财政支持。1969年，斯坦福大学成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开发的四个节点之一。

从核电到互联网到GPS，许多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创新都起源于美国政府的研究计划。如果美国政府当初不支持企业创新，硅谷所在的圣何塞市今天就不会雄踞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

美国当前的现实是，许多人把政府和私有部门看成冤家对头，这种心态在政策讨论中流毒甚广。 在信息国家里，政府应该学习私有企业的冒险精神，最好能达成政企合作。对私有领域的冒险而言，来自公共领域的支持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企业的科技创新才能服务于国家利益。

近几十年来，日本和韩国通过战略规划和健康的国内竞争，成功打造出大规模创新集群。荷兰科技公司飞利浦拥有超过130,000项专利，韩国三星集团拥有近50万名员工，2014年营业额达3000亿美元。在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政府毋庸置疑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在什么阶段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发展关键产业方面，瑞士走在世界前列。该国时刻确保企业、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部门同步协调发展，维持着充分就业水平，为高利润产业培养高熟练度和高生产力的产业工人。

从表面上看，瑞士似乎没有总体经济规划。但实际上正因为瑞士思想高度活跃，创业氛围浓厚，教育遵循产业技术导向，每个人都有一套战略。从手表到刀具，从药品到巧克力，从高精工具到加密硬件，几乎所有的“瑞士制造”都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

瑞士不排斥职业教育，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采用靠学徒制培养面向全球市场的技术人才。截至2016年，瑞士公司已在美国设立学徒制职业培训机构，帮助美国“技能升级”，增强投资吸引力。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决定了瑞士的人均获诺贝尔奖数量领先全球。

瑞士的成功虽不易复制，但新加坡正在努力尝试——它试图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地位，使理工学院成为学生们的第一目标，而非保底之选。一个重要举措是为学生创建“学习护照”，记录个人在各种机构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包括在线课程。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与地区产业协会紧密合作，提供适应新时代需求的职业培训，例如数据驱动的物流学、基础设施金融学等。

此外，每所新加坡职业学校都与瑞士和德国的院校结成姊妹学校，引进各领域最先进的课程。按照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前三甲分别是瑞士、韩国和新加坡，而这几个国家都具有较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工人再就业培训项目，失业率接近于零。

因此，信息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绝不仅在于选举时喊喊口号，而是把它作为国家级目标来优先达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两位副总理都曾经担任教育部长。尊师重教是信息国家的标志性现象，在新加坡，教师受到社会高度尊重和薪酬待遇相当优厚，直追专家型官员。

美国光提供失业福利，缺少职业培训机制帮助工人习得新岗位必需的技能。反观丹麦等欧洲国家，100%确保失业四个月以上的工人获得培训岗位。因造船厂关闭失业的丹麦工人，很快就转入了风电巨头维斯塔斯公司。

此外，美国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向股东负责，公司倾向于压缩研发和员工培训成本，以期季度财报数字能更亮眼；而在欧洲公司里，劳工代表在管理层有话语权，这样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更乐意投资提升员工技能。欧洲付出的代价是略低的增长速度，但取得的效果是社会更加平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地理空间、资本市场纵深、工业迭代创新和人才规模等方面，都难望美国项背，因此它们无法随意调整工业基础进行伤筋动骨的试验。它们必须找准战略定位，针对特定行业，结合外国资本、人才和本地劳动力与物流链，开展表面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管理式创新”，逐步建立竞争优势。这正是新加坡的成功之道。

创新国家舍得在研发领域投入巨资。新加坡以瑞士和北欧国家为榜样，准备将全国研发支出提高到GDP的3.5％。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直接受总理领导，它不但协助政府制定国家创新议程，而且每年向企业提供50亿新加坡元的研发补助金。该政策的初衷不是创造谷歌和IBM等世界级的技术公司，而是利用受补助企业的新技术，来升级产能并解决新加坡面临的实际问题。有人把这种策略称为“后发优势”。

新加坡政府与外国公司和高校（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把自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环境监测传感网络和数据安全程序。新加坡用崭新的实验室吸引了一批制药公司在这里进行研究和临床试验。制造业公司只要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提升了生产力，便可找政府申领1000万新加坡元的奖金。创业公司与科技相关的成本，如购置计算机、网页设计和应用开发等，均可获得政府报销。

政府注资建立的纬壹科技城坐落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这里的建筑被命名为“研究”、“创新”和“进取”——都是一个高产生态系统必须具备的条件。

或许没有哪个创新产业集群能取得硅谷那样的成功，但信息国家仍能通过复制某些必要条件，为创新战略争取先机。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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