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邓小平的伟大仍在继续显现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邓小平离世20年了，对于他的历史贡献，他的伟大之处，国内国外已有很多评价。但随着中国连续不断的快速发展，在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一些新的认识也随之出现，对于邓小平在1978年到1997年这19年的时间里所推动的事业、所完成的任务，也有了进行新的解读和理解的需要。

通常说，邓小平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将自己与某些长达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左右了历史大转折的人物，就是伟人。其伟大之处，会在他身前身后的历史演化中充分体现出来。

邓公去世2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他所推动和实现的历史转折，并不仅限于“前后两个三十年”，或者“两个一百年”这些历史尺度上。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邓小平110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原有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一评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这一新的称号，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很长的道路，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周期，正在显现出“重返世界之巅”征程的意义。

如此看来，邓小平在那短短19年里所做的事情，也不仅只是这个国家一个短时段的方针改变和路线调整，而是与某种更大的历史运动之间的耦合与相互激荡，其结果就如同是江河改道、堤坝泄洪，将一股巨大的历史动力成功释放了出来。

“四项基本原则”的深层意义

所谓“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理论大厦，其实质性的抽象内容并不多，归根结底只有几条。但正是这几条中每一条都起到了巨大的支柱作用，其意义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显现。

回顾来看，邓小平在主政之后，所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拨乱反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如果只是这几点，凭着邓小平建国之后在历次国民经济调整方面的经验，他只要把党的工作转回到1956年“八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路线上，即可实现。他在八十年代会见来访外国领导人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在1956年之前做对了几乎所有事情。

但邓小平显然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思考，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明白这样一点：毛泽东留下的这个中国，让他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起点出发，用更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

1974年毛泽东与邓小平

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而且已成为世界一极的新兴大国——国外没有任何宗主国，国内没有任何外国代理人势力，不被先进工业国“卡脖子”，不需要靠牺牲主权换取安全保障或经济技术援助，尽管相对落后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基础和实现现代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所有这些，都是1956年确立“八大”路线时中国所不具备的。

这个起点，不仅来之不易而且非同寻常。横向看，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所有新兴国家中，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此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纵向看，自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历经数次变法和革命，此时的中国可谓历史新高。

所以，当时的邓小平，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中国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并在这场竞争中取胜，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

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

看清楚这一点，才能完整理解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所作所为。

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世界，是一个首要问题。摆对了，走正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深厚伟力即可释放出来，前景无可限量；摆错了，走歪了，中国或早或迟还会被先进工业国卡住脖子，逐步丧失主权，沦为经济殖民地。而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宿命，至今无一幸免。

摆正姿态，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是通过确立“四项基本原则”来完成的。这是在1979年3月首次提出、1981年写入中央全会决议、1982年写入国家宪法的一个完整表述，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表面上看像是一套过去“左倾”的教条，确立之初，在中国知识界曾引起阵阵反弹。但在一切尘埃落定、水落石出之后重新再看，才能明白，这几个具有宪政意义的基本原则，对于今天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来说，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

一言以蔽之，“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了中国以一个统一的、完整主权的、人民共和的、上下一致的大国的姿态，而不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松散主权的、“贵族”共和的、上下脱节的“半国家”姿态，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只要看看今天的东欧国家、南美国家、撒哈拉以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看看这些国家被西方“新自由主义革命”瓦解和洗劫的程度，看看它们在近三十多年里与中国拉开的差距，就明白了什么叫分裂割据的、松散主权的、贵族共和的、上下脱节的“半国家”，就明白了以这种“半国家”的姿态贸然进入到西方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了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到底做对了什么。

邓小平做事有其特点，不依靠复杂的理论和冗长的论述，他懂得理论的边界和认知的局限，所以他会提出“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他显然明白，“四项基本原则”极为重要，而且有着远比字面上所表达的更为深厚的内涵。

可以说，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实际上耦合了中国历史上深层的“大一统”历史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耦合了中国历史上深层的“天下为公”世俗理想；马列主义，又耦合了中国历史上深层的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三世说”。而这三点，恰恰就是中国历史上越两千年屹立不倒的“春秋大义”。这也就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共产党人所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包融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春秋大义”。据此，邓小平打通了传统与现代，释放了深层的历史运动，让中国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也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而重获新生。

“春秋大义”当然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体系当中，但这并不重要，无论邓小平本人主观的思想如何，客观上，他的确通过一系列的决策和论述，完成了这个壮举。他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同时，也无不在中国历史的深层产生着巨大回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整体释放出来的澎湃之力，归根结底是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深层历史运动的体现。

这一点其实是不用说的，而邓小平也恰恰是通过只做不说，巧妙地达到了目的。历史自有其内在逻辑，既然当前的“中国道路”被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那么，曾经成就了中华民族汉唐辉煌的伟大历史力量，怎么可能被忽略呢？说或者不说，它都在那里，犹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不废江河万古流。伟大的历史人物，只需要做一朵“到中流击水”的美丽浪花即可。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真正价值

“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姿态，也释放了中国“重回世界之巅”的历史动力，但还存在着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进入世界的问题。显然，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反帝反修”、“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也是一种路径。

在至关重要的路径选择问题上，邓小平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睿智。中国的繁荣富强，当然要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标准，当然要通过赶超西方国家来实现；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实现过繁荣和富强，当今的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文明的复兴、国家的再造，实现同样的目标。

在这个方向上的引导和释放，邓小平也是通过非常轻巧的方式完成的，这就是“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与“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的决议和国家宪法不同，“小康社会”最初甚至只是随便一提。同样也是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正是这短短一句话，一举打开了历史洪流的闸门。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至今三千年了，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是中国人深入骨髓、融入血液里的追求。让中国人搞懂什么是“世界革命”实在太难，没人能做到，而对于什么是“小康之家”，却根本就不用多说。就这样，邓小平用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古典概念把党的路线、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全国每个家庭的个体追求、家庭目标轻巧地合为了一体。而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国内的上下同心、上下同欲也就自动完成了。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日本人或多或少是听得懂的，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就只能叹为观止了，那些在他们的国家里千难万难、堪比登天的社会整合任务，在中国，竟然只借用了一段经典，几句诗词。

经过了几年的实践之后，邓小平已确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问题了。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这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路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避开政治领域，集中力量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靠经济实力赢得国际地位。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在确保中国自身“金身不坏”——国家不分裂、不牺牲主权、社会不撕裂、不彻底私有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勇敢地跃入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去游泳，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同时，也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

邓小平说，“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在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的话，在当时那个时期，却犹如石破天惊。

今天回顾地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价值，也是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的。三者相辅相成，又缺一不可。重要的是，其真正的价值，也同样不是体现在政策本身所蕴含的内部力量上，而是体现在这个组合所释放出的外部力量上。

正如“小康社会”激发出了中国历史上原本就有的繁荣富强之动力，“改革开放”也呼唤出了中国历史上原本就有的活泼欢畅之局面。20世纪4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民间起兵”传统夺取了全国政权，三十多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民间生业”传统实现了经济起飞，这两次伟大的成功，无一不是历史伟人成功释放了中国历史深层之伟力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继续大步前行在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做出了新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拓。

习近平主席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献花

有理由相信，只要这条道路不变，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做到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中国的前进动力仍将源源不断，中国也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邓小平的伟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神奇力量的不断展现中，也随之而继续显现。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逝世20周年。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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