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芬：繁荣的城市背后，是外婆这样的老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丽芬】

我的外婆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今年已经是93岁的高龄。她一生经历丰富，作为见证国家成长将近一个世纪的普通农民，她的身上有着典型的农民性格。我经常将外婆认作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家乡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在她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也因此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故事。每当想起外婆，脑海中总会有一幅画面：夏天的午后，她坐在家里的矮凳上，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叶扇，娓娓道来她一生的沧桑。

外婆幼年丧父，曾祖母无力独立抚养一大家子，便把她送往同镇柯姓人家当童养媳。长到十五六岁就结婚了，但是没过多久小丈夫就去世。那个时候的外公家里特别穷，娶不到媳妇，外公听说邻村的这个少年寡妇之后，就起早摸黑上山砍了几个月的柴，送到县城去卖了，把东拼西凑到的十块大洋作为彩礼钱送到外婆养父母家，就这样外婆开始了她一生坎坷的生养之旅。

外婆总共生下10个孩子，抱养一个邻村的女孩，还有过两次流产经历。但是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四个，抱养回来的姨妈最大，已经70多岁；成家立业的孩子里面，大舅舅92年发生矿难去世，留下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目前为止三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但是最小的表哥31岁了还是单身汉，成为家里的头疼事。二舅舅家三个孩子，最小的表姐也已于去年底结婚，所以二舅舅的“任务”完成了。三舅舅家里两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但是都还没有结婚，所以“任务”还没有开始。外婆在47岁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我家三个孩子，作为老大的我还在读书，所以父母的“任务”也还没有开始。

大舅舅去世那一年，外公也因病去世，外婆已经孤身生活整整24年，在这长长的24年时光里，她一直在孤单中怀念着故去的外公、舅舅和未能顺利长大的舅舅姨妈们。在她90岁大寿的那一年，她的所有后辈齐聚一堂拍的全家福里有整整54个人，这几年又添了2个曾孙，一个外甥女婿，所以到目前为止，外婆的后代子孙已经有整整56个。

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里，外婆贡献出了她一生的心血。与外公相互扶持的第二段婚姻生活，也是外婆经历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阶段，同甘共苦的夫妻二人感情特别深厚。作为农民的外婆，时常跟我提起的是59年没有饭吃，携家带口到江西讨饭的经历，每当我们这些后辈说什么东西不好吃要丢掉的时候，外婆总会斥责我们：“那是你们没有经历过59年”。

90年代后期，我家乡的人也开始掀起了打工潮。三舅舅和三舅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先后去武汉东西湖种菜，没挣到多少钱就又跑到温州。三舅舅在一家机械厂当农民工，三舅妈就在那里找到了打扫卫生的工作，他们这一去就是20来年，将两个孩子交给外婆照顾。外婆按着他们的学习需要而动，除了外面的农活，家里的家务，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和学习。孩子读初中的时候，外婆又跟着搬到镇上住了三年，那个时候她还顺便照顾二舅舅家的表姐、我和弟弟总共五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而她已是80多岁的高龄。等到我们都去县里上高中的时候，外婆又想帮忙大舅妈照顾六个大大小小的曾孙。

那时的她，身上仿佛有花不完的精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或者去菜地锄地，或者去池塘洗衣服，或者去山上砍柴，在我们上完早自习回家之前回家做好早饭，吃完早饭做各种家务活，准备午饭，记忆中的外婆，每顿饭都是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她才就着残羹冷炙吃了，到下午有空她就到处串门，找一群老年人聊东家长西家短的，晚饭过后她一般早早洗漱完了就半躺在床上，等到我们上完晚自习回来都洗漱完毕之后，她才安心地睡去。

我们上完高中读大学，一路成长，外婆逢人就会扳着手指头说她哪个哪个孙辈在哪里读书，在哪里工作，一脸的骄傲。15年冬天之前，90多的外婆还会自己种菜，养一群鸡，过年的时候每家分一两只，甚至上山砍柴，儿孙们不让她干活她就偷偷干。但是前年冬天，外婆操劳一辈子，流了许多眼泪的眼睛看不清楚了，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已经完全看不见，要强的她时常说，不好意思出门，被人扶着觉得丑得慌，所以一直窝在二舅舅家对面的小平房里，说话的人变少了，愈发孤单。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对于情感慰藉的需求大，并存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

家里长辈都说，自从外婆眼睛瞎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之后，性情大变，经常无缘故地发火生气，一生气就拿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几天不吃不喝，并且对来跟她聊天的老人们说她儿子儿媳的不孝。这样多了，村里就有流言，外面就有了舅舅舅妈不孝老母的舆论，舅妈内心觉得特别委屈，明明每天端给她喝，端给她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是她自己不愿意吃不愿意喝，怎么可以说子媳不管她？所以这样来来回回次数多了，不给后辈留点面子，舅妈就真的不太愿意管她了，三舅舅和三舅妈又常年在外打工，这样就真的没有人照管她了。

外婆要强的性格却丝毫没有变化，她就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小平房里摸着做吃的、煮喝的，靠着政府每年给她发的1200元的养老金，还有过年的时候孩子们给她的压岁钱，不要舅舅家的米面和饭菜。经常不是把东西泼了，就是把自己给烫着了，并且因为经常吃剩饭剩菜，肠胃出现问题，到去年下半年已经吃不了干饭，只能喝稀粥，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儿孙们给她买的营养品大多放到过期，过年这几天甚至连粥都喝不了了，喝点开水都会吐了。这个时候大家真正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今年去拜年的时候，爸妈第一个就去外婆面前，帮她打扫卫生，孙子孙媳一群群地拥进她的小平房里，她就一遍遍地跟每个人说她这几天只吃了一点什么东西，最后都会加上一句“我这老家伙还不死，活着干什么哟？他爸怎么没有阴灵，不来带我走？”大家只能沉默着对视。两个舅舅、母亲和大舅舅家里的大表哥商量怎么办，最后一致同意请一个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大家分摊费用。但是在外婆那里却受到了强烈抵制，她说，“我不靠你们养我，你们活你们的，不用管我”。我在长辈们的嘴中却又发现了一个矛盾的外婆。在母亲没去看她的时候，她跟很多人说，想女儿想得很，可是在母亲去看望她时，却说“你这么忙，下次不要再来了，别耽误了你的生意”。

为什么一向克勤克俭、朴实顺从的外婆突然在大家眼里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前后矛盾的老人？我想可以从家庭地位的变化来找这种转变的原因。外婆几十年的生养生涯中一直是家里的重要权威，她的指导和意见是所有的小辈必须考虑的因素。可是自从不再有精力带孩子，退出大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不再能扮演孩子们的得力助手。在农忙或者过年过节忙乱时节，她走来走去希望能帮上儿孙点什么，可是老是被儿孙们叫走，有了点帮倒忙的意思。她说的话越来越不管用，行动上就跟着越来越迟缓，原本活泼爱语的外婆不再愿意正面过问孩子们的事情。但是那是压抑的结果，她还是特别希望大家坐在火炉旁边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在我家乡的农村，中年妇女和老人们都特别喜欢搞点迷信，找算命先生算算运数，外婆每年都会为自己算上一命，然后告诉我们这些后辈，“算命的都说，今年我活不过五月去，你们这次肯定是最后一次见到我了”，用这种方式来激起我们对她的关心，想到要时常去看望她。

外婆不到五十岁牙齿掉光，四十多年一直只能吃软乎的饭食，儿孙们每次去看望她给她带很多的营养品，在眼瞎之前，她都会特别开心，跟来往的熟人细数哪个人又给她送什么来了。可是自从眼睛看不见之后，她不再接受大家的营养品，有时候买的东西被她当面丢掉，就算收着了也大部分放到过期，她老是向儿孙们说“不要买东西来，多来看看我就好了”。外婆跟母亲说，她还想再活两年，想亲眼看到三舅舅的表哥和表妹结婚，我弟弟回来了，她就可以安心地闭眼了。不难看到，对于行动不便的外婆，最大的需求并不是吃吃喝喝，而是儿孙的陪伴。可是三舅舅一家常年在外，更不用说大舅舅和二舅舅家的孩子们了。也许对于外婆来说，以蛮不讲理的博弈方式追求的陪伴，在出钱请人照顾之后算是彻底失败，儿孙们是放下心来了，也就没有必要时常亲自去看望她了，这也难怪外婆会如此抵触这个商量结果。

在外婆身上，我看到了农村高龄老年人这样一群矛盾的综合体。

首先，外婆的博弈方式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这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存在矛盾。通过故意伤害自己的方式，外婆企图积累的是道德资本。在农村熟人社会的时空条件之下，这样很容易为自己带来舆论上的优势，使子媳们不得不迫于舆论的压力而动，表示出他们的关心来破解流言。但是这种方式存在诸多与预想中不一样的后果。

老人肯定清楚子媳们的陪伴客观上是稀缺物，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每个家庭有着各自固有的生命周期，当家庭的中心不再围绕着曾经的核心、如今的老人转动，而是分裂成多个小家庭各自独立运转的时候，投注在老年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必定是不多的。而老人都会有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强烈愿望，所以这种博弈方式在老人自己的身上就是矛盾的，在情与理之间的不停摇摆才会使得外婆一会儿要儿孙们去看望她，去了以后又让他们以后都不要再来的情况。

其次，撇开这种博弈方式使用多次真的会对身体造成极大损伤，从而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不说，外婆道德资本的积累是以舅舅舅妈们道德资本的损失为前提的。当外婆道德资本积累得很高，村里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之时，也是子媳们在村里人面前受尽指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存在反弹的情况。二舅妈就是这样的例子，反正在村里人面前已经丢尽了面子，大家对她形成了固有印象，不管怎么做不孝老母的恶名是抹不去了，而带来这种困境的罪魁祸首，导演这一切的是躺在床上的老母。既然她不给我们留面子，说我们的不孝，那我就真不孝给她看。所以，二舅妈和外婆大吵几次之后，虽然对门住着，但是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说过话了。而夹在中间的二舅舅就更加不好做人了，在对外婆的照顾之上，无论他怎么做，在外婆那里和在二舅妈这里都没有好的。

最后，这种博弈方式积累的短期道德资本是以外婆七十多年在这个大家庭兢兢业业、不畏辛劳，从而在儿孙们中间形成的威望为代价的。在儿孙们心中，曾经识大体，一切为大家庭、为儿孙们考虑，身上充满爱意与活力的外婆消失了。如今的外婆变成了如幼儿一般不讲人情的怪人，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闹剧中，在儿孙这里她既没有留下多少情分，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她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要人哄着的小孩子”。

其次，在市场化背景之下，农村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常年在外，留下老弱在家守望，这里面的情感债务越滚越大，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对于农村老人特别是农村高龄老人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以往孩子愿不愿意赡养的问题，而是能否亲自陪伴的问题。一般认为对老年人的赡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三个方面。虽然农村中的老人在整个国家大的经济背景支撑之下基本解决了经济支持的问题，但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造成了农村老人大部分没法满足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需求。当然对于低龄老人来说生活能够自理，情感慰藉的缺位比较突出。

而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对于情感慰藉的需求更大，并且还存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再加上在农村高龄老人这里，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的同时缺失会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生活不能自理使得老年人对小辈的依赖度增加，从而导致情感上的依赖程度的上升，如果这种情感依赖得不到回应，结果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更加严重，甚至存在为了得到情感慰藉而拿生活照料来博弈的现象。从舅舅们的角度来看，外婆最大的问题在于生活照料，通过请人服侍，将这个任务外包出去，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了。但是从外婆的角度来看问题是双重的，并且其中一个的解决是以另一个的长期无法解决为代价的。

我不知道中国农村还存在多少如外婆一样在矛盾中煎熬的高龄老人，但是我相信这个数目肯定不小。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多条社会要素拧成的一股绳索，牵引着我们关注的目光，而这每一条里都有道不尽的人生故事，它们以喃喃低语的方式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之光，为各个层面上的发展助力。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老年人的情感诉求也是社会发展诸多燃料中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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