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有良知的）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今天是国家公祭日，特再刊专栏作者李淼的相关文章，以示纪念。】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南京大屠杀”——这个中日关系上的“死结”之一。
包括家父在内，当我谈到我想写写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忧心忡忡地劝我别写，因为“政治因素太多”，而且“哪句话说不对，就会被人揪出来”。他们是为了我好，我知道。是的，我明白现而今的网络环境里，一天到晚等着扒别人皮、打别人脸，甚至用这个来给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甚至仅仅是为了“走红涨粉”的喷子着实不少，但是可惜，第一我不怕，第二我根本不在乎。
我只想写出我的文字，有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文字。
然后给你们这帮小天使看。
开始想写“南京大屠杀”的契机，是因为从去年年底开始，我着实地被一些日本政客的言论恶心到了。自民党的原田义昭议员，公然在广播和街头演说中表明：“我国（日本）应当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在2015年8月14日的“战后70年讲话”中提到：“现在的日本民众里，有80%以上都出生在战后的时代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跟那场战争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不能让他们都背负上需要不停地谢罪的命运。”
熟悉我的人大多知道，我对“日本人”这个群体完全不反感；真正让我反感的，是“无耻的人”。
而所幸，多亏了之前对《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资料的收集，让我知道了一位非常有胆识，而且行动力超强的记者，清水洁。他在2015年写了一本《调查“南京事件”》，应该可以看为日本最新的，对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工作。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他在书中所罗列出的，对多名参加过占领南京的日本老兵的采访，甚至是日记、录音等等第一手材料，不仅正面回击了那些日本右翼政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同时也给作为中国人的我，展现了一个我从未深入了解过的侧面：日本军人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
因为这本书在国内并未出版，我本人也没有关于擅自使用这本书所罗列的证据和证词，来联系过清水先生，所以出自版权上的考虑，我无法放上原书的过多内容，同时也不应使用原书中的照片及配图。这点还请各位谅解。
1. 日本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逻辑，究竟有何问题？
大部分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a. 日本军队并未进行屠杀，而是正常的作战，以及对游击队的清剿****；
b. 当时南京人口只有20万人，所以“屠杀30万人”是无稽之谈；
c. 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几乎都是伪造照片；
d. 中国方面只有一些“事件当事中国人”的单方面证词，是**“反日宣传”；**
而我们最常看到的报道，是**“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新闻。
很遗憾，以上的信息都是假的。
我们先来说说日本政客提出的“正常作战”和“清剿游击队”的说法。
根据日本陆军留下的作战资料，自1937年8月15日起，因为淞沪会战的爆发，导致了在南京的日本侨民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当时南京是我国首都，有很多日本的驻华机构都坐落在南京），因此开始了对南京周边的军事目标的空袭。
然而事实是，在8月15日之前，在南京的所有日本侨民和机构都已经悉数乘火车迁往了华北地区。日本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对南京郊外的两处机场进行了破坏，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战争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于1937年爆发的三次标志性中日冲突：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命名中都没有出现“战争”的词语：卢沟桥事变”，“上海事变”，以及“南京事件”。这是因为根据1928年国际联盟所发布的《非战公约》中，限定了签约各国“可在自卫的范围之内行使武力”，并且这类行为不会被定义为“战争”，其他各国应当保持中立。所以如果日本可以找到“保护国民”的借口，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侵略中国——与此同时其他签约各国还不得不保持中立。
使用“事变”这一词语，使日本在当时的对国内宣传中，成功地扮演了“保护本国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受害者角色，煽动起了国民的爱国热情。而战后，这一叫法也同样沿用至今。
而日本军队在淞沪会战结束前夕的10月20日，便急匆匆从日本本土新组成了第十军团，由三个师团构成。11月15日，第十军团开始向南京进发。而从陆军留下的记录中，当年12月1日，由裕仁天皇和陆军大本营签署的《大陆令第八号》才正式发送到日本军队，内容是：
“中国方面军司令官，当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
也就是说，军部的命令在12月1日才下达，而日军向南京的进发，其实早已在11月中旬便开始了。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其实8月15日开始的南京空袭，中国方面军就已经出现了进攻南京的意图。
所以对南京的进攻，其实是日本陆军失控的表现。
而在对南京的进攻中，有几条日军的军令，格外引人注目。
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在12月5日收到的军令：“1. 根据上级判断，大部分中国战败军人已经便衣化，因此发现任何嫌疑人等，应立即拘捕并监禁； 2. 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应被视作便衣化的战败兵，一经发现立即拘捕监禁。”
在这样的军令之下，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与日本海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之后，便开始在南京周围大举搜索全部青壮年男子，并以“游击队嫌疑”进行了关押。
12月13日凌晨3点10分，日军占领中山门。上午8点30分，第十六师团战车第一大队到达中山门，同时各支部队同时开始，从南部和东部攻击南京城墙。国崎支队到达浦口，切断了中国军队从下关北渡的退路；山田支队在海军的配合下攻克了乌龙山，向幕府山进发。
从13日凌晨起，由于日军攻势突然猛烈，大批难民及中国残兵为了躲避日军，被迫从南京北面的下关出逃，沿扬子江南岸一路向东逃走。在逃走的过程中，很多国军脱掉了军服，丢弃了武器，乔装为老百姓出逃。
参加了南京进攻的日本驱逐舰“海风”，当天留下的海军“作战详报”中写到：
在江面上的海军，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射击中，区别开“逃兵”和“老百姓”呢？
根据远在扬州市许巷村的村民回忆，在日军行军过程中，所到村镇会召集老百姓进行“欢迎日军”的仪式。但是在百姓们聚集到广场上时，便会将青壮年村民全部集中起来，或抓走或就地处死。这也是“清缴游击队”？
1956年12月的《文艺春秋》上，当时担任朝日新闻记者的今井正刚写到：12月17日举办了日军进入南京城的阅兵式。但是在两天前的12月15日，他亲眼目睹了大约4、500中国人被聚集在一片城中的空地上，空地的一面是黑色烧焦的墙壁。日本兵每次带出6名中国人，让他们面对墙壁排开，然后从背后集体射击，再走上前去用刺刀补刀，以此往复。他在等待被枪决的人群中看到了他之前担任驻南京记者时，认识的裁缝和他的儿子，于是便前去解救了这两人。
从12月15日夜里，大批的中国男人被成群结队带到扬子江边，之后便传来机关枪的轰鸣。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残兵，多少是百姓，谁也不知道。
然而退一步讲，杀死残兵，就是正当的战争行为吗？
根据《海牙公约》第二款第一章第23条第3项，“禁止杀死或伤害任何丢弃了兵器，或者失去了自卫手段，已经投降的敌军士兵。”所以即使右翼政客狡辩“这是在作战中杀死对方士兵”，但同样，这也叫屠杀。
清水记者通过偶然的渠道，了解到有一位住在福岛的老人，叫做小野贤二，他手中掌握有许多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日本老兵的“战争日记”，于是便造访了他。巧合的是，小野贤二先生所收集、采访过的老兵，大多来自“山田支队”。
山田支队在进攻南京时，担任的是占领幕府山，控制北上通道的任务——而这也让这只军队，截下了一大批沿扬子江边溃逃的国民党军队。被征召到这只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福岛县的会津若松。于是小野先生便近水楼台，从80年代起便开始跟这些老兵们交谈，获取到了非常多且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仅仅是战争中亲笔记下的阵前日记，他手中就有十几本之多。
从老兵们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得知，隶属于陆军第十三师团第65步兵连队的山田支队，在12月13日至15日期间，总共俘虏了多达2万人的中国残兵。而他们对这些俘虏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折不扣的屠杀：
（因为记录的人所接触到的信息不同，大多根据自己估计，因此人数上有多少的差异。）
黑须上等兵（野炮兵第19连队）：“16日，下午1点开始，包括我在内的20名士兵以扫荡残兵为名受命前往幕府山。傍晚的时候，押解着2、3天前俘虏的5000名中国兵前往扬子江边，先用机关枪扫射，之后再上前用刺刀捅那些没断气的人。我大概刺了30多个人，觉得血往头上涌。没死的人不断发出惨叫，里面有老人，也有小孩。我借了把战刀，想要试着割个人头下来。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宫本省吾少尉（65连队第4中队）：“16日下午三点，大队长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处死战俘。3000多名中国兵在扬子江畔被枪杀，这真是在战场上见不到的光景。”
远藤高明少尉（65连队第8中队）：“16日，天气晴。俘虏总数17025名。傍晚，上面来了军令，将三分之一的俘虏带到江边，射杀。”
近藤荣四郎伍长（野炮兵第19连队第8中队）：“傍晚，关押2万名俘虏的地方发生了火灾，看守的士兵进行轮换，之后将7000人押送到扬子江畔，全部处理掉，之后用刺刀进行补杀。
临近满月，皎洁的月光从山的那一边投射过来。在山脚下的阴影中，却阵阵传来他们死前的惨叫声。在战场上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光景。9点半左右归队。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目黑福治伍长（野炮兵第19连队第3大队）：“16日，下午四点开始处决俘虏，扬子江畔死人堆成山，实在太可怕了。
17日，上午9点从宿营地出发，参加南京入城式。之后下午5点回到幕府山，将剩下的一万三千名俘虏全部枪杀。两天时间里，山田部队杀了大概两万名战俘。”
大寺隆上等兵（65连队第7中队）：“18日，据说这几天总共杀了2万名战俘，尸体在扬子江边堆成了两座山。已经晚上7点了，派去收拾尸体的战友还没回来。
19日，早晨7点半我们全体列队来到江畔，开始收拾清扫工作。江边堆放着无数的死尸，吓了我们一跳。无处掩埋，于是我们便浇上汽油烧，再把剩下的东西扔到江里。焦臭的味道都能从鼻子里冒出来。全师团一起动手，干到下午2点才做完，之后午饭。”
而根据日本战时新闻报道：
《俘获敌军大量俘虏 塞满了22间兵营 但是口粮却成了问题》（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7日刊）
“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俘获了大量中国军队战俘。战果令人吃惊：14777名从南京溃逃的残兵，缴获的武器堆成山。然而因为部队紧缺口粮，第一晚俘虏们只能饿了肚子。”
在日本当时的新闻言论管制之下，任何关于日军的负面报道都不能被发表。一切著书、广播和报纸，都被军方牢牢地把控着——而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几乎在日本报纸上见不到的原因。但是，像这样漏网之鱼的“表功”的文章，却从侧面印证了这些俘虏的存在。
2天时间，总共2万人，就这样被草草杀害，然后扔进江中。这不叫屠杀？如果日本右翼还想抵赖的话，那么很简单，请回答：“这近2万名俘虏去哪儿了？”
幕府山和扬子江之间，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煤炭港、鱼雷营、大湾子三处屠杀地点沿江边一字排开。我没去过扬子江边，不知道各位读者手里有当地的照片吗？
据当时在驱逐舰“海风”上执勤的一名老兵说，14日开始，很多陆军便带着十字镐，来到了鱼雷营附近。他们在军营（其实是一处兵工厂）的水泥外墙上开始凿洞。水泥墙很厚，看起来干得很费力。凿开洞后，便开始横向拓宽。之后他们从宿营地拿来了重机枪和弹药箱，每隔十米放置一台，枪口不伸出墙外。狭长的枪孔可以让机枪左右摆动，不留下死角。
之后在这片河滩上的两边，军人们开始布设铁丝网。看到这里这名海军士兵才明白，这个工事并不是为了防止敌人从滩涂登陆——否则的话铁丝网应该是沿着河岸排列。这里是个彻彻底底的“刑场”。
之后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得到上级命令，15日开始在这几片岸边“巡逻”。据舰上水兵回忆：
“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从幕府山方向上列队走来了好多人。队伍两边是端着枪的日本军人，走在队伍里的是俘虏，大部分人的棉袄都被脱去，光着脚，双手被捆在背后，两两一捆走在一起。
路上有摔倒在地的，立刻就被士兵用刺刀捅死。这完全是为了去赴死，而拼命进行的行军啊……
几千人就这样被驱赶到这片两旁被铁丝网围住的河岸上，黑压压挤得都快站不下了。军官命令他们面朝江面，背对水泥墙，静静站着。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俘虏在队伍里喊“万岁”，随后也有人开始附和。当喊到第三声的时候，军官的哨音响了，身后的重机枪开始同时开火，人群里顿时泛起了一层粉红的血雾。
一阵扫射过后，竟然从尸体堆里，摇摇晃晃站起了几个身影。这些人应该是刚才没中枪，但是又怕一会儿挨刺刀的，于是站起来主动要求补枪。重机枪几个点射，眼看着人就被打成了肉块。
步兵们开始走进尸体堆里，用刺刀扎那些没断气的。可能有一些运气好的，趁着夜色跳进江中逃走了吧？我们这几艘船在江中也在向岸边开火，估计能够逃生的可能不大。”
65连队队长两角连作在战后写了个回忆录，里面写到：
“12月17日夜间，俘虏暴动。我们押解着2000多人的俘虏，原本想在江边执行俘虏释放仪式，但这些俘虏一起向着日本军人跑过来，夺走了枪支和刀，并且砍死了1名军官，导致7名士兵受伤。我部队忍无可忍只好射击还击，但这些俘虏趁着夜色逃进了树林和江里，逃走的有上千人。”
不客气地说，这是赤裸裸地胡说，而且是在为自己的部队屠杀俘虏“找借口”。确实，一方面是俘虏暴动，另一方面他们还都逃跑了，这一来自己不但不是屠杀的凶手，更成为了“受害者”—— 这跟日本右翼的“装可怜”有什么区别？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7日夜间，因为鱼雷营堆积尸体太多，于是屠杀地点换到了大湾子。清水洁先生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找到了当时的机枪手……
老人对记者摆出了握住机枪把手的姿势，说：“三年式重机枪。这一次我们把会津若松连队的所有重机枪都搬出来了。三六十八，大概打了200发，花了10分钟时间。”
“三六十八”，是当时重机枪手的行话，意思是每分钟连射三次，每次六发子弹。三年式重机枪的最高射速是每分钟500发，但是因为枪身过热的问题，为了防止炸膛，大多数重机枪手都使用这样的打法。
19日，清理尸体的士兵们把残骸堆成垛，码到了三米高，然后浇上汽油焚烧。烧尸体的黑烟，在南京城里也能看到。
几天之内，近两万名战俘被枪杀，负伤跳江侥幸逃生的人，仅有9名。
可怕的是，一些国内媒体和媒体人，也糊里糊涂地跟着日本右翼的思路走了下去，却根本不对事情的经过进行了解，甚至写出了《中国战俘在幕府山大暴动 上千人得以逃脱》这样的文章。
2. 事件当事人为何三缄其口？
根据清水记者和小野先生的调查，很多经历了屠杀事件的老兵，其实并不抗拒“将自己的亲眼所见说出来”。尤其是几名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们说：
“刚战败那会儿，因为怕被判死刑，所以不敢说。但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确实，日本在战败那段时间，为了掩盖战争犯罪的事实，做了很多工作。
从8月初起，位于东京的陆军大本营便已经意识到，战败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他们早早便开始组织负责军队档案记录的士兵们，集中焚烧大量机密记录和文件。这一幕，在《日本最长的一天》这部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传说中的731部队相关资料，也在这一时期被尽数销毁。
而战后一些原本并不在“战犯审判”范围之内的下层士官甚至是普通士兵，也因为“屠杀俘虏”等等事情，被判为“战争犯罪”，执行了死刑。最有名的事件，应该就是加藤哲太郎的故事了：
加藤哲太郎在战争中担任新潟的战俘营所长，因为对尝试多次逃走的战俘执行了死刑，在战后被作为BC级战犯通缉。他隐姓埋名在东京的小平市结婚生子，但在1948年还是被占领军发现，之后被捕，判处绞刑。
尽管1949年他的案子得到了重审，被改判无期徒刑， 后减为三十年徒刑，但他在狱中当做遗书而写下的《来生我想当一只贝壳》，作为反战题材的小说被广为传颂。小说的主人公在军中发现了飞机坠落的美军飞行员，将其杀死。几年之后退伍，但在战后却被当做战犯起诉，最终被判处死刑。他留下了一句话：“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成为人了，我只想当一只贝壳，躺在深海的海底。”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政府对这些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执行杀人命令”而提起审判，其更深层的目的，在于让这些“知情者”闭嘴，不要把上层的决策者牵连出来，否则便将你除掉灭口。这恐怕就是大多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起惨案的众多老兵，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沉默状态的原因吧。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上面那些双手沾满了战俘鲜血的老兵们的日记，一定会痛骂他们“缺乏人性”。但我认为，大多数人在战争中，是很难做到“违背上级意志”的——毕竟军队传达的教育便是：军人的天性便是服从。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的《血战钢锯岭》，主人公因为自身意志，敢于顶撞上司，不拿枪上战场的行为，确实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然而这在二战中毕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而且还是在相对自由的美军中。换做是集体主义和军国主义高度集中的日军，这样的人是会被称为“叛徒”而被处刑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些老兵都有着罪孽深重的过去，但他们肯站出来，肯将那段经历和那段历史讲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能够进一步更多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经过，更有力地找到证明这起惨案“发生过”的证据的关键。
我们可以不原谅他们年轻时的罪行，但是也应该感谢他们年老时还能站出来的勇气。
日本右翼们已经在骂他们是“国贼”了，我觉得至少不要让他们“两面受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中还活着的人，已经不剩几个了。之前提到的留下了日记的黑须上等兵，早在18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在活着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录音和影像资料，甚至NHK都来特意采访过他。
然而，他留下的一切东西都没有在电视台播放过，几次被尝试制作为纪录片的资料，都因为一些人为原因被阻挠。
3. “南京市只有20万人，怎么可能杀30万人？所以南京大屠杀是伪造的！”
这是APA酒店集团那位著名脑残董事长，元古外志雄在《真实的近现代史观》中，拿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真的存在”的一个辩题。玩弄数字游戏，是这些右翼最无耻，也是最无知的一个表现。
a.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其实远远不只是12月13日至12月19日这短短一周时间。自日军进犯上海，准备攻打南京开始算起，侵华日军便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提到的扬州市许巷村，事实上离南京有45公里之远——日军进行屠杀的范围，远远不止南京市内的这片地区，而是包含了几乎整个扬子江下游流域。
b. 南京大屠杀中的受难者，经常有个认知误区是：因为很多军人在逃跑时乔装打扮为老百姓，所以日军对老百姓进行的杀害，是为了鉴别军人。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上面谈到过了，无论是否身为军人，只要被俘投降，丧失了自卫能力，便应当视为受保护的战俘。任何对他们加以杀害的行为——无论他们是曾经的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当被视为反人类的屠杀行为。
c. 根据1937年驻在南京的 Lewis Smythe 牧师的统计，南京市民人数总数达100万人之多。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杭州在1928年的人口为81万，青岛在1927年为32万，而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人口规模至少应该要胜过这两个城市。
在淞沪会战开始后，南京住户开始外逃，但大部分也都散落在城市附近。同时，因为淞沪会战战败的原因，大量溃败后撤的国军沿昆山、太仓向常州和镇江退败，被追击的日军挤压进入南京附近的地域。参加淞沪会战的国军人数达70万，战损接近30万，剩余部队皆向西撤退。所以溃逃至南京附近的军队数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
d. 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在12月5日收到的军令：“1. 根据上级判断，大部分中国战败军人已经便衣化，因此发现任何嫌疑人等，应立即拘捕并监禁； 2. 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应被视作便衣化的战败兵，一经发现立即拘捕监禁。”
所以在这样的军令指引下，接近南京的日军一面在构筑对南京的包围网，另一方面开始在南京周边搜罗青壮年男性，并且“监禁”—— 迅速进攻的日军其实并未带有足够多的给养，所以当时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扫荡”：日军以支付“军票”的形式，征收了大量粮草对追击中国军队的士兵进行供给，但仍然难以填补大量征兆军队进攻南京的需求——小野先生收集到的日记中，有大量士兵都在抱怨有一两天的时间里，完全没有粮食的供应。
在“急行军”和“缺乏口粮”的背景下，日军与其进行“甄别俘虏”，恐怕更自然的做法便是统一处死吧？
这也让许巷村的惨案得到了逻辑上的合理性。
同时，在鱼雷营、大湾子被处死的大量中国战俘，也在侧面反映了日军缺乏给养，又无力输送战俘的事实。
在南京被杀害的30万同胞，不仅仅是老百姓，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战俘；不仅仅是南京城里的屠杀——事实上很多来不及逃走的市民还能侥幸躲进“国际安全区”——更多的是发生在南京城外，扬子江边，那些日军避人耳目，而有计划，有规律进行的屠杀。
然而，让我们再退一步，来看看这些右翼分子的可笑逻辑：
“因为被杀数字不对，所以大屠杀不存在”。
以及开篇我们提到的原田义昭议员，在广播节目里公然说：“南京事件根本算不上是屠杀。所谓的屠杀，必须得是国家或者相关的权力机构，有组织地，杀掉几千人几万人，这个吧，在国际法上吧，才算是屠杀。”
无论是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只要是杀害无辜平民和战俘的事情存在，那么就不折不扣的屠杀。
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波士顿屠杀”，在冲突中被英军射杀的民众仅有五名，但仍然是屠杀，仍然点燃了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从我们上面列出的老兵们的日记可以看到：第一，对战败溃逃的士兵的搜索，是军队组织进行的；第二，对被俘人员的集体屠杀，是军队组织进行的；第三，死亡规模远超几万人的水平。这几点都完全符合原田义昭释放出的，充满了可笑论调的“屠杀定义”。
而巧合的是，在日本陆军大量被销毁的资料之外，奇迹般地有一份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得到了幸免。这就是《大日本陆军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
“有组织性地进行处决”，这个算是铁证如山的证据吧。
所以右翼分子首先应当做到的，是承认“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发生过屠杀事件”。在承认屠杀事实存在的基础上，讨论被杀数字才有意义。
而右翼分子在其中玩弄的脑残逻辑是：数字不对，所以这事儿没发生过。难道因为生的孩子丢了一个，就可以否认这一家人都不存在嘛？
4. 关于“伪造照片”
伪造照片的问题，是最让右翼分子们感到兴奋的话题了。
确实，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照片，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要么张冠李戴，将其他事件的照片挪用过来；要么将照片有意识地剪裁，忽略掉其他可能对照片内容产生影响的要素；甚至还有将老照片合成过当做“证据”的照片。
不得不说，这些右翼分子的诡辩是非常投机取巧的：他们只要发现“存在一个疑点”，立刻就表现得暴跳如雷，企图将整个桌案翻过来。而这些不太牢靠的照片，也给了他们一个能够跳出来指责我们的引爆点。
从1971年开始，朝日新闻的本多胜一记者，便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他在中国收集到的，各种与日军二战期间残暴行为相关的情况。在他的影响之下，日本的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内容。
然而，1973年，作家铃木明写了一本叫做《南京大屠杀的幻象》的书。书中对我们耳熟能详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和“30万受害者”的事情提出了质疑。自此之后，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在日本便开始了升温。
2005年，《验证“南京事件”中的照片》一书在日本出版。书中对大部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照片进行了分析——尽管不知道分析手法是否正确——结论是“没有一张照片靠得住”。
2014年9月25日，《周刊新潮》刊登了一篇文章：《本多胜一承认：在“南京事件”的报道中使用了假照片》。
照片中是正在过桥的中国男女，以及一名扛着枪的日本兵。本多胜一当时配图的文字是：
“在强行掳走妇女和儿童的日本兵。强奸和轮奸的对象下至7、8岁的女孩，上至70多岁的老太太。”然而根据调查，这张照片原载于《朝日俱乐部》的1937年11月10日刊，内容是“我军士兵护送干完农活的女孩子们回村”。
尽管本多胜一前后进行过长达5个月的连载，但仅仅因为这一张图片，本多记者被迫承认“我自己也不记得用过这张图片，应该是误用了吧。”
于是在下一期的《周刊新潮》上，封面文章立刻出现了《本多胜一承认捏造照片事实！》的头版文章。而这，也成为了右翼分子和右翼网民们提出“照片都是伪造的！所以南京大屠杀也是伪造的！”的说辞。
然而本多胜一的话，其实根本没说完。他的原话是：“我自己也不记得用过这张图片，应该是误用了吧。但是，这只是一张图片的误用，并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理所应当地，后半句话被右翼分子们有意地无视掉了。
那么，有没有真正存在的，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真实的资料照片呢？
答案是有的。
同样在2005年，村濑守保的《新版 我参军的中国战线》中，收录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战地照片。作者村濑守保于1937年被征召入伍，随后担任军用卡车司机。他携带了两台照相机前往中国，随军拍下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在其中关于南京战场的部分，他拍到了堆积如山的尸体，以及在一旁准备清理的日本士兵。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原侵华日军海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伊藤兼男所办的个人摄影展中，所拍摄到的城破之后遭到屠杀的中国军民的照片，与村濑守保拍到的南京照片，气氛不谋而合。
当时随军出征南京的日本各大媒体记者，以及从军记者，总数不下100人。但是由于战时的媒体管制，以及战后右翼的各种打压威胁，当时拍摄的很多照片不但没有得到发表，有些更是被直接销毁。但只要时间允许，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反映事实的照片浮出水面。
但在那之前，我们不要急，更不要用伪造的，或是不确定的照片来试图说服顽冥不化的右翼分子。真理需要用真实的证据来证明。
5. 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
所以文章到了这里，大家一定会想问一个问题：
“不算右翼分子，普通的日本人到底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回到开始时我提出的一个事情：日本的教科书中，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
从1975年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开始，“南京大屠杀”作为“南京事件”的提法，便开始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出现。
尽管其间有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删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那么高的严重性——因为日本学校的教科书是公开采购的，校方有权利对市面上的各种教科书进行选择。而大部分学校所选择的教科书，都是“靠谱的”。
以目前市面上的教科书为例，目前在市面上占有率达到95%以上的历史教材，是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编 新社会 历史》。在这本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是这样描写的：
“日本军队于1937年末攻陷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民众，被日军俘虏后遭到了杀害（史称‘南京事件’）。”
同时还有注释标明：
“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关于受害者人数还在进行各种的研究和调查，目前尚无定论。”
所以各位，妥妥地放心吧，大多数有学可上的日本年轻人，还是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有良知的出版社们，也明确地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至于那些辍学在家、不看书不看报，只在论坛上找高潮的日本网喷……你管他们做什么？
1948年11月13日，日本各大新闻，都用头版头条刊登了以下新闻：
“因为‘南京事件’的罪责，松井石根大将被判处死刑。同时，在事件发生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的广田弘毅，也因为‘共同谋划侵略战争’的罪行，被判处死刑。”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广田弘毅，以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多名战犯，在东京巢鸭被执行绞刑。
这是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消的铁证。
6. 结尾
写到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说什么了，网喷哪国都有，大抵脑残。结尾的部分，我把清水洁记者在书中的原话放上来吧。
“日清、日露、日中戦争。
私の生まれた国は、海を渡ってこの大地へ何度も攻め込んだ。
この地を“仮想敵”と指差し、“邦人保護”を口実にして。
多くの人が死んだ。
多くの人たちを殺した。
その“事実”は決して変わることはない。
そして忘れてはならないーー”
“日清，日俄，中日战争，
在我出生的国家里，有那么多次侵略了这块大地。
把这块土地当做“假想敌”，用“保护国民”作为借口。
让那么多人送死。
让那么多人被杀。
这个事实是绝对改变不了的。
也是忘记不了的……”
清水洁 作者近照
（本文转载自李淼微信公众号“threewaterm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