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在华外资企业构成威胁吗? - 彭博社
Peter Martin, Keith Zhai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摄影师:冯丽/盖蒂图片社
在10月18日,来自中国各部委、省份、军队以及国有和私营公司的2300名精心挑选的代表将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始第十九届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一为期一周的活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高度编排的、每十年一次的洗牌。预计超过一半的最高领导层将被更换,包括全权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可能有多达五名将被替换——这是大会前的激烈猜测话题。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主席习近平将继续担任第二个五年任期,并且很可能在仪式结束后变得比现在更加强大。
彭博商业周刊谁认为中国不是经济强国?中国2024年印刷杂志复兴家得宝的12英尺骷髅催生了一个巨型万圣节装饰产业加州的新经济正在缓慢扎根于木材行业外国企业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前景。确实,中国的主席谈论开放的内容很多。他上任后的第一项行动之一是重新实施邓小平的“南方之行”,这在1990年代初重新点燃了市场改革。2013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政策承诺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他的美国同行唐纳德·特朗普则贬低全球主义者,习近平则接受这一标签。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他表示选择保护主义就像是“把自己锁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但是,跨国公司表示,习近平的言辞与现实不符。在美国商会在中国对462家美国公司的调查中,81%的人表示他们在中国感到不那么受欢迎,而超过60%的人对未来三年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几乎没有信心。欧洲联盟商会北京分会的主席马茨·哈博恩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他的成员正在遭受“承诺疲劳”。哈博恩说:“由于商业和投资决策不能基于承诺,我们现在需要看到鼓舞人心的话语转化为具体的市场开放行动。”
确实,尽管习近平谈论改革,但中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估的62个国家中,仍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上排名第59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016年,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略超过1%,低于2006年的约2.3%和1996年的4.8%。
“中国领导层整体上……一直在有意识地控制改革和开放的步伐”
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几年,几家外国公司成为了他反腐败运动的目标,同时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也加大。包括 雅培、 达能和 美赞臣营养品在内的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在2013年因涉嫌串通抬高价格而被罚款总计1.1亿美元。对英国制药巨头 葛兰素史克因“严重经济犯罪”包括贿赂的调查 culminated in an almost $500 million fine in September 2014.(当时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支付罚款并对其商业实践进行更改,以纠正中国当局指出的缺陷。)
对跨国公司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北京计划复制外国技术并培育能够将其推向全球的国家冠军。2015年启动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使该国在十年内在包括飞机、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10个行业具备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将该计划形容为对“美国智慧”的“攻击”。
在上个月的一次中国之行中,罗斯重点关注北京提升国内制造机器人在中国总销售中占比超过50%的努力,去年这一比例为3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向机器人制造商以及购买机器人的企业提供补贴、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和免租土地。中国公司如E-Deodar机器人设备、赛孚机器人与自动化和安徽易福特智能设备渴望成为跨国公司,挑战瑞士的ABB机器人和日本的发那科在110亿美元市场中的领导地位。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还加倍努力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该国购买了全球约59%的芯片,但国内制造商仅占行业全球销售收入的16.2%。为了纠正这一点,“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10年内拨出1500亿美元的支出。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在2017年1月的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对其芯片制造商的广泛补贴、对国内公司只从本地供应商购买的强制要求,以及要求美国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而转让技术的要求,这些都构成了自然安全威胁。“几十年来,中国的官方政策一直是寻求外国技术的转移,建立国内冠军,并最终取代外国竞争对手,”曾在1月辞去美国贸易代表助理一职的杰夫·穆恩表示。“习近平为这些长期努力注入了更多民族主义和活力,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更复杂的水平。”
习近平的政策走的是他前任铺就的老路。在2000年代中期,国家将目光投向发展大型先进核反应堆。包括中国广核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在内的国有企业吸收了西方技术——有时是合作,有时则不是——现在正在阿根廷、肯尼亚、巴基斯坦和英国进行项目。西屋电气公司在2010年向中国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提供了超过75,000份详细的核技术文件,作为建造四个反应堆的竞标的一部分。2014年,美国政府指控五名中国军方官员黑客攻击包括西屋在内的美国公司,以窃取信息,从而使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获得优势。
一些中国事务专家表示,习近平对外国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友好,因为他在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专注于政治。在中国,国家主席是被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由于缺乏民众授权,他们必须巩固对权力机构的控制,以推进他们的议程。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发起的反腐运动已经缠住了大约100万官员,并使许多潜在的对手被边缘化。他还监督了自1950年代以来最大的军事改革,解散了大约300,000名军队。“通常当人们上任时,头一两年什么都不会发生,”曾参与毛泽东革命并多年担任其翻译的美国记者西德尼·里滕伯格说。“这个家伙像拳击手一样从角落里冲出来,挥舞着愤怒的拳头。”里滕伯格表示,习近平“仍然需要打破对重大经济改革的抵制”,包括重组或关闭中央政府运营的98家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曾在1990年代帮助建立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在中国的业务,现在是 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 Corp.) 的执行主席,他表示,中国的决策者长期以来担心过快的自由化可能会使经济受到外国的控制。“在过去的20年里,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领导层整体上,包括当前的领导层,一直在关注改革和开放的节奏,”他说。变化在于,虽然美国的决策者曾经乐于让中国自由发展,但如今他们更倾向于反击,桑顿说。
感受到紧张气氛,中国的领导层试图安抚外国公司。今年1月,习近平的内阁发布了一项被称为“文件第5号”的政策,承诺扩大对服务、制造和矿业部门的准入。政府还表示正在考虑放宽民航行业的限制。关于保险和汽车行业的监管变化,其中对外国拥有权的限制使得合资企业成为必要,也可能在筹备中。
然而,曾在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和其合资企业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工作的高志凯(Gao Zhikai)表示,跨国公司最好调整他们的期望。在1990年代,中国不仅依赖外国企业进行投资,还依赖其技术和管理知识。如今,“外国公司对中国的吸引力降低,因为他们没有中国所没有的许多东西,”高说,他参与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包括在1997年将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 公开上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国家之一,拥有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等多个方面,”他说。“现在是中国引领全球趋势的时候。” —与 丹妮尔·博乔夫(Danielle Boch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