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汪熙逝世 如果他还健在将如何判断中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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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汪熙逝世 如果他还健在将如何判断中美的未来？新民晚报新民网 李永生 制作
【新民晚报·新民网】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原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常委汪熙，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逝世，享年97岁。
中美关系是汪熙先生一生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研究领域，93岁时还出版了《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一书。他对中美关系及研究常有洞见。改革开放之初，他曾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对美国我们不仅要研究其侵华的一面，也要研究友好往来的一面”。当时，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但学术界主流仍是美国侵华论。学界反响激烈，有学者写批评文章，题目就叫做《是前进还是倒退》。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系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著作，今天很多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都是从读这套书开始的。去世前数月，他的学生、现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到他家中，他们还热烈地讨论过美国大选的结果。
时至今日，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接连发生的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事件和中美南海潜航器事件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猜测。如果汪老先生仍然健在，他会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走向？
第一次人生传奇：飞越“驼峰”航线辗转抵达美国求学
汪熙出生于安徽休宁，早年随父亲东奔西走，眼界开阔，1944年时考取赴美留学的资格。他的一生有许多个传奇，第一次当属飞越“驼峰”航线辗转抵达美国求学。
受时局影响，汪熙先后在南京、重庆和成都读完高中和大学，之后在重庆一家保险公司做事。1943年，正好国民政府组织留美考试，这是抗战多年来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出国考试，他一试便考取了。
△ 汪熙在印度孟买
△ 在美国留学时的汪熙
汪先生曾经回忆：
“那时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包围，很难出去。从重庆乘飞机出发，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途中要飞过喜马拉雅山，这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当时10次飞行中就会有一到两次要出事，他们那次很幸运。然后我们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再坐美国运兵船到美国，那也很危险。每天早晨船长都叫他们穿上救生衣，到船舷上准备跳海，因为早晨是最危险的时候。
船绕过澳洲南边，抵达美国的西海岸，路上大约30天。船不是直走的，而是zigzag（蜿蜒曲折），因为怕日本的潜艇。当时出国说是自费，考取了之后，要自己拿钱。但那时的自费和现在比起来，等于是公派。因为自费是要拿钱去买外汇，但是外汇的官价和黑市有很大差别。他结了汇之后，再把外汇卖掉，得到些钱。在黑市结的法币，再用官价卖，他预售了外汇500美金就出国了。”
在美期间**始终对历史充满兴趣
初入芝加哥大学，汪熙发现语言不行，就和校长说，可否先找附近的学校学习英文。校长就介绍他到附近的比诺特大学学习。当时他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汪熙去美国以后一直读的是经济，但对历史充满兴趣，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学得很好。他生前说过，他在国内大学时读书时，是一位教历史的先生的得意门生，那是一个姓梅的法国留学生。考试的时候，他经常表扬说：“汪熙啊，我给他101分！”虽有些夸大，但意思是答的很好，他很满意。所以，汪熙对历史一直很有兴趣。
汪熙在比诺特大学学习后，又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学期。暑假时与哈佛大学陈观烈（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谭崇台（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文蔚（美国马瑞特大学经济系、商学系教授）一同到康奈尔大学共度暑假。他一直想学国际贸易，因为当时国内急需经济管理类人才，后来又读了国际贸易和保险。在那里他也一直选修关于历史方面的课程。
汪熙说，在美国5年对他影响很大，虽然后来主要研究历史，但研究方法与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有很多是学院式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也一直鼓励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这也是因为他认为对两国交往的研究，“看清对方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是一种专门学问，是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综合运用的产物，如有可能，还应加上直接观察的印象”。
在美国，他还收获了一生挚爱。1940年代后期，汪熙与董幼娴女士在美国费城举行婚礼。他在文集《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扉页和序言中写道：“谨献给爱妻及挚友董幼娴，感谢她的一片爱心及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汪熙先生的忘年交、复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傅德华老师透露，汪先生的夫人董幼娴（1920-2011）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她在抗战时期就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在1945年参与发起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9年之后，董幼娴女士历任民建中央常委和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 1940年代后期，汪熙先生与董幼娴女士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婚礼照
1947年，汪熙先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汪熙在美国的毕业照
1947年12月，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广州民禾相油出口公司工作，同时在暨南大学兼课。1949年之后，他先后在重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银行系统工作。1956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上海社科院成立，他所在的经济研究所合并到该院。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他于1968年12月从上海社科院下放到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他的身体很棒，被安排到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作，俗称“战高温”。1976年2月，汪先生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
△ “战高温”时期的汪熙。学生说，汪先生身体好，才能扛得住。他72岁时，还从徐汇的家中骑车到复旦给学生上课。
首提研究“中美友好往来的一面”**，掀起轩然大波
汪熙去世后的两天里，他在1970年代末期教的一批弟子纷纷在朋友群中回忆他当年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提出研究中美关系时，不仅要研究美国侵略中国的一面，还要研究中美双方友好往来的一面。这当时对大家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当时能够看到的书都是美国侵华史，所有讲中美双边的关系的书都是关于美国侵华的，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以后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汪熙多年之后接受访谈时说：“那个时候在复旦的好处，跟我原来想象的差不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不像有些地方卡的很紧。《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觉得研究中美关系，应当是辩证的，不应当是孤立的。不仅有中美两方面，还有国际的各种因素，也就是客观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我考虑到中美关系史过去的研究方法不是正确的道路，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片面地、不真实情况地反映，对国家掌握政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就写了这篇文章。”
汪熙曾说：“我们那一辈没有到美国的人，始终是把美国人当作敌人来看待。应该看到美国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朋友，两方面都可能，这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我对美国的认识，要比完全没有到过美国的、完全凭着脑子想的人要好一点。”
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工作几年后，因历史系近代史组需要人，汪熙一度做了近代史组长，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他说，也不想离开历史系。他的博士点设在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但培养的人都在历史系。当时美研中心的主任是谢希德，他是副主任。
△ 汪熙与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
汪熙在学术上从来不迷信权威，默守成规
在当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是观点是外国对华冲击，中国反应，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这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后来就是他的学生柯文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认为中国近代的发展，虽然外国影响很大，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应该研究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这样对能得到更加真实的结论，即中国中心论。后来，汪熙在《历史研究》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他有赞同和不同的观点，认为应该内外因相结合来研究，不能只片面重视一种研究取向。他同时提出“移情”的观点，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还是比较新的。那时他已经70多岁。
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一辑于1985年出版，至《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共25辑问世。这套丛书成为许多人研究中美关系的入门宝典。
△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以及他的文集《求索集》等著作
汪熙对治学和学生十分严格。他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说，恩师的治学之道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反对浅薄浮躁的风气，也不喜发虚妄之言。”他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博士生写的读书笔记，如果他不满意，必须重写。发现有学生不好好读书，他就到宿舍里去了解情况。他希望学生多提问，讲完课常常会逼同学提出问题来。
他轻易不给人写推荐信，但只有他亲手教过的才肯定，因为也得罪了很多人。当时找他写推荐信的人有的很够格、很有交情了，他都没写。但对于他认可的学生，他又是不遗余力地推荐。吴心伯至今珍藏着在他毕业那年，有恩师亲笔书写的评语的推荐表格，将它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书信保存在一起。
△汪熙为吴心伯亲笔书写的评语的推荐表格
△汪熙与博士毕业时的吴心伯
吴心伯：自己写论文的资料是老师美国访问时复印带回来的
“作为他的学生，汪先生对我的影响应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从学术发展来看，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时候他强调，做学问要扎实，另外呢，学术观点一定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他很反对那种很浅薄的、很浮躁的风气，也不喜欢发这个虚妄之言。我们那时候写的读书报告，他布置我们看书然后写读书报告，如果他看了不满意得要重写。
我的博士论文，当时这个题目就是汪先生帮我定的，他因为知道美国金元外交这个事情，美国学者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中国学者做得很少。他说这个题目很值得做，所以后来就确定了这个选题。但是因为这个题目涉及到很多美国官方的档案文件，那时候还没有条件到美国去直接查阅这些资料。他当时就利用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这样的一个机会，把相关的档案的材料都复印了，还有缩微胶卷都买回来了，带回来几大盒缩微胶卷给我，那么我就到学校图书馆每天在阅读机上阅读缩微胶卷，还有很多照片和复印的资料。如果没有汪先生从美国给我寄来这么多资料，这个论文没有办法完成。后来论文答辩的时候，评价是不错的，后来也顺利地出版了，作为汪先生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的一本，汪先生还给我这本书写了序言，评价也很高。
还有一个我就感觉，除了在我们求学这个阶段他非常关心以外，工作以后他也十分关心。我记得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他希望我能留在复旦，当时留校机会很紧张，所以他当时找了美国研究中心的谢希德校长，找了学校校方领导，坚持要我留下来。当时毕业的时候，工作去向在填表的时候，汪先生专门写了一大段话，强调我应该留下来做学问，否则可惜了。我今天早上还刚把这份东西找出来，这是当初汪先生用手写的，填的这份表，就是建议我应该留校工作。正式工作之前，我记得当时汪先生让我到他家去一趟，花了一个多小时，专门跟我谈美国研究中心的情况，谈工作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还给我送了一个公文包，就是以后工作了这些东西用得着。”
人虽故去，但留下的方法论已足以引导中美关系思考
虽然汪熙先生已经逝去，中美关系的走向无从问起。但是他在遗著中留下的方法论，已经足以引导人们对新时期、新情况下的中美关系作出冷静、客观的观察。
汪熙在2014年谈中美关系的研究时说，他一直认为中美关系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国，还要研究美国，不仅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既要研究影响，又要研究根源，这要研究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同日而语，讨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离不开中美关系的研究。如今的中美关系介于冲突与不冲突之间。2011年，美国提出了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会对中国区域影响力进行遏制，但很多现实的问题又注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他曾在2005年发表文章纪念《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出版20周年，文中提到：
“中美两国都是太平洋两岸的大国。它们在国际上纵深与横向的影响，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安全因素上讲都是深远的。两国关系相处的好坏，其影响所及不会仅限于两国的双边关系，而是将覆盖地球上的一大片地域，甚至牵动全局。这两个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背景的大国将会发展成什么关系呢？是敌还是友？是祸还是福？未来的发展可以借鉴历史。历史可以使我们更聪明一些，减少一些盲目性。”
弟子分析中美关系
他的第三代弟子马建标说：“关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汪先生曾经有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判断：中美关系虽然很复杂，有时候和平，有时候冲突，他觉得也不用过于担心，他说，中美关系是介于冲突和不冲突之间的。比如说，特朗普上台，这出乎很多中国研究美国问题专家的预料。那么如果按照汪先生生前这句话，特朗普他无论表现得如何激进，中美关系在冲突与不冲突之间，他也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他尽管是一个所谓半路出家的、意外当选的一个总统，他的思想再与前人不同，但美国的国会、美国国内的一些舆论会制约他的政策，所以不会走得太远，均是符合这个冲突与不冲突之间。其实我也很赞同汪先生这句话，我们看两百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出现过很多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当总统，一开始表现很激进，但最终他们还会要慢慢地扶上轨，走上这个正确的轨道。”
他的得意弟子吴心伯这样分析最近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最近的处理是两手。一手是对美，那就是给特朗普敲警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执政，但我们要告诉他，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以做交易的。尽管你想打台湾牌来得到经贸上的好处，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不能挂钩的。同时我们也在推动奥巴马政府，毕竟目前还是奥巴马政府代表美国官方的政策，让他来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变的，也让他来告诫特朗普的团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有一条红线是不能过的，这是对美。另外一手呢，就是对台湾，那就是惩罚台湾做的小动作，那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和台湾的一个“邦交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也就是在国际层面上来遏制台独。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对台湾还有其他的惩罚措施。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力量和实力已经能够主导台湾问题的走向，我们要尽可能地缩小、减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因素，就是你不能靠美国，而是尽可能地让美国因素淡化，让他不能够来影响台湾问题的走向，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关于南海问题，我觉得，今年下半年以来，南海的局势峰回路转，形势在向着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美国还继续插手南海问题，想挑起事端，我想我们要给予回击。所以最近我们在海上对美国的潜航器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敲美国的警钟，就是在南海问题上，我们不惧怕跟美国的对抗。”
文/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