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暴恐事件频发，欧洲如何唱响《欢乐颂》？

临近圣诞，西欧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两起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这给节日带来了血腥味，也深刻刺激着欧洲人的神经。

在德国柏林，极端分子驾驶一辆卡车冲进圣诞集市，造成12人死亡40余人受伤，“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嫌犯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来自突尼斯，是极端组织成员，早前以难民身份进入德国，但其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在瑞士苏黎世，一名瑞士人持枪袭击了一个穆斯林集会地“索马里-伊斯兰” 中心(Somali-Islamic centre)，造成3人受伤。尚无证据表明此人与极端组织或反伊斯兰势力有关，但因枪手自尽，其动机仍有待调查。尽管两起事件没有直接联系，凶手动机也显然不一致，然而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欧洲正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和社会失序的风险。

外部输入的不稳定因子是近几年欧洲秩序日益混乱的重要原因。三五年前，欧洲还是一片宁静祥和，西欧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邻近土地上愈演愈烈的战争和宗教迫害，无论在地缘上还是道德责任上都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影响。作为西式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典范，许多欧洲国家向中东和非洲敞开大门，怀着“博爱”精神向苦难者提供庇护。然而，由于缺乏严格的筛查机制，一些极端分子或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人随同难民轻易混入了欧洲。他们的到来无疑在此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实际上，此次“柏林事件”并不新鲜。早在2014年，欧洲动荡的序幕就已拉开。由于法德等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的联合围剿，这些国家在极端组织的报复行动中成了重灾区。2014年圣诞前夕，伊斯兰极端分子驾驶货车袭击了法国南特的圣诞集市;2015年1月，巴黎接连发生《查理周刊》和犹太市场袭击案;当年11月，巴黎再遭重创，恐怖分子在足球场和剧院等人群密集处引爆炸弹、扫射平民，造成130人死亡368人受伤;2016年3月，欧洲“心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市中心地铁站遭到三起自杀式炸弹袭击，32位平民丧生、300多人受伤;2016年7月，极端分子驾驶货车冲进正在法国城市尼斯观看国庆烟花表演的人群，造成86人死亡434人受伤……

在谴责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屠杀行为的同时，欧洲国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其难民政策和管控效能。陈尸海滩的叙利亚男童激发了和平世界的同情心，法德等国以“门户开放”(open-door policy)政策向难民表达善意。然而，如潮水般涌入的难民似乎已经超出了欧洲国家的接待能力。仅去年(2015)一年，进入德国的难民就高达89万。在法国加来港，成千上万难民聚居于此期望有朝一日进入英国。如“丛林”(jungle)般密集的营地在这几年迅速扩张。意识到危险后，法国政府于今年10月展开了清除行动，准备将难民迁移至境内450处安置点。然而，这些人的命运和他们即将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个未知数。在法国的指责声中，英国也开始分摊责任加快接收未成年人。讽刺的是，以“少年儿童”身份入境的人员里，充斥着大量成年人。这些人的目的和手段不得而知，但英国难民管理机构的效能令人担忧。值得注意的是，难民和移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他们到达到欧洲后往往因无法融入基督教文明而变得无所适从。原本正常或仅携带暴力基因的人也可能因此投入极端主义的怀抱。“尼斯事件”主谋、来自突尼斯的移民穆罕默德·布哈勒(Mohamed Lahouaiej-Bouhlel)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松懈的边境管控、低效的背景审查程序和缺失的社会融入引导机制恐怕将使“圣母”的慷慨转变为欧洲人民的“负资产”。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争议声中继续接纳难民;一方面，她已经不堪重负，甚至难以为自己国民的“岁月静好”买单。

如果说“柏林事件”代表外来威胁，那么苏黎世枪击案则是欧洲内部秩序周期性失调的缩影。欧洲的和平秩序并非“自古以来”就有。欧洲版图恰恰是在混战中逐步完成划分。直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欧洲才确立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开启了“条约治下”的均势和平。至此，民族国家超越教廷，主权超越神权获得了至高无上性。18世纪末，欧洲权力秩序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再次洗牌。拿破仑功败垂成未能统一欧洲，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革命的“民主”和民法典的“法制”精神。这是欧洲资本主义秩序构建的两大基石。其后，随着英国在第二次百年战争中胜利，欧洲开启了长达100年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一战”和“二战”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但善于自省的欧洲人在战后迅速团结。从“从煤钢共同体”到“欧盟”，欧洲在一体化过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起了引以为傲的福利国家，也从某种程度上替拿破仑实现了“欧洲统一”的梦想。发达的经济和有序的社会环境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国民。高度自觉、高度互信、高度便捷——这至少是西欧公民社会的特征。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的火车站不设安检，查票只是偶尔，市内公交也是如此，但极少发现逃票者。在瑞士，居民可以合法持有枪支并以持枪自由为荣。瑞士的持枪密度为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也门，但过去几十年里涉枪犯罪率极低。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是那样秩序井然。然而当下，欧洲再次陷入内部失调。“欧债危机”点燃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的矛盾，阻滞了欧洲经济良性发展;英国通过公投退出欧盟，欧洲一体化遭遇沉重打击;欧洲国家失业率普遍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外来移民和难民植入欧洲，又带来了安全和价值观的冲击。谁可保证，欧洲人曾经坚定的信仰不会动摇，曾经安宁的社会不会变异？谁又能说，瑞士那名24岁的年轻枪手走向极端与社会因素没有一点关系？

困局之中，欧洲保守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得到了复兴。在重振“国家主权”和“反移民”的浪潮声中，右翼政党赢得了选票，取得了话语权。欧洲大国领导人相继表现出无力招架之态：英国首相卡梅伦在“退欧”公投后辞职;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放弃参选;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反对党的声讨中如坐针毡……

欧洲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一体化”还是“自立门户”？“圣母心”还是“闭关自保”？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人能否再次运用智慧让《欢乐颂》的曲调悠扬起来，十分令人期待。(作者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