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信心危机蔓延西方社会
自今年年初欧洲国家关闭边境线以来，约6万名难民滞留在希腊拥挤的难民营中。9月2日，当地难民在雅典游行，要求希腊政府开放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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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数千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近10天的“民主之春”示威活动，反对金钱政治和选举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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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缺位
民众愤怒
政治精英难以体恤普通民众处境，选举承诺常常沦为“空头支票”
达雷尔·韦斯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美国的工人阶级缺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他们丢失了在制造业领域的工作，教育和医疗费不断上升，他们对未来充满悲观，感觉自身命运受到了国家体系的操纵。对于普通人所面临的困难，经济成功的美国上层群体难以体恤，更谈不上感同身受。
特朗普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成功地调动了民众的失望情绪，同时让他们相信：只有特朗普可以帮助他们。
特朗普已向中产阶级承诺要为他们提供帮助，而如果美国橄榄型社会的这一主体人群享受不到多少真正的好处，他们将会对新政府产生失望。
雷蒙·帕切科·帕尔多（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到底是什么驱使英国民众选择抛弃欧盟？简短的回答是，经济问题、社会焦虑以及政治上的被剥夺感。三重因素交织，积聚起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最终通过公投表现出来。正是这种相同的情绪助力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国民粹政党的崛起。
在这些国家中，选民们普遍感到自己已不被传统政党所代表。他们转而选择不参与投票，或者投给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民粹主义政党诉诸简单、情绪化的解决方案，譬如禁止移民、增加贸易壁垒等，以博得民众的支持。
楚树龙（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近几十年来，标榜着“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民主制度遭遇越来越多挑战，甚至步入困境。美国“占领华尔街”的青年人和法国学者皮凯蒂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西方社会“99%对1%”的不平等问题，即社会财富多数被1%的富人拥有，而99%的民众财富不断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选举制度所设立的由多数民众选择产生、代表多数人利益、受民众监督的西方政治家和领导人对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感受，导致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
西方国家一次次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众多议员多来自那“1%”或“0.1%”的上层精英，而不是“99%”的多数民众，他们上台后更关注自己及党派的利益，更关注执政和继续执政的“根本大事”，让选举时所作的承诺常常沦为“空头支票”。
社会撕裂
民粹兴起
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他们愤懑情绪的“胜利”就意味着制度的“失败”
玛丽·格里菲思（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约翰·邓福德宗教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当今，美国社会的分裂比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全面分析美国社会的特征，除两极分化、阶层对立之外，人们被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人珍视种族和民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秉持宽容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坚持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导地位。
莎达·伊斯拉姆（欧盟智库“欧洲之友”欧洲与地缘政治研究部主任）：是什么撕裂了欧洲政治和社会？人们对现有体制和机制失去信心是主要原因。欧盟至今未能有效缓解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放缓、财政紧缩、失业增加等问题，政治家的承诺和决心已经备受质疑，政治精英和草根选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面对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之间意见不一，分歧严重。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更是把本已出现裂痕的欧洲政治和社会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多重危机的综合作用下，欧盟开始分裂。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的极右翼党派，诸如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不断上升。民众认为传统党派不再关切他们的担忧，于是开始远离传统政治制度，远离传统政党。
民众被这些党派吸引的主要原因，不是认为他们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觉得他们“体恤民意”，了解“民众疾苦”。而这些党派拿难民政策作为攻击把柄，也未必出于对难民的极端仇视，而是一种拉票手段。
莎达·伊斯拉姆：传统政党高高在上，脱离基层，相比之下，民粹主义政党更接地气，以激进变革的立场回应民众的关切。放眼欧洲政坛，谁的主张越是强烈地反建制，谁就能赢得民众的喝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欧洲民众内心积累了太多的愤懑，那些抱持排外、疑欧主张的极右翼政党给这些愤懑提供了释放的出口。愤懑情绪的“胜利”就意味着制度的“失败”。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欧盟领导人只有振作起来，与欧洲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遏制极右翼政党掀起的风浪。明年3月是《罗马条约》诞生60周年，这是欧盟痛定思痛、重新出发的一个良好契机。
反全球化
逆流汹涌
保护主义的选项虽然有吸引力，但恐惧驱使下的政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雷蒙·帕切科·帕尔多：英国脱欧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即使英国作为经济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之一，也难免遭受反全球化的影响。英国脱欧以及一些国家民粹政党势力增强，将促使欧盟重新思考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走过了顶峰。
贝尔特朗·巴迪（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为了迎合民意，欧洲一些政党相继宣布拒绝接收移民，采取逆全球化措施。在法国、荷兰、意大利，以及北欧和东欧国家出现了主张排外的政党。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传统政党由于担心被边缘化，竟然很快也附和排外主张，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传统右派，左派政府前总理瓦尔斯公开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太过“放纵”。
拉里·戴蒙德（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及社会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为何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极端主义思想成为近年来西方国家人民的选择？这一趋势背后存在许多原因，需要放在全局中来考虑。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竞争进程的推进，许多人饱受失业、企业倒闭或是经济机会流失的痛苦。他们感到生计、经济前景和下一代的出路受到威胁，因此将希望寄托在主张贸易自由化放慢脚步或走回头路的候选人身上。反全球化的选项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并非正确的方案，正确的做法是采取措施，把这些工人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产业中去。在受恐惧心理和偏见驱使下做出的保护主义政策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人说这是西方反全球化的开始。但全球化、一体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通过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总伴随着反对这一趋势的阻力。
面对全球化，一些人会问：“我们如何向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交代？如何保证本国人民、当地团体的利益？”但这一问题只能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解答——全球化永远是高于本土化的趋势，并且能使大多数人受益。当前的确有反全球化的事件发生，但这类事件同时也为更多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反思并重视全球化的意义。例如英国脱欧后，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民众反而开始思考反全球化后的不良后果，重新审视欧盟存在的意义，对欧盟的态度更趋积极，更加坚定了追求欧洲一体化的决心。
制度改革
知易行难
西方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其困局正是缺少政治改革的结果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根源在于未能回应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中产阶层庞大，多党政治不足以分化社会。在中产阶层庞大的社会，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不敢走向极端。不是政治整合社会，而是社会整合政治。
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又对政治体制提出相应变化要求，但是政治体制并没有作出回应。西方政治体系一方面失去了对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西方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实际上西方自身的政治体制需要很大的改革。目前的困局正是缺少有效政治改革的结果。
拉里·戴蒙德：在特朗普崛起之前数年，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度出现显著下降。从整体看，欧洲与美国社会对民主的支持度在过去20年里不断走低。在美国，这与近年来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最近一次的经济衰退与政府不作为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解毒剂”是证明民主能够解决问题并能对人民的担忧作出回应。
由于选民对精英阶层怀有强烈的不满，因此渴望变革。一旦选民们通过选票没有促成变革的落实（我预测他们希望的变革无法实现），他们还会选择求变。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面对美欧国家出现的诸多乱象，西方思想界的讨论与反思非常多。一些反思还相当深刻，已触及到美欧国家的根本制度层面。
其中，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衰败”的思考是近年来西方思想界在政治领域的一次最深刻反思。福山认为，美国的权力制衡、政治极化以及利益集团导致美国政治走向“否决政治”，面对人民的疾苦无法做出响应，面对变动的时代无法做出必要的改革。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快速崛起，实际上反映出选民面对美国“政治衰败”的无奈，以及无奈之下“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特朗普现象”正是美国民众通过传统方式寻求制度变革无效、开始寻求激进制度创新的尝试。能否成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度给西方世界带来繁荣，冷战后更是进入“高歌猛进”阶段。然而，长期过于倚重市场力量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2016年的乱象也许会触动西方国家推出一些改革措施，其方向就是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偏差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稳步增长，更多地满足中下层民众的诉求。
（本报记者章念生、李应齐、张朋辉、任彦、李永群、冯雪珺、俞懿春、陈丽丹、李潇、李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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