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査道炯：“一带一路”中资企业的政治风险管理

【环球网综合报道】2016年12月17日，由环球时报社与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联合主办，宣世国际文化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高峰论坛在京成功举办。会议邀请政商学权威嘉宾围绕“丝路机遇与企业使命”主题展开讨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致开幕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原司长孔令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査道炯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德国北威州、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中国欧盟商会、俄中友好协会等海外驻华机构代表及江泰保险、德勤中国、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易策国际的企业代表分别针对“丝路两端的中国机会”与“企业跨国发展的中国经验”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

北京大学査道炯教授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海外风险，做了主旨演讲。查教授表示，企业才是应对风险的主体。在应对风险方面，除了政府的支持，企业自身应该做到：了解投资的目的地国内的政企关系、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族群关系、投资的目的地国与它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关系、投资目的地国的选举政治、华人社会并主动参与国外中国企业的叙事。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环球时报的邀请，做国际政治研究的人来企业为主的会议总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们不是做企业的，幸好我个人跟踪过几年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我的专长是国际政治，基本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带一路”项目做好的话，它的主体不应该是看着政府做什么，不要把眼睛盯在中方的政府或者外方的政府，咱们企业自己该做事情保护自己。

那么什么叫政治风险呢？这个里边除了宏观经济、技术设备和企业内部管理因素之外，由于你预判不足，或者是超出预判的经营环境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往往是看政府给什么政策，汇率是什么样，对方什么优惠，这些都是可预判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超出预判的。同时我们往往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下是外交上的困难，被迫撤离，这个只是短暂的风险。那么驾驭风险的能力也是不同的国家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地方，谁都有钱、技术、赚钱的意愿，那么驾驭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不同国家的企业或者说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企业之间竞争的能力。

那么我要讲的主体就是说企业才是应对风险的主体。“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我是学者，不是政府的官员，那么“一带一路”为什么非常好？“一带一路”硬在什么地方？有两条，第一条就是说今天中国要到我们设计的“一带一路”做的事，今年要做的事就像40年前发达国家没有放弃把中国培育成买方市场的努力是一样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为全球经济培养需求，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事主要是以实体经济为主，就像中国自己成功我们是有实力的，有成功的经验，要致富先修路，这样才能够脱贫，才能够工业化，才能够走向城镇化，这个是硬道理，不管哪一个国家参与不参与，也不管政客或者学者怎么说，这是硬道理，我们自己要有自信。

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政府宏观层面是长期性的，1971年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变化，之后像世行或者说其他的大国也在不同的国家试过，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别的国家没有成功？那么也就是说政府的倡议是长期性的，但是对中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条，“一带一路”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中资企业需要记住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做好，我特别反对说“一带一路”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过剩产能的问题，如果在你中国国内做不好你到国外也做不好，因为对方国家也是开放的，不是只有中国一家可打交道，所以跨境的商业行为，做好“一带一路”的第一步什么？把国内做好，不是说在国内做好就就有市场了。成败是短期的，是定性的，所以我想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不能因为中方政府投资意愿规模大或者推动性高，高层反复重要就能够成事，不要指望明年的5月的峰会，这个峰会可以每天开，但是终究企业要自己做。还要看到中国的政府的领导人执政的周期和外国领导人执政周期不一样，不能眼睛盯着政府。

那么对于一个认可“一带一路”构想的国家而言，它的选择是双向的，中资可能受到欢迎，但是在对方的国家里没有义务优待你的中资，不管框架是什么样，大家是竞争的环境，同时我们也不能说从外交上来讲，刚才说隔壁上讲地缘政治，很多是我的同事，你只要到别的国家做事情就涉及到政治，因为就像外资来中国一样，有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我们要记住一条，一些国家和社会不见得向中国的政府一样高度一致认同追求高速度发展，比如说拆迁，中国可以这么拆，外国不行。涉及到外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有的，但是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不是合理，这个合理不是说你拿钱就可以了，要看到正因为你是外资，你受到的当地的社会的同情程度会低，就像一个家里一样，夫妻之间有矛盾但是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你就是一个外人。

有一些当然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就是第三方，美国是不是支持，比如说英国是不是支持，欧盟会不是支持，日本怎么样。今天到会的有欧盟和俄罗斯的同事，我自己觉得为了这一张PPT还花了些时间，对地缘政治和跨境投资的理解，千万不要把它简化为有一个第三方或者一个黑手想让中国的事情做不成，想让中国公司的事情做不成。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地”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把它局限于抽象的国家，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具体的人，这个人在一个互动的过程，就一个家里一样，你过日子有规则，来了一个生人不管你是谈朋友还是以后嫁进来，你都得学着，你得多长一个心眼。但是体现在跟外资互动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投资的，只不过是这个家可能是群体，同时在判断地缘政治的时候我们不要对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有什么错误的理解，非政府组织之所以存在是有道德基础的，就是做桥梁作用，对任何国家，只要它存在，只要它没有被打进大牢是非政府不是反自己的政府，不是你的敌人。

中资企业在我看来，我们比较缺乏的是什么？中资企业就指着发展改革委说什么，指着商务部说什么，我们很多的投资合同过于简单，或者说投资的过程当中不太理性，在我看来，双边的框架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我如果跟在座的记者和企业的同事考考你，中国跟哪几个国家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估计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协定能保护你什么？还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我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说咱们好好的研究这些细节，把对方政府对你的企业的义务和职责写进项目的合同，包括第三方商业仲裁，有争议的时候不是说找商业部和大使馆，不见得能挽回你在财务上的损失，但是在民生上依法办事，我们可以多交流这方面。

同时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商会在中国的做法，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驻在国的企业的商会建成跟对方和国内政府建言的渠道。我到过一些中资企业在国外的商会，很多的商会就做一件事，春节吃顿饭，你问这个商会在你们会员单位里面到底有多少中资在这个地方，它都说不清楚，它没有这个必要。你再对比对比，比如美国在中国的商会、欧盟在中国的商会，它对中国政策的了解，他去游说中方怎么修改规则，去游说它的政府怎么跟中方谈判，往往发展改革委出一个文件在网页上，外国商会比我们知道的全，我们在国外的商会做不了这个事儿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学者对我们企业能够做的贡献，我们现在这方面做的太差了，包括这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两个协定很多条约性的东西需要修改，有一些实在太老了，需要更新内容。

除了法制方面以外，企业做的就是CSR就是社会责任，对于社会责任也是要落实到合约里面去，没有一个定性的内容和方法，往往中资有一个偏向，就是一提到企业社会责任，就觉得你不就是缺钱嘛，给你钱，给你修桥，我给你办学，甚至有很多的企业拿的是直升机把纸币送到当地的农民家里去了。对方的人可能穷，但他要的不是给你跟他显摆。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企业出版一个报告，那么CSR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是说慈善的，要保护自己，不论一家中资企业在国内是不是国企，你在当地立项了要跟当地的社会融合，千万不要拿你是国内的企业的骨干企业，压不了任何人，就是要跟对方一起成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这几个要点说一下，如果说“一带一路”下面企业除了政府的支持很重要，企业在政治方面该做什么的话，我觉得有六条，第一个要了解投资的目的地国内的政企关系，第二个是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族群关系，它是具体的人，第三就是投资的目的地国与它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关系，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对方它的精英认可什么。刚才有同事说中国走出去时间很短，我们自己的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这一届政府和法国、英国签订了关于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对不对？这里不是违反政府政策，我们要了解这方面。还有一个我们得去了解投资目的地国的选举政治，因为在很多的国家，一旦到了选举周期，包括中资在内的外资项目就会成为竞选党派或者个人指责的对象，你必须得提前应对。第五个是华人社会的存在，因为中资企业去的话，一个你可能是利用语言上的方便，另外一个华人社会的存在对于中资企业做稳项目来说是一个双刃剑。第六就是说主动参与国外中国企业的叙事。别那么束手束脚，我大概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