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能否走出民粹困境

房宁：民粹未必就是“草根”

对民粹主义的含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理解。过去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与中下层、“草根”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似乎需要有一个重新定义或认识。比如很多人将特朗普的胜选归结为民粹主义，但今年我们观察美国大选时发现，如果按照收入对美国社会进行阶层划分的话，特朗普在相应六个阶层中的支持率是均匀的，说明他的选票并非“穷人化”的。

这是不是说民粹主义有点形态上的变化呢？我的看法是，今年确有民粹主义，但这种民粹主义和过去比较下层的草根社会阶层不太一样，可以概括成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原有主流社会群体随之被边缘化，于是他们变得不满甚至愤怒。在今年美国大选中，不管支持哪个政党，投票选民的60%以上都认为美国的方向错了，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出现了瓦解，对政治正确性开始怀疑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民粹主义。

也就是说，现在的民粹主义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后，原来社会主体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因此，现在的民粹主义或许就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主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描述和理解民粹主义的话，那么世界政治想要走出这种民粹困境将会很难。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进入这样的困境，它才刚刚开始。(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喻国明：民粹是精英掩盖焦虑的借口

我不认为存在民粹主义这样一种现实。在互联网背景下，精英阶层面对话语权旁落的历史性趋势产生焦虑，因而找了“民粹主义”这样一种借口。媒介即信息，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出现，真正价值并非带来新的传播通路和手段，而是使社会资源重新连接，权力重新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激活了个人，使每个个人成为主体，整个社会权力开始向这方面转移。

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精英政治那套开始难以为继。这就出现了新媒体赋权的说法，其实质是关系赋权，谁能用新的模式、逻辑、手段来激活、整合、运用这种关系，谁就成为新的社会力量代表。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人们觉得有民粹这样的现象，其实它是权力在下沉后以一种新形式加以表达的结果。

有人说过去传统媒介像男性性格，互联网更像女性性格。过去那种社会性机构传播的社会连接，有商业规则或行政规则管它。但现在当个人成为社会连接主体时，仅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影响和聚合它已不奏效，非理性非逻辑因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精英阶层的权力运行逻辑中缺少这种非逻辑非理性成分，因此他们必须要有巨大转型。

当然，理性的力量仍然非常重要，社会治理是专业程度非常高的事，永远需要精英操作和指导。但它今天必须加上非逻辑非理性的力量来形成情感认同、关系认同，以此赢得人心、获得信任，这样才能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乔良：全球政治困境导致民粹的兴起

民粹主义实际表现为反主流主义，因为反主流主义总要寻找和利用支持它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一般都是社会中下层。但民粹主义的代表从来都不是草根而是精英，他们是利用“草根”来达到自己的诉求和目的，尽管他们的诉求也迎合了草根阶层的利益。特朗普的胜利，就是他成功利用了民粹主义工具，动员了美国中下层人群。

世界政治能否走出民粹主义？我认为很难。原因首先在于并非民粹主义导致全球政治困境，而是全球政治困境导致了民粹主义。当今全球政治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推动的美元全球化走到尽头的结果。当全球资本每年流动规模高达两千多万亿美元，而实物GDP只有七十多万亿美元时，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其结果就是南北对立和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不仅出现在弱小破碎的国家，在富国同样出现这种现象，这就形成了各国民粹主义的基础。

面对民粹主义困境，特朗普开出的药方全部是维护美国利益，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包括中国的利益。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此进行反制，就都不可避免地要动员本国民粹主义做工具。如此一来，世界政治又怎能走出民粹主义困境呢？

要走出这个困境，根本上还是需要解决南北对立、全球贫富分化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互联网推动的新时代。互联网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去中心化，支持多元化、多极化世界的，人类只有借助这一工具，才能有效化解南北对立、贫富分化问题。(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萧功秦：别把左右之争理解为民粹与精英之争

把特朗普当选视为“民粹主义的胜利”，这是源自西方主流话语的一种令人怀疑的说法。事实上，西方学术、传媒精英中的主流思潮是奥巴马、希拉里所代表的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由于特朗普反对左翼激进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反精英主义”，而“反精英主义”就被方便地贴上了“民粹主义”标签。实际上，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属于右翼保守主义。他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长期以来带来以下灾难性后果：

一是左翼主张全球化，从而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和资本外流，以及工业空洞化，1/3美国人生活在温饱和贫困线以下。二是左翼的平权运动，向弱势群体、低收入人群进行福利倾斜，负担转嫁到中产阶级身上。三是移民边界开放政策，导致美国社会内部文明、文化、种族的冲突日益加剧。四是左翼充当美国民主的国际宪兵，输出“普世性”民主革命，造成美国国家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正是美国人民在政治钟摆效应的支配下，进行自我修复，最终选择了保守自由主义这一派。特朗普和希拉里之争，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这样做只会模糊问题的本质与焦点，而应该理解为是美国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争、右翼和左翼之争、务实派和理想主义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谈论特朗普时最好不要再照搬民粹主义这个词。(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张树华：借助民粹思潮是饮鸩止渴

对于民粹，我认为不要用“主义”，要用“思潮”，因为民粹思潮不像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那样，它并无统一政治指向和价值内核。民粹思潮在2016年变成国际性的政治现象，它由少数国家的内政问题，或是过去通常发生在弱国的现象，蔓延到英美等西方政治世界。我们要认识到，民粹思潮泛滥具有特定社会土壤，但它只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现象，终会过去。

对一国发展而言，民粹思潮是双刃剑，借助民粹思潮往往是饮鸩止渴，只为获得短时利益。民粹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在一国内部引发冲突，很可能会导致右翼强权。当年叶利钦就是靠民粹思潮反特权、反苏共、反苏联上台，然而后来普京上台又不得不通过权威主义来整顿秩序。

按此逻辑，我想特朗普上台后也不会那么容易，因为美国面临很多问题不是靠民粹能解决的。民粹容易造就破坏者和革命者，但很难涵养建设者。真正的政治领袖即便是借助民粹上台，之后也要暂时放下民粹的工具，转而在经济或政治上做些踏踏实实的事。今后需特别注意的是，极端民粹思潮往往用排外主义等口号去解决内政问题，这很可能引起国际政治冲突，甚至可能爆发战争。(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潘维：对“变化的时代”要有心理准备

关于民粹主义，我谈三点。第一，民粹主义(Populism)在英文里是好词，对应“精英主义”，但在汉语里是个坏词。原因在于当年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批判，我国政治学界对这个词的理解受此影响。

第二，这场从欧洲到美洲的民粹兴起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三产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导致生活也发生变化。新兴行业的精英大谈技术的未来，使传统行业从业者甚至过去的精英感到失落。事实上，他们与新兴行业从业者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最后，变化导致时代高度变迁。整个19世纪是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欧洲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本身又在欧洲内部引发剧烈斗争，仍处于第一产业的国家也卷入这场斗争，结果40多年内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的困境是否比昨天的更难？我觉得不一定。这就是变化的时代，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我们要做的是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心理准备。(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未经作者复核)

秦晖：骂民粹不如反思全球化

特朗普当选到底与“民粹主义”有多少关系？美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民粹，但特朗普很难说是。他在资金与媒体上都不占优势、主流政界财界学界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按美国的民主规则胜出，但这并非民粹的胜利，相反却是“民主派”的失败，因为他的主张是过去民主政治中主流的左右派都不能接受的，多处突破了底线。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民主，存在两种批评：一种是民主虚伪论，说西方搞的民主是假的，是被金钱操控、被媒体愚弄的。还有一种是根本否定民主，百姓很愚蠢，社会就应让精英来管。“特朗普现象”出现后，批评民主虚伪的声音有可能式微，但说民主本身不行的声音有可能会长起来。

这事怎么解释？不能说美国选民原来聪明，现在突然变笨了。只能说这个世界正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美国民众以前没遇到过，美国精英以前也没遇到过，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前也没遇到过。怎么对待未来？其实主要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如何对待全球化25年的进展的确需要深度反思。这远比骂民粹主义更重要。(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