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有重大过失”如何定义？

见义勇为“有重大过失”如何定义？

背景：12月19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三审，为鼓励与保护见义勇为行为，草案三审稿新增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京华时报发表颢钧的观点：“别让好人流血又流泪”，是近十余年来公共舆论场上不时就能听到的吁请。用制度保障见义勇为者也因此成为一个选项。我不太同意有的媒体把这一条新规捧上了天，认为新规解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将对弘扬见义勇为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事实上，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损害不担民事责任，还有个尾巴，即“有重大过失”除外。救助并非天然无责，见义勇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担民事责任。苛求救助不产生损害，当然不合情理。但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于常识判断并尽量控制救助产生的损害——如果普通人的合理预判都能看出，救助对被救助人造成的损害，较之不救助还要严重得多，这恐怕无法为救助人免责。法律认可见义勇为，也绝不能鼓励见义乱为。选择见义勇为，其实就是选择了一份责任。这也是见义勇为高于法律的道德感召之所在。

*小蒋随想：*国外有一个案子，某人出车祸被困车内，车辆起火面临爆炸，另一个人将伤者拖出事故车，伤者因拖拽伤到脊髓导致瘫痪，进而将救人者告上法庭，法院后来判定救人者无责。原因是，如果救人者不及时相助，伤者可能因车辆爆炸身亡。在危机紧要关头，要求他人100%安全地救人是苛求。现实不是纸上谈兵。按照医学急救规范，脊椎受伤者应进行外部固定后才能搬动。可救人者哪知道伤者伤到脊椎？车辆即将爆炸，又哪有时间与器械进行固定？举这个例子，是想探究“有重大过失”的含义。所谓“过失”，究竟是要求“完美无暇”，还是要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点对于救人与免责至关重要。见义勇为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但不能给救助者戴上沉重的、过高的责任枷锁。对“度”的把握，需要人心这杆秤。

救护车与收费站掐架，须上位法化解

背景：12月11日，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中医院派出一辆救护车，接一位车祸伤者回医院。救护车在驶出乐雅高速夹江南收费站时，为了要不要交12元过路费与收费站起了争执。结果，载着伤者的救护车停留了24分钟，最终伤者家属交了过路费。

*京华时报发表沈彬的观点：*一边是一二十块的小钱，一边是一条亟待送往医院救治的生命，天平两头，孰轻孰重，一清二楚，可闹剧却发生了，为什么？说到底，急救车和收费站两家，都把生命当成了博弈工具，都急于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没把病人当回事，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004年之前，救护车在很多地方是不收过路费的。但2004年《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享受通行费减免优惠的只有六类车辆（包括军车、执行任务的警车、运输联合收割机的车辆等），其中并不包括救护车。这样一来，救护车的“习惯性权利”就没有了。医疗系统一直心有不甘，总觉得自己属于“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应该享受这种优待，就一直采用各种手段“撞线”，甚至不惜在很多个案中以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作筹码。对此，必须早立规矩。目前，北京、广东、黑龙江等省份已通过地方性法规，给予120救护车以特殊待遇，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减免通行费，其他省份不妨及早跟进。

*小蒋随想：*收费站要按规定收钱，救护车要以道义免费，二者都觉得自己正确无比，相持不下就杠上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路怒症”，反正在气头上的、自身无恙的双方无视第三方——伤者还在救护车上等着救命，“生命至上”在那一刻成了浮云。鉴于此类僵局在各地不断上演，单纯讨论个案中的是与非未免狭隘，也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真正有必要追问的是，在有关法规与条文中，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不在减免高速路通行费的范围之内，是否合理？如果答案是“合理”，北京、广东、黑龙江等地何必对急救车给予优待，这算不算违反上位法？如果答案是“不合理”，就该尽快修改上位法，有效化解有关矛盾，避免各地各自为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确保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以“良法”维护法治的公信力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