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能否为美经济增长再添力
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距离正式就职还有时日，不过他已经开始就自己的经济政策到处发声。特朗普日前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比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准备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
这一提法在全球引发热议，尤其引发了欧洲，这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量值上少数能与美国平分秋色的经济集团的关注。欧元区经济“领头羊”德国、法国在特朗普减税主张公布后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然而，事实是，减税政策能否成行本身就存在悬念。
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距离正式就职还有时日，不过他已经开始就自己的经济政策到处发声。特朗普日前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
资料显示，在特朗普竞选时，经济政策核心之一便是大规模减税。他主张启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的最大规模税改，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这意味着美国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目前的39.6%降至33%。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特朗普准备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并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10%，所得用于投资经济困难的州。
特朗普还准备废除使美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税收条款。35%的企业所得税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将促使大量海外资金回流美国，并鼓励投资者扩大在美国本土的投资。
然而特朗普减税政策构想能否达到其执行的初衷，还要受到美国财政状况的制衡。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从历史上来看，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于上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里根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减税运动是其重要一项，即“30%减税计划”：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降为28%、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6%降至33%。里根政府认为此举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在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时，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这为其赢得了50个州中49州的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胜选差别最大的总统。
钟飞腾坦言，减税并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这一理论并非被证实是条件直接导向结果的；另一方面，美国里根时代和现代的环境背景、经济增长要素已经完全不同，应该看到，里根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衰落了，其减少国家干预、让市场机制的“内核”在现代全球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已经很少起到作用。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则认为，特朗普减税和里根时代相比，应该有类似的效果，但可能比不上里根时代。
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4.4万亿~5.9万亿美元。如果政府收入减少后能相应地减少开支，财政赤字未必大幅增加。但如果开支并未减少，就意味着要靠政府增加负债来弥补亏空，这部分的债务增长幅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美国能保持2%~3%的经济增速，外界对美国债务危机的担忧并不大，因此美国有增加财政赤字的空间。债务增加会导致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有上升趋势，但出现高通胀的概率不大。”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说。
一份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与税收政策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经济报告显示，虽然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在短期内能促进美国经济、增加工作岗位，但到2024年，这一积极效应将逐渐消失，进而产生负面危害。
沃顿商学院发布的模型预计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在2018年能使GDP提高1.1%；但在2024年，这种正面的效应就会消失殆尽，到了2027年，GDP将因此倒退0.78个百分点；到2037年，他的计划将使得GDP的增速比原先的预期低4.6%。
从地区来看，“不用过于紧张减税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钟飞腾指出，美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北美，在亚太的投资累计约为8000亿美元，只占15%~20%。在亚太，美国主要投资地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如果有影响，更多也是对这两个国家。以新加坡为例，美国企业在新主要投资领域为储蓄机构等金融业、电脑芯片等零部件生产、原油炼化加工等几类，这些产业是否能够或者值得搬回美国也是需要考量的。
记者观察
美国减税政策可是“放空炮”？
记者 刘旭颖 荣郁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减税政策目前在全球引发热议，然而减税政策能否成行本身就存在悬念。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告诉国际商报记者，随着特朗普经济团队的主要人员陆续到位，其幕僚团队与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就减税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共和党众议院领导层倾向于将企业所得税最低税率维持在20%。不过，数字上的“误差”不会影响特朗普就职后迅速出台减税政策，这也是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却指出，即使特朗普有极大的理由推动减税政策，但能否执行也很值得怀疑，这从其选民基础，也就是支持者是否可能执行该政策就可窥视一二。
钟飞腾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由两大类人群构成，一类是白人中产阶级——这类人由于薪资的长时期停滞或下降已经将自己称为工人阶级——或是反对美国精英制度的人，这类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其所从事的行业也主要是非创新型行业。这类企业的产业链或者说生产链已经铺在国外，而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又能减下去多少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企业放弃原有的工厂、廉价劳动力、市场等盈利优势而回到美国呢？
至于另一个选民基础是美国一些“有钱人”。钟飞腾说，这些人更青睐于全球配置资源。从理论上来看，如果美国的企业税无法降至全球最低，跨国公司依然能够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地，并且这些企业实际上做的更多的是利用一些灰色地带的政策避税。这对于美国或者任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规模巨大的减税政策，毕竟企业海外投资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供应链是否完善、当地市场潜力、法律法规、劳动力素质和价格、当地环保政策等诸多因素。企业税率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