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三代从医诠释“ 医者之心” 思辨“医患困境”

徐汇区嘉善路的甘邨，1931年建的老弄堂里，住户几经更迭，已没几个人知道老陈做过医生。退休多年，加上眼疾导致视力减退，老陈也懒得多走动。

但7年前听到外孙被医学院录取的那天，70多岁的老陈搀着90多岁的老母亲摸摸索索去店里买巧克力，又爬上爬下给街坊每家每户发，得意地宣告“后继有人”。

相似的激动，还有一次是30多年前——女儿考进医学院时，老陈陪着女儿走在校园林荫道上感怀万千。

老陈说，医生三代，其实不少。但百般搜寻，能同时接受采访的也难找。

如今职业选择已和代际传递关系不大。但因中医千百年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医二代不愿从医”的现象难免令人唏嘘，尤其伴以全国多地暴力伤医事件屡屡发生的背景——11月20日，一位护士因家属对配药过程不信任导致受伤，面部缝8针；11月22日，一位女医生被刺9刀，其中一刀刺破心脏……中华医师协会发布过的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医师中不希望子女从医的人数为78.01%，希望的人数为6.83%，无所谓的人数为15.16%。

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在书中提到价值观的代际转变，“变迁的实质是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达、自我选择价值观的转变，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会对这种变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老陈一家三代的选择，映衬了时代更迭，其职业价值观的变迁之中，亦有不变。

念想

老陈是医生，但严格来讲，不是“正规”医生。

老陈曾经铁了心想考医学院。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他第一志愿就是上海医学院，差了两分，被第二志愿复旦大学生物系录取。“反正都和生命科学相关，实际上那时基础科学比医生吃香，因为有苗头好得诺贝尔奖。我其实也是想做研究。”他自我安慰。

老陈高考前一年，父亲肺癌去世，对他打击很大。“父亲很难过，他以前也想做医生。”老陈祖母的父亲曾是宁波有名中医，绰号“钟半仙”。但中医讲传承，且传男不传女，因此祖母的兄弟都做了医生，而祖母无缘从医。老陈虽然没上成医学院，但还是忍不住和医沾边。大学毕业，他常跟着当中医的舅公学看病，学望闻问切。老陈到现在还记得一张偏方，叫“苍耳子草”，草的芯子里寄生一只虫，取出来浸到油里，贴到疖子上，万试万灵。

毕业后，老陈原本要留学，研究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可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他只能被分配到内蒙古。一年后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电器厂。

大概老天也不忍断了老陈的念想，他居然在厂里当了医生。

始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城市里建起三级医疗体系，第一级是以单位为基础，各个工厂都有医院或卫生室。某种程度上来说，厂医相当于城市里的赤脚医生。老陈毕竟是正规大学生物系毕业，1960年就被安排进保健科，之后当了保健科科长，带着两位赤脚医生、两位护士，“边干边学”。工作不仅仅是看病，更多是预防，比如除四害、宣传义务献血、去食堂监管卫生情况。

老陈的确有医学天分。他曾看一位金工师傅脸色不好，凭直觉带到医务室，一听就发现严重早搏，送到医院诊断为心肌炎，住了半年多终于抢救回来；还有一次，有位温州客户“肚皮痛”，他一摸就觉察到严重性，立刻送医，原来是急性胰腺炎，客户得以保命。有上级医院医生觉得老陈“只在厂里当医生太浪费”，1974年送老陈到华山医院进修。

学到的东西真多！老陈说，每天接触全国各地来的病人，内科、急诊、口腔科。不过，老陈最终没能留下继续学习工作。厂里催他回去。而且，当时厂里的收入确实比医院高一点点。“那些时间多少苦啊，一切服从安排。有人正规航空大学毕业，也就在唐古拉山口小卖部讨生活。你没有能力反抗，否则又一顶帽子上来。”

老陈做了38年厂医，从1960年做到1998年，直到主治医生，经历了中国医疗制度由曾经的“政府企业负担”逐步转向市场化改革。

总有人感慨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制度好，政府投入多，看病不要钱，但老陈感觉，都靠政府、企业补贴，不现实。“我作为科长，知道医保哪里来，都是从厂里效益的百分比提出来的。厂里限制，我不好超过的。药的品种也有限制，钞票要算了用。但是我做医生又体会到，有些进口药药效确实好，如果大家都用，医保出不出？不得不‘自费’。当时国家情况就是这样。”

对于那些没法报销的同事，老陈能想的办法就是和工会商量，“实在太困难，给人家点补助”。

至少在那个年代，医生职业很吃香。老陈说：“医生就是救死扶伤！一个人因为你活过来了，老安慰的。你毕竟在做好事情！”

因此，女儿小陈高考前，班主任把老陈叫去谈话，说两个公费保送名额，给你女儿一个，可以保送华师大电子计算机系，国家重点培养。

老陈想了想，只问一句，如果不保送，女儿成绩能不能考上医大？

老师说，发挥不失常的话，笃定。

老陈斩钉截铁，那就不要保送，考吧。

机遇

老陈羡慕女儿、女婿遇上“充满机遇的好年代”。

他到现在都记得送女儿上医学院的那天。离家不到2公里的路，他和爱人一起送女儿去。走在校园里，他激动地想：我没实现的梦，女儿帮我实现了。

小陈医生1981年上大学，1987年毕业。

在那个年代，出国热像潮水一样席卷高校，几乎每个校园都有英语强化班，托福、GRE 的培训广告随处可见。伴之以出国潮的还有下海潮，人们一批批地下海，似乎只要离开体制就能发财。

在经历出国潮、下海潮之后，小陈同班同学只有1/3做了医生。

小陈医生也有过机会。1996年，她被公派美国1年半做访问学者。结束后，有老外邀请她留在美国，但她选择回国，被说成“crazy（疯了）”。

“我跟父亲这一代完全两样，我们全是改变，机会太多了。”小陈医生觉得，机会多了，反而更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人生的追求是什么。

她记得，上学时父亲对她读书抓得很紧，难免有逆反心理。有次父亲问她：“你为谁读？！为自己读，还是为爸爸读？”“为爸爸读。”她讲心里话。父亲更生气：“我要你为我读做什么？爸爸已经读了复旦大学。为我读就不要读了！”

从那以后，她审慎思考过自己的多次选择，包括为什么从医。“去国外，物质生活很好，但很可能不能做医生，我始终是喜欢做医生的。有父亲的影响，也有自己工作中的成就感。人生不是完全靠钱来衡量的，还有方方面面的因素。”

现在，小陈医生不再是“小陈”了，她成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麻醉科主任。她手里救回来的人，有被果冻呛到已经眼皮直翻的幼儿，有输了40多袋血的危重产妇，有车祸把气管撞断的重伤者，有英国人、美国人、中东人。

她的丈夫邹医生也是明确要做医生的人。他比小陈医生早3年毕业。当时他所在科室里同龄的8位医生，走了5位。现在他是华山医院外科副主任，华山东方乳房专科医院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

邹医生的父辈不是医生，但有另一个人承担了感召者的角色。

他1978年参加高考，原本考的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系，分数高了20分。

但体检时被诊出纵隔结节，现在知道是良性肿瘤，但当时直接失去升学资格。

2个月四处求医，跑遍南昌，再到上海，辗转多家医院，遇到各式各样的医生，却始终没有明确诊断。

他到现在都记得，在北京路那个老胸科医院的门卫室，帮忙介绍的人拦下一位个头高大、风度翩翩的男医生，那人拿着片子对着自然光看了几秒，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报出病名，说可以来住院手术。

“那种自信、笃定，太让人信服。”邹医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善芳，病愈回家后就改了志愿，要读医。

他在考上上医大之后专门拜访过吴医生。吴说，很高兴他学医，另外要他“不要太辛苦”。毕业一年，他本想再去看望，却得知吴医生已离世。

邹医生说，他做了医生后才体会到这句“不要太辛苦”可能有两个概念：一是叫他当时病后注意保养；另一个是指做医生不易。

在儿子出生前，邹医生在医院度过最艰苦却最充实的时光，做住院总值班、直接跟随大专家上台手术、大量学习国外先进术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对医疗资源和技术的提升功不可没。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使公立医院的数量、床位、设备、人员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增长。各医院开始做强专科，分科越来越精细。患者也更方便在任何一家医院就诊。

但同时，公立医院市场化之后，政府不断降低对医院的投入，以药养医的盈利模式形成，医院不得不自主创收。

而人心一旦被怀疑，关系便再难恢复如初。当一线医生们拼死拼活多看一个门诊、多接一个急诊时，在一些患者看来，不过都是挣钱的手段。

刺眼

实习之前，第三代的小邹觉得医学就是治病救人；实习之后，他发现比治病更复杂的是处理人际关系，比如怎样和患者沟通。

小邹成长的时候，还是父亲单位分房的年代。而在那一栋医生云集的公寓里，与小邹同龄的其他6个医生家庭孩子，没有一个学医。

25岁的小邹笑笑说：“我是另类。”

2009年，小邹报考交大医学院8年制之时，已是医患纠纷走向流血冲突的阶段。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疗纠纷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第一针没扎进血管、言语不合等事由都曾使患者方情绪骤然爆发。

小邹说选择是在高二做出的，那时他回想了擅长科目——生物、化学，又和父母讨论了“学商不适合老实个性”，于是定下心读医。

他以为父母并不支持他的选择，因为父亲没说鼓励的话，只说“学医很苦，回报很晚，前期投入很大”。邹医生却说，其实他早有让儿子学医的想法，只是从不表露，希望由儿子自己做出负责任的选择。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儿子被录取的日期，与今年6月儿子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是同一天。

目前小邹医生正在度过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他一般7时30分上班，查房、门诊、写病例、跟手术，晚上回去还要琢磨论文。受制于目前临床医生的职称评价体系，科研水平依然是医学生就职、临床医生晋升的关键因素。

有次，他一夜只睡了2个钟头。外公知道了，也没安慰，只说：“做医生就是这样，侬只好下班后抓紧休息。”

他实习的医院与母亲所在的医院恰好是同一家，经常同时间在手术室，却几乎没有照面。“他是眼科，不太需要全麻。一般都是他做完手术，匆匆忙忙出去；我管麻醉，专心处理我的病人。”陈医生说，偶尔下夜班看到儿子，满面倦容，胡子拉碴。

实习至今，小邹医生有一点体悟，就是要守原则。他目前刚获得医师执照还不能独立门诊，因此跟着主任做助手。一位看上去不富裕的老妇人恳求他，上周刚做过检查，这次可不可以不做？他一心软，要不就算了，帮人省点钱。但带教主任后来一眼发现问题，一查，果然病情又有变化。“这对我是个教训，视网膜病，一周病情可以改变很大。”

“如果你同情他，就在不涉及原则的范围尽可能帮助他。但绝不要破坏原则。”小邹说。他听说有位学长为帮患者申请赔偿而修改诊断，结果被人告发。

在朋友圈，他也会转发一些表达医生无奈的文章，一般“只转不评”。他说，这两年舆论好些了，前几年不管是说医生好的还是不好的，评论都是清一色骂医生，看了特别刺眼。

小邹说，他并不看重现在收入的多少，希望得到的是患者的认可、职业的尊严。

而说服自己继续做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断告诉自己，“以后会好，以后会好”。

矛盾

关于医患关系困境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最后往往归结到反思——医疗的市场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十三五”医改规划专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在多次发言中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评价中国医改的一句话，“中国做医改，不需要到处看，你们好好比较前30年和后30年，就能找出答案”。

她始终认为，医疗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机制对每个医院的微观效率是好的，但对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宏观效率，要打问号。

也有反对者认为，当前局面正是因为此前多次改革都没有完全市场化。

老陈认为，宏观政策层面的讨论，医生很难插话。他只是单纯地觉得，现在有些事情“看不懂了”。

他印象很深的一则新闻，男的急诊病人被推到女病房暂住一晚，安排的护士却被女病人的家属打了。“人家是急诊呀。医生有医生角度看问题，患者有患者角度。比如有病人在急诊排队，但如果有更紧急的病人马上就要倒下，你是让他排队还是不排队？这毕竟不是在饭店吃饭，谁先来谁先吃。这里面肯定有矛盾。”

他犹记上世纪60年代一位工会主席，因生脓疮去医院打青霉素，当时在皮试之前并未要求进行划痕试验，结果患者皮试过敏没能抢救过来。此后，市卫生局要求，皮试前必须进行划痕试验。“医学就是从一个个失败中发展出来的，这里面不仅仅是医生的功劳，其实也有病人的。这是不能忽视的。”

“宁波有句老话，上半夜想想自个，下半夜想想人家，就是说一个人不要只是考虑自己，也要想想我这样做会影响到别人吗？如果一门心思只管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是不行的。”

虽然老陈一再说自己生不逢时，说女儿女婿这代有机遇，感慨外孙这代竞争太激烈，但这三代人，却在不同的时代作出了相同的职业选择。

哲学教授陈嘉映在随笔 《医生职业为何崇高》中写道：即使现代人进入了这个行业而不是那个行业，更多基于考虑和选择，但这些考虑和选择仍是伴随着出身、禀赋、感召等做出的。

“大概就是医者之心吧。”老陈说。

老陈也感叹自己没有经商的头脑，错过商品房的机遇。但他说到有药企销售看中他医生身份要他“讲课”时，又忿忿然表示，“我不了解的不可能瞎说，医生要有医德”。

小陈医生最纠结的事，是给已脑死亡的遗体捐献者拔管。要眼看着病人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但为了去救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做。

邹医生认为，要让病人理解医疗总有一个从不懂到半懂再到全懂的过程。当前就是半懂不懂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冲突，更普及之后，应会相互理解。

而小邹说，无论环境再怎样恶劣，这个职业依然有它的价值。他就想做一个“零件”，专心致志把分内事做好。（记者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