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是“文明冲突”，还是治理危机?

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会议上表示，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手段在德国境内禁止佩戴覆盖全脸的面纱。“蒙面面纱不属于德国”，这获得了很多德国人的支持。

包容越来越成为“奢侈品”

曾几何时，欧洲被誉为对不同宗教文明最包容的地方。但是，经过2015年底的巴黎暴恐事件，再到今年时有发生的极端宗教分子恐怖袭击，让这种包容越来越成为“奢侈品”。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国“布基尼”禁令事件，尽管在法国最高法院对禁令做出“无效”裁决后告一段落，但法国社会在坚持“世俗化原则”和尊重多元化现实之间各执一端的争论依然激烈。

多元文化之间是走向和谐共处的坦途，还是滑向“文明冲突”的深渊，是在欧美知识界由来已久的难解辩题，也在难民问题、族群分裂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加剧的今天，成为西方国家陷入政治分化和政策困境的深刻背景。

欧美社会内部的“文明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海滩上少数包裹全身的布基尼自然比裸露的多数更扎眼;德国新年性侵事件中的作案者，仅仅从长相就能分辨出他们的难民/移民背景;欧洲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对立也被具象化为“教堂与清真寺数量的此消彼长”。多数欧洲居民认为穆斯林过于“可视化”和“具有文化影响力”是让他们感到“不适”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在公共场所禁止宗教服饰到在沙滩上清理布基尼，外在的文化差异成为欧洲国家政府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清除对象。

为减少本土民众对于外来人群“更不安全”的担忧，欧洲国家在公共安全上采取的也是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措施。例如，法国先后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起“城市敏感区”和“安全优先区”，但结果是一些地区成为犯罪滋生之地，以至于在法国生活、一向奉公守法的华人群体也饱受池鱼之殃。

在“文明冲突”的表象后面，外来移民在欧美社会难以融入从而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社会上的不平等。

在多数欧美国家，移民是殖民化历史和老龄化社会劳动力需求的产物，其身份带有“被征服者”和“客工”的先天印记，难民更是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很难想象这样的“出身”能为他们迅速获得在教育、就业和进入主流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移民成为贫困的弱势群体，是法国失业率最高、收入最低的人群之一。即便在移民融入相对较好的德国，尽管法律有关于平等对待的明确规定，但社会对于外来者的隐性歧视也广泛存在。物质上的贫困和身份认同上的无可归依，很容易导致精神上的贫困和极端化，日益庞大的移民后代群体中出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也就难以避免，欧洲“独狼式”恐怖袭击难以根除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文明冲突”刺激了社会群体分化

西方国家曾先后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解决文化融入问题，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社会融入问题，不但有意无意间回避了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在遭遇本土民粹意识的反弹之后便浅尝辄止，在政治上迅速退却。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将经济社会问题与身份政治挂钩，将不同族群牢牢地贴上了“文化”的标签，造成族群分化甚至对立的意识倾向进一步公开化、社会化，本土民众对贫富差距、社会治安、失业高企甚至房价飙升、物价上涨等现实问题的不满和不安情绪，从此都有了明确的宣泄对象，而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穆斯林群体就更容易成为“出气筒”。在本土民粹和外来极端两种意识夹击之下，欧美国家对社会融入的“有效治理”只能靠政策摇摆或个案解决来疲于应对。

“文明冲突”命题在欧美也是精英们对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相互建构的思考结果。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二十年前正式提出这一命题时，就始于指点国际关系经纬。尽管在他和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美国内政演变的忧虑，尤其是对于美国本土盎格鲁撒克逊精英政治最终会淹没于拉美裔移民潮的恐惧，才是最为真切的忧虑，其内忧远大于外患。

作为国内政治忧患的外化产物，在冷战结束、“历史终结”的背景下，“文明冲突论”又成了“树敌于外而自强”的美国式现实主义政治思维的必然产物，是意识形态对立的变种。

“文明冲突”的立论前提是承认文明/文化的多样性，相对于抱残守缺的西方文明普世论无疑是进步了，但它随即就拐进了将文明多样性与世界多极化直接关联、认定文明间相处必然走向冲突宿命的死胡同。前者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现代说法，简单地抹杀了人类社会通过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共性和交集。后者则似乎被随后发生的“9·11”事件坐实了，而近来欧洲在难民危机和反恐应对中类似布基尼禁令这样的文化冲突也暗流汹涌。但欧美精英们率先从理论和政策上举起“文明冲突”的旗帜，不仅强化了冲突意识，刺激了社会群体分化，加剧了国际关系争端，还破坏了社会群体走向融合、国际社会相互包容的努力，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文明/文化多样性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现实，但冲突不是文明间相处必然蹈向的宿命。只有在欧美社会开始认真反思导致内外“文明冲突”的根源，欧美政府不继续回避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之后，欧美的内外治理困境和危机才能得到真正缓解。(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