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看剧话“焦虑”

《欢乐颂》《小别离》等电视剧播出后,中国的“中产阶层”又火了一把。这个从西方舶来的概念,定义含混,标准不明,却总能引起许多人共鸣。电视剧里,中产阶层的主人公看似衣冠楚楚,却要为生活艰辛打拼。不论是实实在在的房产、收入,还是无形的谈婚论嫁、子女求学、职场竞争,都投射出难以名状的焦虑。

房子、票子、孩子

樊胜美是月入过万的外企HR。人前,打扮得光彩照人；人后,却是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在上海,她买不起房,只能跟初涉职场的两个小姑娘合租,在网上她淘假名牌,只为省下钱养活小镇父母。男朋友为了接近爱慕虚荣的她,租了一辆宝马车充“土豪”,她也骗男友说租的房子是买来的——电视剧《欢乐颂》

专家认为,中产阶层的定义含混,按职业群体划分较为客观。在中国,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受过良好教育、靠薪资谋生的,都可算是中产阶层。

《欢乐颂》讲的是同住在一层楼里的5个姑娘的故事。剧中处于中产阶层的樊胜美,命运可悲可叹,引起了观众最多的关注和共鸣,甚至有一些入戏的网友声称,要“用支付宝给樊姐打钱”。

《欢乐颂》的编剧袁子弹说:“创作剧本时我们想尽可能覆盖到社会各个阶层,没想到播出后反响最大的是中产阶层。当前社会,中产阶层是中国的基石,电视剧里讲的买房也好,婚姻、爱情、友情也好,都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愿意思考,因此,关注的也最多。”

在中产阶层的饭局上、群聊里,房子、票子、孩子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北京某平面媒体记者闫秋(化名)说:“我的年收入只有14万元,爱人在国企上班,两人加起来不到40万元。我们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一套210万元,一套380万元,首付主要是靠父母,还不够,我们又在网上借了信用贷,每月要还4000元,两套房子的月供是1.6万元,其中一套租出去了,每月能赚租金6000元,剩下的只够日常开销,连生孩子都不够。”

在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工作的梁先生初为人父,儿子还未满百天,他已经开始用中、英、法三种语言给儿子读绘本,还准备换房子、报早教班。“现在已经在想他将来学击剑还是马术?学钢琴还是小提琴?”梁先生说:“自从有了孩子消费海了去了,一个推车9000块、一个安全座椅3000多,荷兰的奶粉、日本的尿不湿……赚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两口子年薪30多万感觉紧巴巴的。”

嫁豪门、择校门、出国门

母亲对女儿说:“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你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你进不了重点高中,你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你等于是这辈子完了”——电视剧《小别离》

中产阶层深信,教育是改变命运的主要路径。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点,并且还要通过更加“精英”的教育让下一代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把社会阶层看成一个金字塔,中产阶层就是塔上最勤奋的“蜗牛”,他们只有奋力向上才能保证自己不掉下来。

电视剧里也是如此。每个中产阶层都拼尽全力,想要再上一个台阶。《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常常找机会参加富人聚会,一心一意想嫁豪门；《小别离》里的中产家庭为了让女儿朵朵考入重点中学各种施压；普通工薪基层家庭里的母亲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一心想把“学霸”女儿送去国外读书……无形当中,生儿育女、谈婚论嫁都划分出一扇扇门。

闫秋告诉记者,她看《小别离》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演员黄磊饰演的方圆因为医疗事故没法当医生了。他对爱人说,活到中年发现自己除了当医生什么都干不了,失去这份工作,一切保障都没有了,发现自己与世界都是隔离的。“像他们这种准中产家庭,失去工作保障,就失去了家庭经济收入,对我们来说更加如此,怎么能不焦虑?”邱杨说。

“中产阶层有种天然的焦虑。”袁子弹坦言:“我本人也是中产,有时突然会想学区房怎么那么贵?要不要把孩子送去国外?作为社会中最大的群体,中产向上发展有困难,向下又有一种危机感,对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都不满足,所以时常处于比较煎熬的焦虑状态。”

从外部因素看,公共资源分配不均,是中产阶层焦虑的原因。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叶华举例说:“50年代,中国就没有多少中学,通过建重点中学给其他中学作为示范。但慢慢地,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等级。”

在这些领域里,富裕阶层不用争,贫困阶层争不起,中产阶层成为“争”的主力。山东大学哲学与发展学院讲师李淼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些拼命奋斗的中产群体,努力向上,远离底层,用尽力气换个学区房,只为子女不上弱校,不要和‘卖菜的、修空调的’孩子做同学。”

从内部因素看,比较、从众心理又给中产阶层添了一把柴。80后梁先生说:“我知道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在作祟。我们父母那辈人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我们这辈人基本都是大学毕业,要让孩子超过家长,起码要是个名牌大学毕业,就像你爬山看风景一样,总希望孩子看到更高更美的风景。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大家都这样培养孩子,你不走寻常路,将来什么结果无法预料。”

叶华认为,在收入水平普遍较高的北、上、广、深,碰到有车、有房、生活滋润的人要多一些,自然会使一部分收入相对较低的中产阶层降低对自己的评价,想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壁垒、分层、绝望

5个姑娘虽然同住一栋楼,没车的人下楼时按了“1层”,有车的人下楼时按了“B1”；樊胜美第一次跟“白富美”曲筱绡交手,发现对方的包包价格压过了自己,悄悄换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手袋才恢复自信——电视剧《欢乐颂》

阶层差异渗透在生活细节当中,看似平常,想来却难平心头之怨。有的评论认为,剧中人物主要来自上中下三个阶层,看上去有说有笑、互帮互助,但壁垒森严,恰恰是社会分层的映射。还有影评人说:“绝望堵住了阶级流动的一切可能:麻雀无法通过婚姻,飞上枝头；穷书生再努力,也难鲤鱼跃龙门。”

实际上,真正使中产阶层焦虑的是阶层固化,挤压上升通道。中产阶层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下一代能否维持中产或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信心,才会变得越来越焦躁。

《社会蓝皮书:2016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收录的《北京、上海、广州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调查了3000多名受访者。在回答“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公平”问题时,中间阶层中均有37%左右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认为“比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的,中间阶层中为39.4%。

曾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社交网络上走红的学者黄灯说:“我在广东生活,平常接触到的城市家长都是精英阶层,高学历、高收入,用非常精英化的方式教育孩子；我和丈夫都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如今在城市里也是中产,但还是会受到原生家庭的拖累；在农村老家情况就更糟了,家长教育程度偏低,对孩子的教育也不重视,他们能否竞争得过城里孩子,能否像我们当年那样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我最忧虑的是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社会分层愈发加剧。”

叶华等专家认为,眼下,我国阶层固化的现象并不明显,但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袁子弹说:“我们的社会很有活性,仍有不少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中产阶层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要用物化的标准衡量成功,樊胜美未必变成曲筱绡才是成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信也是一种成功。”（记者 毛一竹、张紫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