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不是“高空坠物案”的句号

2岁女孩在重庆某小区内玩耍，不料祸从天降，被一个酸奶瓶砸到头上，医疗费花费8万余元。找不到肇事者，家长将159户“有嫌疑”的居民告上法庭。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取证审理，13日，该案正式宣判。法庭认为，整栋楼第2-33层，共448户居民都不能排除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被告主体范围由原来的159户扩展到448户。每户向原告补偿360元。当日到庭的10几户被告均表示对这一判决结果还是能够接受的。

法院已经判决，此案似乎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未必。因为法院的判决还面临一个执行到位的问题，如果执行遇阻，判决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此案的执行必然是相当困难的。当日共有10几户被告到庭听取了宣判，记者随机向他们询问对宣判结果的看法，他们普遍表示，毕竟分摊下来，数额不算太大，对这一判决结果还是能够接受。也就是说，愿意赔偿的业主并不是认为法院判决有理，而是觉得数额不大，所以就息事宁人了。另外的430多户，他们连法庭都没有来，会不会都自觉落实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很难说的。

从法理上说，如果法院判决我赔偿，我也是不会赔的。请法院或者原告用事实证明我侵权，证明那个奶瓶就是从我家屋顶掉下来的。如果法院不能证明这一点，凭什么判决我赔偿？你不能因为我家住在这栋楼上，就负有连带责任，这样的株连政策，岂不是比元朝还厉害？这里，我们坚持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是承担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由高空抛物的受害人举证证明真正的加害人，并且要证明其主观上的过错，如果不能举出证据证明致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主观上有过错，则致害人就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而且也发生在重庆，这一例证就是发生的全国高空抛物第一案：2000年5月11日，一个从楼上扔下来的烟灰缸，把郝跃头部砸伤；而法院在一片争议声中判决楼上的22家住户各赔偿郝跃8100余元，共17万多元。然而，14年过去了，伤者郝跃仅获得其中2名被告的全额赔偿和1名被告的少额赔偿，总计不到2万元的执行款，连打官司的成本也没拿回来。直到14年后的2014年5月6日，重庆烟灰缸砸人案受害者郝跃，再次来到重庆渝中区法院，申请法院恢复执行，此后我们也没有听到回音，那19户责任人又给了多少钱。

当然，我们并不责怪法院，法院的判决是有依据的，这就是《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对于这一法律规定，法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它违反了多项法律原则，业主居住在2-33层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过错。如果这样的法律精神可以推广，今后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偷窃、伤害等财产和人身伤害案件，当无法侦破时，都可以判决居住在整个城市的居民负连带责任，由全体居民共同赔偿，岂不是荒唐之至。应该说，把法学界、理论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写进法律，必然产生难以解决的矛盾，这是一个教训。

那么，如果无法确定高空坠物的实际责任人，被害人难道就冤沉海底，无法得到公平正义？这是可能的。假如你遭遇车祸受伤，当然也必须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或驾驶人赔偿，如果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就无法获得赔偿，这样的情况是会发生的，那当务之急就是破案。如果破不了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政府完善救济制度，甚至可以动员有关住户捐款救助，但不是赔偿。执法机构不能因为破不了案，就通过录像，查出所有过往车辆，由他们平摊赔偿，这岂不是很可笑？

所以，对于奶瓶伤人案，首先需要的是破案，例如根据奶瓶留下的指纹之类的线索查找真正的责任人。如果破不了案，法院是难以判决的。（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