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带一路”要防范三大陷阱

提出3年多，“一带一路”的确取得超出预期的进展，但同时存在着三点悖论：

一是“一带一路”的声势已在全球造起来了，但要使“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深入人心的中国软实力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有些关键概念与说法，其实并没统一。比如，至今有的舆论还在讲“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概念，许多外国人会问，到底是哪60多个国家呢？再比如，官方爱用“belt and road initative”的翻译，但民间与学术界却更接受“one belt one road”的说法？

二是“一带一路”的确给沿线带来许多实际利益，但国际社会“隐性”的防范之心与“显性”的奢求之心也同样存在。笔者曾参与某“一带一路”沿线大国的双边“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的最后文本谈判，最大的感受是：对方非常希望把什么项目都往“一带一路”里钻，但谈判组在谈判过程中连续打电话回国与各项目的主管部委确认细节，发现许多项目都是陷阱。现在各部委与省市出国调研的团组很多，对类似的陷阱要千万小心。

三是“一带一路”已全部写入各省和绝大多数地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但各地的项目无序、恶性竞争开始出现苗头，一些重大项目缺乏可持续盈利性，个别地方政府“寅吃卯粮”，为政绩拼命争取财政补贴。比如，目前有10多条“中欧”班列，渝新欧、郑新欧、义新欧、连新欧等，各地都在抢货源。外国商会看到这个机会，在几个地方城市穿梭，竞相压低条件，使中国吃亏，最后是地方财政埋单。

根据笔者的实际感受，美国仍是“一带一路”的重点攻关对象。尽管“一带一路”的隐性认知中不包含美国，且美国的实力在衰弱，但美国毕竟是仍是目前的全球霸主。在有些国家，甩掉美国单干可能是可取的，但很多国家则未必。目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顾问已就“一带一路”松口，中国需要抓住时机，与特朗普团队合作办会，从商业利益上推进政治与战略合作。

近期，笔者在华盛顿调研，华盛顿方面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主要有几种：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太虚了，更像政治口号;二是沿线国家安全问题突出，不可能实现商业利润，企业不愿意入驻;三是中方与很多国家签订的合作数额都听起来太巨大，让人觉得虚假，这么多的投资与工程未来十年内哪怕实现一个就已经非常好了。

然而，目前美国智库已启动自己的“一带一路”调研项目。一些高官明确告诉笔者，从2016年起，美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一带一路”。比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兰普顿教授的东南亚“一带一路”铁路调研课题已进展大半;美国顶级智库CSIS全球治理项目主管、前白宫经济事务副主管马修·古德曼领衔的“重新联结亚洲”(reconnecting Asia)项目已对外公布美国眼里所有“一带一路”项目的标志;美国进步中心领衔的“一带一路”项目数据库据说已内部结项;高盛集团也在做“一带一路”项目，等等。

美国对“一带一路”认识的微妙变化应该得到重视和回应。我们可相应做出调整，达到对症下药。我们完全有实力，借美国之口与他们的外宣力量，有的放矢，抓住国外真正对“一带一路”有兴趣的团体，拿事实和数据说话，调动起他们参与合作和建设的积极性。

2017年起，做美国智库、投资集团的智库外交工作具有很好的时机与背景，可以通过数轮、数个不同合作对象的“中美智库一带一路对话”，影响美国的下一届特朗普政府，最终缓解美国对“一带一路”推进施加的压力，甚至可以实现与美国合作共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总结2016年G20峰会的成功经验，“一带一路”的下一步进展完全可以效仿G20智库峰会(T20)的心得，将“一带一路”国家智库层面的沟通机制化，发挥多种轨道、多层次沟通和公共外交的作用，做实“TOBOR”(一带一路智库会议)等类似的机制性会议组织。

发挥这种多轨道的交流，对应的目标群体不应仅仅是外国政府，更要面向商界群体以及社会大众;手段和方法上，不应仅仅依靠西方的主流媒体，更该重视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强大力量。在这方面，笔者曾参与的“中国大V南美行、非洲行”效果很好。可以搞几轮“中美大V一带一路对话”，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可信任度下降的趋势下，推进“一带一路”的国际民意建设。得民心的工作要更多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

另一方面，紧抓重大项目，请一批知名作家、智库学者参与调研，以小说、畅销书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内对外传播工作，真正提升中国软实力。

同时，像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畅销全球那样，中国也可通过智库立项的方式，让一批中生代国际畅销家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全球版图》作者康纳，剑桥大学教授、《丝绸之路》作者弗兰科潘等有独立思考，对中国有客观认识而不只是“献媚中国”，作品有较强国际穿透力的外国学者参与。用国内的话说，他们是“新的统一战线”对象，也是宣传动能的新力量。

总之，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我们应秉持合作开放的理念，实事求是地阐述共同开发，共担风险的市场化行为，强调合作的可能;也提出共担风险的要求，让市场说话，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共同利益会驱动各国越来越重视与中方的配合和合作。(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