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性对抗是台湾新的社会冲突形式

台海网12月8日讯 海峡导报特约撰述人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近期“一例一休”、“两性平权”等议题，已经让台湾社会陷入高度的价值性对抗的氛围中，在媒体高分贝报道、公民团体强烈诉求与政治人物激情演出下，台湾仿佛走向了分裂社会的边缘。

若从民意调查的理论观察，两极化的深V型的民意形态在民主社会并不多见，因为选举制度中的“选票最大化”将牵制积极议题产生趋中效应，开放社会与多元媒体也使得非主流意见仍有政治参与和实践的可能，从而愿意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因此扬弃激进的革命路线，毕竟其社会风险与成本难以承受。

解释这种对立民意可能只有几个指标：要不是这个社会本身存在高度的历史性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分歧（如德、法）；再不然则是社会处于剧烈转型变迁的过程，由于旧制的价值正在解体，而新的价值仍在建构中，进步改革与传统保守两股势力拉扯角力，所谓“社会失范”现象因而出现。显然，台湾目前“一例一休”、“两性平权”争议属于后者，也意味台湾的社会冲突已有了新的表现意义与形式。

就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台湾社会冲突大概经历了“族群省籍”、“政治路线与‘国家认同’”以及“公民社会与阶级”三个过程。

早期的族群冲突，包括早期移民社会的乡土势力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省籍对立，以“泉漳械斗”或“二二八事件”作为表现形式；中期“政治路线以及‘国家认同’”的矛盾，意即实行民主化以来的蓝绿对抗以及“统‘独’”争议，可将“美丽岛事件”与“野百合运动”作为写实的诠释；近期因为公民社会崛起以及经济社会分配问题所引发的阶级斗争，其代表自然为“太阳花学运”。

我们发现，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实不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每一个阶段对于未来的冲突也都埋下了初始条件，或是以更剧烈方式在将来引爆。正因如此，每个冲突的生命周期日益短暂，时间序列从数百年、数十年变成这几年甚至这些日子以来。以最新的价值冲突来看，本质上是台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极致冲突的现象。

客观来说，台湾人民在心理上尚未准备好面对这样螺旋上升或一次性的对决，为了避免单一社会议题成为政治斗争或是社会动员的工具，理性沟通与正确资讯的提供是当务之急。面对对抗意识的升级与社会的焦虑，民进党是否应该在价值理念推动之余，同时回到执政者应有的中立角色，为新的社会冲突建立新的规则之余，也让议题回到最初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