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文学济世路

12月1日，两岸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宝山送别陈映真。其实，很多大陆人不知道他是谁，很多台湾人已忘记他是谁。

他的文学路从一开始就立足底层民众立场

陈映真1937年生于台湾苗栗竹南镇，本名陈永善。小学时，他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本鲁迅的《呐喊》。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这本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如暗夜中的一道光，陪伴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影响深远。

1959年，还在上大学的陈永善以陈映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面摊》，此后他又陆续发表《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将军族》等。这些早期作品略显青涩，但已经显露出陈映真的文学路一开始就超越种族、宗教等藩篱，立足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以《将军族》为例，讲述的是发生在来自大陆的底层老兵和台湾雏妓之间的感情故事，两人虽相惜相扶却抵不过残酷现实，最终双双选择自杀。

左翼倾向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不仅呈现在陈映真的作品中，也贯穿了他的一生。1968年7月，陈映真被以“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等罪名逮捕。7年牢狱生活没有磨灭他的理想，反而因为与上个世纪50年代被捕的台湾政治犯同监，结识了那些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让我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志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让他化茧为蝶，“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待到1985年，陈映真抵押了房子创办《人间》杂志。这本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镜头下那些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边缘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响了台湾整个世代。尽管仅仅存活4年、发行47期就因财务困难而停刊，但有媒体评价说，它“在台湾杂志史的地位宛如圣典”。

给人希望、尊严、安慰和勇气，他用文学济世

作家白先勇称赞陈映真是个极端浪漫的人，“唯有他能直直写到人心中相当创痛的地方”。固然，陈映真温和、细腻、不疾不徐的文字具有感染力，但更打动人的应是他自省、谦卑、真挚乃至善良、正直的内心。

对于文学，陈映真的态度从来都是鲜明的。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曾发生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作为论战中的重要角色，陈映真主张文学要来自社会反映社会。2004年他在香港接受访谈时更明言：“写小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宣传，宣传一整代足以谴责眼前犬儒主义世界的一代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念先行的作家，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者，甚至公开认为文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我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陈映真的功利主义是什么呢？他曾自言：“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陈映真是用文学来济世的。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台湾的鲁迅”。不仅因为他的作品中看得见鲁迅的影子，更因为他如鲁迅一样敢于冲破社会禁忌。上世纪80年代，陈映真相继发表《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在戒严时期的台湾，说错话是要坐牢的。曾经坐过7年牢、并仍常被某部门叫去问话的陈映真勇敢地挑战黑幕，以温和、稳健、真挚的叙述，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2004年秋，林怀民“云门舞集”公演了《陈映真·风景》，向陈映真致敬。林怀民说：“在那个时代里面，陈映真的声音是重要的声音。”

历史面前，他选择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

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陈映真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他撰写一系列文章揭露“文学台独”的荒谬和危害。

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那正是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看到海外“台独”组织纷纷回台，陈映真敏锐的洞察力促使他放下手中的笔，走到反对“台独”的第一线——“中国统一联盟”的宗旨就是促进民族的团结与和平，建立统一的国家，消除两岸敌对意识，促进两岸交流。

台湾作家蓝博洲说，当历史走到陈映真面前时，他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这是陈映真用一生去实践的誓言。作为理想主义者，孤独是必修课。坚守左派立场，陈映真是孤独的；作为“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更是被台湾某些人批判乃至选择性遗忘。然而，他的光辉并不因此而减损。

可以说，在当前的两岸文学界，陈映真是独一无二的。他为绝食工人写下感人诗篇、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关爱、积极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他的光辉早已超越文学，光照人间。（孙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