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金融应走下殿堂走向民间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世界中，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整体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的从业人群，在福利上没有更大改进，这是造成当今世界民粹思想渐盛、全球化被质疑的重要原因，也是近期世界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个原因。

在这背后，金融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影响着财富分配，而金融的杠杆作用又使得这种财富分配更加两极分化。尽管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于更大范围客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实现的前提是技术力量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然而，从中国和西方的实践来看，金融并没有真正把低收入人群放在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人们做生意时，有融资、结算、财产保险的需要。在西方，金融业正是在为富商储存货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开始就是在为高收入人群服务。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史上的最大教训之一：金融偏离了为大众和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自娱自乐创造出来那么多让金融从业人员都很难理解的金融工具。当投资者不能很好理解这些产品风险时，怎么能够实现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把金融看成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认为银行是负责财富分配的一个机构。除政府和国有企业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私营企业和个人都不在我国金融的主流视野范围之内。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的金融才逐渐走向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服务。“互联网金融”近来之所以在我国兴起，正肇始于大量人群没有被传统金融覆盖而产生的金融压抑。

然而事实上，金融服务是让人力资本得以实现价值，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外部条件。无论是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还是脱贫、扶贫，都需要金融的倾心资助。如果没有硅谷的天使投资，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不少人就因为有笔1000块、2000块的小额贷款，成为致富带头人，改变自身和周围人的命运。有了金融资助，人力成本就可以变成现实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他人的梦想应是金融工作者最大的精神追求，也应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好尺度。

如何提高金融的可获得性？2005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普惠金融”倡议非常有创建性。普惠金融就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服务需求时，能够及时、有尊严地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高质量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不仅限于存款、贷款、支付结算，而且还应包括保险、投资和财富管理。普惠金融实现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强教育，让人们看到自身潜能，破除金融的神秘，珍惜自己的信用，凭借好信用从别人那里得到钱并加以珍惜，在让自己有更大发展余地的同时，创造更多财富回馈借钱者。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谨记：技术能拓宽金融服务的领域，但只有靠有爱心、辛勤劳动的人去运用，才能改变客户的生活乃至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为社会的公平发展与和谐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的金融从业人员应从高高的殿堂走向民间，回归服务业的本质，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服务者。金钱可以衡量，但社会的尊重无价。(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本文由曲翔宇整理自作者在“2016年中国小额信贷国际峰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