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传颖：支付宝“圈子”捅了社会责任“娄子”

仅仅两天时间，新上线的支付宝“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等“圈子”就因涉大尺度照片，迫于舆论压力关闭，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的董事长彭蕾也公开道歉。

支付宝的这两个应用实际上是基于几亿的用户数量和建立在其之上的征信体系。这个信用体系通过对几亿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收集，并且通过一定的算法给个人信用进行评级和打分。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个人信用评级只能由政府来做。但现在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具备与政府同等甚至更强的个人信息收集能力。互联网企业可以用这种能力来回馈社会，帮助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如支付宝用户可以用“蚂蚁信用”来贷款、撮合交易，甚至是办理签证事务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这次公共资源进行商业开发。

单纯从事件的商业逻辑来看，支付宝做的非常成功。一个新的应用推出，短时间内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两个应用的使用量在24小时内都突破了千万级。

可社会的反应却超出了商业的层面，也远远超出了支付宝的预期。

这件事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互联网大型企业如何将商业逻辑与社会利益兼容到一起，而不是仅仅从商业创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同彭蕾在道歉信中反思的那样，支付宝是如何从一个“你敢付我敢赔”，甚至是让“天下无贼”的创新、责任和担当变成了今天被冠以各种污名。

问题在于，支付宝以及其他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商业平台，事实上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和监管的职能。这些企业受益于这种垄断性的角色，但却没有把自己的社会责任真正的当一回事情。由于支付宝这次没有对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做广泛评估，单纯从商业逻辑出发行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圈子事件”给大型互联网企业提了一个醒，当受益于垄断性地位的同时，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放在与商业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

“圈子事件”在激起舆论反弹的同时，未尝不值得社会反思。从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多的从事个人信息收集以来，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形成相关风险意识，而是视之当然。这次事件，也是给公众提的一个醒。

另一方面，还可以对此次事件中的信用评级做一个深入的思考。支付宝给出的750分的门槛已经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为了达到750分，用户的生活习惯就会受到支付宝评分的算法的规制。比如，人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大家都会去结交那些有钱和有地位的人。再比如，通过支付宝缴纳水电气的费用会增加信用指数，大家都会抛弃以往的习惯，统统通过支付宝来支付账单。算法的背后是对用户行为的规制，从而引起生活伦理和商业伦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成为重要的社会性问题。

所以，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当慎用自己积累的公共资源进行商业开发。从最低要求出发，至少应当学习如何去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的评估。加大企业内部对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有法律、公共管理、社会学背景的员工参与到产品开发的流程当中。同时，企业也可以加强与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借助外部专家的力量来合理评估产品的社会影响。(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员)